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功行賞，親疏有別
凡舉有功於共產黨1949年取得政權的「民主人士」都得到了如期的回報，從「民主黨派」、政協、人大、政府、國家的虛職、名譽、地位以至特權待遇。「民主人士」心情舒暢，得意春風。
當然不是沒有等差的，以民主黨派大牌「民盟」為例。章詒和文章中多次提到，「反右」降職降薪之後，羅隆基對於章伯鈞擁有國家供給的汽車而他卻沒有，一直耿耿於懷。章伯鈞夫人李健生知道，是兩人降職的幅度不同，章伯鈞從行政三級降到七級，羅隆基從四級降到九級。豈止是降職的幅度不同，定職的尺寸從開始就不一。兩人的頭銜大致相等，章伯鈞比羅隆基多出一個農工民主黨主席和《光明日報》社長。1949年前，一個運作組織，一個作宣傳鼓動，「民盟」中章羅旗鼓相當，但勝利後的待遇卻有了差別。羅隆基更為不滿的是，他主管宣傳卻被排除在「民盟」機關刊物《光明日報》之外，共產黨顯然重用章伯鈞。
親疏有別，其來有自，瞭解了兩個人的盟前經歷，就不以為怪了。
半路上船的羅隆基
羅隆基留學英美獲得政治學博士後1928年回國，回國後歷任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系教授、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學政治經濟系講師、《新月》雜誌主編、天津《益世報》主筆、南開大學講師、《北平晨報》社社長，這是他三十年代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期間的大致經歷，1938年受聘西南聯大政治學教授，南下昆明。 在《新月》、《益世報》、《北平晨報》期間羅隆基發表了大量文章鼓吹人權、民主、法治，抨擊國民黨一黨專制，屢屢觸犯國民黨當局。《新月》時期1930年末羅隆基在中國公學遭逮捕，轉過年，1931年1月又被教育部以言論妄謬、迭次詆毀國民黨為由，電令光華大學解聘，在天津《益世報主筆期間甚至險遭暗殺。
這十年間羅隆基活躍於論政，文章尖銳犀利言辭激烈凌厲，社會影響極大，但對他個人也譭譽不一。中公、光華羅隆基兩次遭難，都賴胡適奔走營救。但是胡適已經看到羅隆基的弱點，「羅君自認為受國民黨的壓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對國民黨之運動總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劃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論家之大忌」，一語言中羅隆基的致命傷。操守不彰不僅影響到他論政的品質，而且注定了他四十年代的政治抉擇，他選擇了未來的災難。
羅隆基與國民黨當局的對立起於民主憲政的理念，但他並不排斥入仕。羅隆基回國之初胡適曾轉給他一封戴季陶的信，想請他到考試院做事。他覆信胡適：「惟原函中所謂在院服務，並未言明何項職務，所謂黨校教書,亦未言明何項科目,令人實難答覆……何去何從，當以考試院之職位而定耳。」羅隆基的清華同窗《新月》同仁聞一多對他批評最酷,「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協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他當面直言羅隆基，「足下蓋逆取者也。」即使「世人皆欲 殺，吾意獨憐才」對羅隆基極盡公平的梁實秋也不避諱評他是「才高於學，學高於品」，一語道破羅隆基的致命弱點在德之不濟。談到羅隆基四十年代投靠共產黨的選擇，青年黨元老李璜的看法是，黨外人才像羅隆基那樣待價而沽的行政好手政府卻不網羅借重，「於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於沒落，而要想有點作為，則你不用他，他會自打主意。」論政從政如不信守原則，難免不朝秦暮楚；評人論事以個人好惡為轉移，就會黨同伐異。羅隆基從論政到從政，走出來的就是這樣一條路線。1938年羅隆基作為國社黨代表被聘為國民參政會議員，參政會上他的發言常常不代表國社黨，也與黨魁張君勵意見相左。有人問起他，得到的回答是「政治家之於黨，好似行路者之於找一所屋宇，藉以避蔽風雨。國社黨並非高樓大廈，僅不過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廈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以聊蔽風雨。」羅隆基代表國社黨代參與組建「民盟」並出任其宣傳部長，後國社黨退出「民盟」，他則脫離國社黨留在「民盟」，大概是找到比較滿意的房子了。
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展開，武漢失陷後，張君勵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要求共產黨取消邊區，放棄軍隊，擱置馬克思主義。而羅隆基棄中立的立場於不顧，公開主張要抗戰就要和中共搞好關係。四十年代的羅隆基已是活躍於政壇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了，他與「民盟」步步地靠近共產黨，逐步成為它可以操縱的盟友，1943年羅隆基還曾設法投奔延安。
說羅隆基因天真輕信而投靠共產黨冤枉了他的才學和智力，說投機也小看了他，羅隆基有野心—毋寧是仕途的而不是政治的—而肯冒險，在政治的交易中敢於置理念、原則、公義與操守於不顧，反國民黨的羅隆基給共產黨投懷送抱了，共產黨接納了他。此時，我不禁想到傅斯年，那個創建史語所的傅斯年，那個代理北大校長的傅斯年，那個不避犯顏蔣總裁趕走了孔祥熙、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為民請命的大炮傅斯年，那個為道義、為學問、為國家，不入黨、不做官的傅斯年。共產黨就網羅不到好人。
脫黨的同路人章伯鈞
投靠共產黨的羅隆基到底是半路上船，他不是共產黨出身，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起家。對於共產黨，他可以使用，卻遠不足信任。
章伯鈞就大不一樣了，他一直從政，他的政治生涯始於共產黨，雖說後來脫黨，但他以「第三黨」身份的政治活動始終不離共產黨左右，自認一輩子對共產黨問心無愧。1945年7月1日作為社會賢達章伯鈞與黃炎培等五人應邀訪問延安，同行的傅斯年稱章伯鈞此行是「第三黨歸宗」。回顧歷史，此言不差。
1923年留德期間章伯鈞經朱德介紹加入共產黨，1925年又在柏林結識了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遂成摯交。1926年章伯鈞回國，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年6月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黨代表、總司令部政治部。1927年8月章又參加了共產黨的南昌起義，任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起義失敗到香港後脫黨，從此開始了他共產黨同路人的政途、追隨鄧演達「第三黨」的政途。
鄧演達是什麼人呢？鄧演達是國民黨內親共派、第三黨創始人，堅決反蔣、積極聯共。鄧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攻克武昌後組 織行動委員會倒蔣，和毛澤東一起主持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5月北伐前夕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擴張； 到1927年3月二屆三中全會，國民黨左派聯合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翻過來，免去蔣介石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中形成絕對多數，會上鄧演達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鑒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已成「黨內有黨」之勢，加之它 在北伐軍所過之處推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怖政策遭到國民黨內強烈反對，於是有了「四一二」清黨。6月間鄧演達從武漢秘密爢出走，10月份抵達莫斯科。 11月1日與先期到達的宋慶齡等聯手發表《莫斯科宣言》，號召反蔣聯共、繼續國民革命，11月中旬得斯大林接見。
響應鄧演達的《莫斯科宣言》，1928年初包括章伯鈞在內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脫黨人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革命黨」，舉鄧演達為總負責人，章伯鈞當選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鄧海外缺席期間譚平山代理。譚平山，中共政治局委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長。1927年8月譚平山參與領導南昌起義，失敗後南下汕頭後要成立國民政府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因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太雷反對而擱置。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被告發，在上海被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三次親自往見鄧演達，勸其大敵當前放棄前嫌重新合作，未果。11月29日鄧在南京被秘密處決，後共產黨追認他為烈士，1957年遷葬於中山陵西側。
此一「中華革命黨」即為「第三黨」之始。但此一「中華革命黨」非彼一「中華革命黨」，後者為孫中山為反袁護國發動「二次革命」而於1914年在東京創立， 取傳統會黨形式，強調對領袖個人的效忠。這個第三黨曾三度更名：第一次是1930年5月鄧演達從歐洲歸國，該黨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決議改「中華革命黨」為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二次改名是1935年11月在香港的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上，改稱「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會上章伯鈞當選中央臨時執 行委員會委員。第三次是1947年在上海的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上，「農工民主黨」出臺，章伯鈞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成為名實兼備的黨的領導人。
雖然20年間三易其名，但「第三黨」的組織一脈相承，「第三黨」擁共的政治路線一以貫之。建黨之初，它主張反蔣（武裝反蔣）聯共、推進國民革命。「民族解放委員會」時期，它主張以中共的抗戰路線和方針為黨的行動綱領，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黨的思想武器，在政治上加強與中共的合作，要求承認共產黨政權，聯合抗 日（見其《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主張》）。
1938年其全國第三次幹部會議上章伯鈞當選總聯絡人，開始了第三黨的章伯鈞時代。內戰之中「民盟」時期，「第三 黨」與「民盟」同步，支持人民武裝鬥爭——也就是內戰，擁護土地改革，聯合共產黨，推翻蔣介石。「第三黨」早期的非共主張例如平民政權的願景，早已讓位於 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現實政治目的了。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中，「第三黨」與共產黨或積極奔走從旁策應，或全力配合共同舉事，對於獲得共產黨的信任與重 用而言，章伯鈞有著羅隆基不可企及的「歷史優勢」。
1933年章伯鈞協同「第三黨」一起參與發動了有名的「閩變」，在福建另立中央，對抗為國際承認的南京政府。上海「一二八」抗戰中名聲大噪的第十九路軍奉調福建剿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軍長。十九路軍失利後軍長蔡廷鍇前線媾和，與紅軍達成停火。十九路軍前身為粵軍改編的國民革命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副師長蔣光鼐，蔡廷鍇為屬下團長。1933年6月間，第三黨就聯繫陳銘樞並桂系軍閥李宗仁、陳濟棠等合議另立政府。11月20日「閩變」 爆發，第三黨與福州生產人民黨聯合十九路軍舉行「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推李濟深為國家主席，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等 為政府委員，章伯鈞出任經濟、文化委員會委員，兼土地委員會主任。「中華共和國」宣布與紅軍停止軍事對抗，與江西共產黨蘇維埃政權合作。不滿十九路軍另立 政府、與共產黨媾和而不言抗日，桂系通電不表支持，同時中共蘇區政府也不與福州政府真誠合作，蔣介石調軍入閩圍剿，次年1月13日中央軍攻佔福州，短命的 「中華共和國」即告結束，「閩變」落幕。回顧辛亥革命之後北洋政府以及軍閥混戰那一段歷史，一個問題浮上心頭，這種建國事變與軍閥割據有什麼根本不同 呢？！
對共產黨而言，章伯鈞之更可信用，自然也在他在「民盟」的特殊表現。尤其是1947年10月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予以取締，民盟中央負責人宣布解散停止活動之後，章伯鈞反其道而行，離滬赴港秘密活動，三個月後與瀋鈞儒在港主持召開了民盟三中全會。會上宣布民盟由「中立」轉向同共產黨合作，章伯鈞和 瀋鈞儒主導全盟盟務。5月間，章瀋代表民盟通電全國，響應共產黨號召，發起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章伯鈞功在黨國——共產黨和「新中國」。
作為一個脫黨而不反黨、不背離黨的方針路線、始終協作於共產黨的忠誠的「第三黨」盟友，章伯鈞在共產黨「新中國」所收穫的一切都是適得其所。不過，所謂國共之外的第三條路線卻是徹頭徹尾的自欺欺人，一輩子對共產黨問心無愧的章伯鈞有什麼資格談第三條路線呢？
因為權與利，「民盟」內與章伯鈞針鋒相對形同水火，實在是恃才傲物的羅隆基不明就里。無論是論「革命」資歷還是政治貢獻，羅隆基在共產黨那裡都沒有本錢與章伯鈞一較短長。章羅二人的衝突以及有等差的政治待遇和遭遇，其根源不在兩個人自身，而在接納和領導他們的共產黨。
可哀不可頌的「民主人士」
章詒和回憶羅隆基、章伯鈞的文章中反覆引用過章伯鈞談及「反右」運動及時認錯的一段話。文章說，「反右」運動中，章伯鈞是認罪最早的，而且是按照指定的調子認。為什麼？章伯鈞自己的解釋是，難道讓上面認錯？我不認錯，這個運動能收場嗎？既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敗的能力。這可真是一廂情願了。毛澤東一聲號令，全部黨國機器開動，共產黨的「反右」鬥爭豈是章伯鈞買單就可以回天？！只道是旁觀者審，當局者迷。章詒和談到父親經常的感嘆，「民盟為了一致對付國民黨，與共產黨聯手‘合作’了。無論怎麼聯手合作，都不是擁戴你為王」。章伯鈞不明白他不過一個共產黨毛澤東玩於股掌之上的「民主人士」，卻自以為助共產黨 建國有功而一言九鼎，甚至竊望「擁戴」！昏憒無過於此者。章伯鈞政治一生鍥而不舍，成就了一個政治人物，卻遠非政治家，雖然他務實、勤奮、幹練，也能行人 之所不行，例如在「民盟」向共產黨一邊倒的運作上。政治之為「家」所必要的那些品質，理念的號召、原則的堅守以及雄才大略均為章伯鈞所短，他的目標毋寧是權力的而非政治的。不被擁戴的寂寥傳達了他對權力的慾念，「大鳴大放」中他政治設計院的主張，不是釜底抽薪直指共產黨的獨裁，而是想要與共產黨平分政權，只是沒有料到共產黨殺功臣會殺到他頭上。
追隨共產黨求取功名而終毀於共產黨，其狀可哀：一生擁共不愧不悔，其行其狀斷不可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