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對知識份子、特別是大知識份子歷來不抱好感，竭盡熱嘲冷諷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後人分析，怎麼估計羅這句話對毛的傷害也不過分，因為它觸痛了毛的一個隱秘的創傷。一般認為，毛對知識份子的理解基於兩個經驗，一是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時受到一些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蘇的列寧主義知識份子的輕視。
一九一九年，毛來到故都，由未來的岳父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讓他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毛和斯諾談話時正處於困難時期，還沒有一九四九年後天南海北任意發揮的瀟灑，這段話基本上是陳述事實。儘管他對這一體驗耿耿於懷，但到底承認了兩個客觀原因，一是這些名人們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話也妨礙了名人的興致。只是剛好是這個小人物，三十年後主宰了中國，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後來遭難的知識份子也許有理由責怪當時的那些名人：如果他們的態度謙和一些，如果他們屈尊與圖書館助理員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對知識份子的觀感可能就不是後來那樣酷烈。
假設不是沒有意義。引領時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負，固然說明他們的境界還不夠高、做人上還差一個等級，但一個苦鬥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擺一點架子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親梁濟曾給當時的名人梁啟超寫信討論時政，不獲回音，梁濟在日記中記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無怨恨之意。梁濟自殺後，梁漱溟以此見告梁啟超，引起梁啟超深深的自責。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據自己對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對知識份子的判斷，顯然就有點意氣用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