記得我們在1970年到雲南農場的時候，首先的感覺就是很「左」。印象最深的是當時的軍代表叫宋天明，就像一個太上皇，凶的很。用現在的話來說，是「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禍害的重災區。什麼「劃線站隊」、什麼「痛打落水狗」等等。在我們雲南農場「姦污女知青」「吊打捆綁男知青」其慘烈程度在全國農墾系統是首屈一指的。1974年的時候還槍斃了幾個現役軍人。據現在可查閱到的材料看：我們當時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在1973年因病殘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這裡不少是冤假錯案。
說到姦污女知青的事就更加厲害了，據當時的統計，雲南兵團4個師2個獨立團發生姦污女知青案件139起。還有就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我就親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在這片土地上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到我們返城的時候，我們雲南的知青在那裡死了有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最終使我們知青開始「造反」的原因還有艱苦的生活環境，惡劣的勞動條件，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我們剛去時候，就趕上了東風農場的大擴張。從原來的六個營（就是後來的分場）一下子擴展到十五個營。到處是「大干、苦幹、拚命干」「活著干、死了算」「要膠不要命」的極左口號，連年的「大會戰」。吃沒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裡。你干不動就會遭到無情的批判。這使我們這些17、8歲的年青人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生理上都獲得了一種毫無人性的摧殘。年復一年的「破草房」、「鹽巴湯」、「爛泥路」，那裡是我們希望的盡頭。現在想想實在是有點後怕。物極必反，這是一個真理。壓得太久了就會反彈。雲南知青的大返城是長期以來積累起來的一種反抗情緒的大釋放，是誰也無法阻擋的。
到了1976年2月，距逝世僅有半年多時間的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報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鄉，才是解決知青問題的根本辦法；而中止了它，又無疑會帶來一系列新問題。就是在這種矛盾困惑中，帶著深深的遺憾，毛澤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為什麼是這樣的結局呢？關鍵還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無論是在指導思想上還是在具體的實踐中都錯了。毛澤東那時最為忌諱的就是不許有人反對「文化大革命」。恰恰誕生於這個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了，豈能否定。最多做些局部的調整已經是尚尚大吉了。可惜，歷史就是這樣，錯過了最佳的機會就會帶來無群的嚴重後果。
（摘自1978年，雲南知青大返城--30年以後答記者問（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