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單位裡來兩個外調人員，頗有點來者不善。其中那個戴眼鏡的，先泛泛地問了幾個一般性的問題，比如你想不想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群眾懷抱裡來呀，你覺得自己的態度老不老實呀，等等，接著追問：「你認為自己的問題交代完了嗎？還隱瞞了哪些問題？」不等我回答完，他猛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太不老實了，交代問題避重就輕！我問你，我單位有人舉報你說過打算到銀行搶兩千塊錢的事，究竟有沒有？」我一聽，覺得好笑。世上哪有搶銀行之前先預定好搶劫數額的？倘若銀行裡只有一千九呢？或者倘若銀行有兩千一，是不是還要留下一百元？
我明確答覆他們，我從來沒有說過這話。當天的外調不歡而散。來人走後，我仔細考慮這個空穴來風究竟是怎麼刮起來的，一點頭緒也想不起來。他們逼我寫交代材料，我不知從何寫起，僵持了幾天。後來，我終於想起一件可能沾邊的事。當時是文革初期，報紙報導雲南邊境某縣發生一起搶劫案，劫匪搶走兩千塊錢。我和幾位朋友似乎談論過這個熱點新聞，可能如今被演繹成我打算搶銀行了。我說明原委，他們不信，說我狡辯，逼我寫交代材料。無奈之下，我決定編一個包含有「說搶銀行」和「兩千塊錢」兩個元素的故事。
他們看了我的第一篇交代材料（亦即第一篇小故事）後，對我說：「開始交代自己的問題了，說明你還是不想與人民頑抗到底的，我們歡迎。不過，這兩千塊錢，還不是那兩千塊錢，你再好好考慮考慮，要深挖，爭取主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臨走時特別強調：「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寫出來，我們明天下午來拿。」當晚，我又以「說搶銀行」和「兩千塊錢」為元素，發揮想像力，編一份交代材料。次日，來人看了材料，不滿地說：「這還不是那兩千塊錢，重新交代。」
接下來幾天，我又一連編了幾份材料，但都「還不是那兩千塊錢」。我漸漸琢磨透了，他們是想逼我編出與他們炮製的材料對口的材料。這怎麼可能呢？我交出第六份材料時，他們仍說「還不是那兩千塊錢」。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就斗膽索性說出自己的想法。我說：「本來，您只要兩千塊錢，現在我都開出一萬二了，您還要。如果您繼續要，我還可以開。」聽我這番話，他們若有所悟，那天臨走時只說「你再考慮考慮」，沒有說「重新交待」。當晚我就自作主張沒再寫材料，他們也「心有靈犀」，居然沒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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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訓班學習。剛到兩天，公安局就來抓人。一起抓61人，縣長、書記、公安局長全部被抓。公安局的人說我們是叛亂分子，用麻繩把我和蔡巴阿拉格連在一起。我們被交到西寧勞改局，我被判15年，押到德令哈農場勞改。那時我26歲。
農場裡犯人打犯人很厲害，公安局的人讓刑事犯打我們。那些犯人一邊打我一邊問我：「你搞叛亂殺了多少人，老實交待。公安說你殺了人了。」公安的人站在旁邊看刑事犯打我們。再後來就開始餓肚子了，柴達木勞改農場有13萬人，死得只剩七八萬人。我們吃了三年茴條、苦苦菜和鎖陽。我算是活著回來了。
回來剛一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又給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批鬥的時候你一拳我一腳，到現在我耳朵裡還在嗡嗡地響：「屢教不改，死路一條。屢教不改，死路一條。」1980年我被平反，祁連縣的縣長、海北州法院的人、祁連縣法院的人都來了。我對他們說：「過去人的數字裡沒有我，現在我好歹算是個人了。」公安局的人給我們每人發了幾個錢，就算平反了。──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