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黑殺風－－手無寸鐵的孩子也不放過

「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一)

作者：林啟山發表：2011-09-22 12:00

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邵陽縣因「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殺隊」，導致當地死傷慘重而遠近聞名。40餘年後的今天，經歷者仍記憶猶新，談虎色變。我在邵陽縣土生土長，80年代前曾在邵陽縣委辦公室工作過20多年，「文革」中抓「黑殺隊」更親歷其境，1974年還參與調查。這一事件之殘酷慘烈，實在無可名狀。現據當年調查之史實，述其來龍去脈，以警世人。

一、邵陽縣歷史政情略述

觀諸近現代史，貧困閉塞落後之地往往易成「革命之鄉」。邵陽縣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成為「極左」肆虐之地，與當地的經濟、人文、歷史條件有極大關係。1968年抓「黑殺隊」事件過後，筆者痛定思痛，回溯該地歷史，認為其禍根早已深埋於1950年代以來肇始的「極左」政治思想之中。

邵陽縣地處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雖有芙夷、赧水雙江相匯成資江在境內穿流而過，但因地勢偏高，仍屬衡邵乾旱走廊的要衝地帶。俗謂「倒了茶罐漲大水，豎起茶罐遭天旱」，十年九旱，耕作方式落後，比刀耕火種好不了多少。當地民眾靠天吃飯，生活貧困，且兵匪、災疫橫行。每逢災年，民眾告貸無門，伐木充食，掘土療飢，沿門乞討，餓殍遍野，苦不堪言。[1]

「文革」中邵陽縣發生慘絕人寰的抓「黑殺隊」事件並絕非偶然，早在1951年3月該地就發生過同類事件。1951年，在老邵陽縣第七區（即今酈家坪、諸家亭一帶），就曾發生過聳人聽聞的「抓黑殺隊」事件。在近一個月的時間內，到處只聞毆打之聲，抓千人，傷百人，死10人。幸處理及時，才未釀成更大的慘禍。但因當時正是土改高潮，顧及影響，此案作內部處理，被處理的幹部不久後大都官復原職。此事為當地幹部「寧左勿右」的思想埋下根源。[2]此後，無論是土改後的「合作化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邵陽縣的負責幹部基本都抱持這種心態，當地民眾被這些運動折騰得苦不堪言。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提倡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這個文化滯後、經濟閉塞的縣份，「階級鬥爭」成了一切工作的動力。1964年冬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或「四清」，即清經濟、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階級鬥爭更是頭等大事。邵陽縣被列為邵陽地區的「四清」重點，地委組織了一個「社教總團」，集中了全地區1萬多名幹部，組成9個分團派駐各區、社，當地基層幹部全部列為「四不清」對象「掛起來」。地、縣主要領導改名換姓，「扎根串連」，「重新組織階級隊伍」，「背靠背檢舉揭發」，大搞「逼、供、信」，「車輪戰術」，「人人過關」，大喊大叫「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開水淋」。於是，貪污糧、錢的「千字號」、「萬字號」比比皆是。在短短的兩個月中，舉家外逃者不計其數，自殺身亡近百人。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下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明確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糾正運動初期大整基層幹部、群眾的「極左」傾向。筆者當時就在社教總團工兒，參與發放文件，並要求生產大隊用大鏡框將文件鑲嵌高挂，讓全體社員群眾長期觀看。然而，邵陽地區的社教總團的領導卻說，「不是鬆了、而是更緊了」，繼續實行高壓政策。狠批「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大割「資本主義尾巴」。[3]於此可見邵陽縣幹部受「極左」影響到底有多深。

二、1968年「黑殺隊」事件始末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階級鬥爭」風靡全國，家庭出身不好者或歷史上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成了「文革」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各級黨政領導機構全部癱瘓，無政府主義盛行，實行「三支兩軍」（即軍隊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各地的「支左辦」成了當地的最高權力機關，軍隊支一派、壓一派，「極左思潮」瘋狂到了無以復加的嚴重程度。邵陽縣一些基層幹部與農民舉著「階級鬥爭」的大旗，頂著「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風捉影，亂砍濫殺，而上面又放任自流，終於釀成1968年7至9月的「抓黑殺隊」慘禍，3個月內，死人逾千，「殺人如殺雞」。[4]當地人聞之色變，但無人敢追究此事，直到1974年楊蔭甫任邵陽縣委書記之時調查此案才算有了可能。那時該地政治氣氛極為壓抑，楊蔭甫兩耳灌滿了關於幾年前抓「黑殺隊」的可怕傳聞，但無人能說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當地有人因「站隊正確」、執行「極左」路線而陞官得利，派系鬥爭嚴重，對這一慘案持「好得很」與「糟得很」兩種對立看法。楊蔭甫本人深受「極左」路線之害，思慮再三，決定開誠佈公地全面調查。他在省、地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抽調幹部百餘人，組成地、縣聯合調查團，在1974年4月，用1個月的時間，分期分批對全縣在「黑殺風」前後所發生的亂殺人事件，包括「刮紅色政治颱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在內，全面調查摸底。筆者為該調查團成員之一，並兼任秘書，負責記錄並掌管全部調查材料。隨著調查工作的不斷深入，所謂「黑殺風」的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1．「黑殺風」禍起東安

在此先介紹湖南流行的「黑殺風」與「黑殺隊」一詞。這兩個詞由湖南道縣貧下中農「造反」組織首創，指當時的「地、富、反、壞、右」等五類分子及其子弟聯合起來成立「黑殺隊」，目的是要向幹部和貧下中農們反攻倒算，報仇雪恨。其實查其源頭，這都是當時的貧下中農「造反派」組織對「黑五類」及其子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結果。但當時人們在「階級鬥爭」理論的灌輸下鬼迷心竅，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遠，信以為真。湖南道縣1967年的「黑殺風」（即大規模屠殺「黑五類」及其家屬）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流風經東安而到邵陽，次年，邵陽縣便發生了同類慘案。

1968年正是「文革」鼎盛期，階級鬥爭如火如荼。7月8日，毗鄰的東安縣大水公社枇杷鋪大隊[5]被批鬥關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該大隊派李大德等人到鄰近的邵陽縣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隊查找，並貼出大字報稱：「東安縣的‘黑殺隊’要殺向邵陽縣陳寶沖一帶，弄子口有內應」，要求全體貧下中農團結一致向「黑殺隊」專政，將「黑殺隊」成員全部抓起來，斬盡殺絕。李大德等人同時還提供了陳振球、陳仕元等一批「黑殺隊」成員名單。弄子口大隊聽聞此信息後，決定由大隊黨支部副書記XXX和文革主任蔣金祥等去東安縣枇杷鋪大隊調查核實。根據枇杷鋪大隊「造反」組織提供的資訊，該大隊吳超寶供認：家住邵陽縣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隊的舅父陳振球、陳仕元等15人是「黑殺隊」。調查人當面詢問吳超寶，吳卻矢口否認。枇杷鋪大隊的「造反派」立即將吳超寶四腳朝天吊起來，在其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壓土磚，當壓到第三塊土磚時，吳受刑不過，又供認如初。但被放下後又矢口否認，如此反覆多次。由這一逼供過程推斷，吳超寶指認其舅父陳振球等15人是「黑殺隊」成員，屬於嚴刑逼供之下的屈打成招。但當時報紙上天天講「階級鬥爭極其複雜、嚴峻」，正值「極左」猖獗橫行，對這一「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人們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討論之後，認為人命關天，應該由上級決定如何處理。弄子口大隊的調查人員回去後立即將情況向上級匯報，但當時區、社領導「靠邊站」，主政的武裝部長不敢表態，於是將問題迅速反映到縣「支左辦」。縣「支左辦」領導人柴德林政委站在「極左」的立場上明白指示：「現在是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你們要站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新高度，好好學習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覆領會‘紅色風暴’的真正含義，分清什麼是‘糟得很’，什麼是‘好得很’，你們要爭當‘好得很’派，而不要當‘糟得很’派，隨時隨地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千萬不要向貧下中農潑冷水」。柴德林這番話幾乎是明告請示者應該鎮壓「黑殺隊」。

弄子口大隊得信後，立即將陳振球、陳仕元等人全部抓起來關押到大隊部。因擔心他們逃跑，於是發明瞭一種刑具：先將一截大樹從中鋸開成兩半，再在兩塊合縫處鑿15個碗口粗的大洞，讓被關押的人每人在洞內放進一隻腳，然後將兩塊樹木合攏，再在兩端加鎖，被關押者因此一動也不能動。這就是邵陽縣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在「文革」中創造的第一件刑具，命名曰「樹刑」。緊接著效法東安縣嚴刑吊打逼供之法，受刑者屈打成招，普遍亂咬亂供。7月11日，陳振球被毒打致死；12日，蔣坤妹被迫投塘自盡；16日，陳仕元、陳哲林、陳階生等先後被毒打致死。他們是「黑殺風」中第一批死難者。

中和公社留旗大隊地主子弟蔣鐵軍被家住東安縣的未婚妻供認為「黑殺隊」，該大隊立即對蔣實行關押逼供，蔣在酷刑逼供之下被迫按施刑者的指問招供，「7月14日成立了‘黑殺隊’，名稱就叫做‘反共救國義勇軍’，行動口號是：「先殺黨，後殺團，貧下中農看情況；刀對刀，槍對槍，血洗萬里如牛羊」。他還供出鷓鴣大隊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個所謂「黑殺隊」員。莫勇成遭受毒打後上吊自殺，其女兒莫細雲又遭酷刑逼供，供出105個所謂的「黑殺隊員」。正所謂「酷刑之下，何求不得」，受刑者為減輕皮肉之苦，普遍亂咬亂供，受牽連的人員迅速增多，抓「黑殺隊」之風開始蔓延。

2．「8·4血案」引發全縣屠殺──地主子弟鄧保民的滅門之禍

1968年8月4日，邵陽縣黃塘公社突發大血案，共死9人，事件肇由是地主子弟鄧保民殺人。此事立即成了引爆全縣屠殺「黑殺隊」成員的「烈性炸藥」。後經多次調查，此事件詳情如下：

鄧保民，男，1924年生，邵陽縣黃塘公社蛇灣大隊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學生，解放初參加工作，在縣糧食局從事儲運工作。鄧喜歡讀書，特別好讀文藝書籍，對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愛不釋手，閑談時喜歡向人介紹書中的故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等。由於鄧講故事時有色有聲，文詞並茂，很受當地人推崇，聽他講故事的人也越來越多。

1966年「文革」開始，其序幕即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謂「三家村」即原北京市市委副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宣傳部長廖沫沙三人曾合作寫了幾本書，其中以《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最為有名，「文革」中也被批判得最厲害，說這些書中隱藏著很多「反動」內容，被作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中國自50年代以來的政治運動，其特點是要「上挂下聯」，各地領導為了表明自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批「三家村」時，便大抓「小鄧拓」、與「一切牛鬼蛇神」，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政治污點的人，都在被抓之列。鄧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宣揚過《燕山夜話》，自然難逃厄運，於是被打成「小鄧拓」，被深揭狠批。當時的縣糧食局領導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接受了「地主子弟當幹部，貧下中農要受苦」的片面觀點，將鄧保民「開除出革命陣營」，遣送回老家黃塘公社蛇灣大隊當農民。

鄧保民回到老家後，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被開除幹部這種雙重身份的政治處境，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其妻子唐桂姣對他的處境很理解。直到1968年「黑殺風」刮來之前，一家人樂天知命地生活在老家，從不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他的遭遇因是「黑殺風」的導火線，下面根據調查材料詳述，以為歷史存照：

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兩個手持梭標、籮索的民兵來到鄧家門前高聲大叫：「鄧保民，出來！」其時，鄧保民剛吃過早飯，忽聽得這聲吼叫，一家人頓時都被嚇懵了。鄧走到門前，看來勢不對，問來者，「找我有什麼事？我天天在隊裡出工，沒幹什麼壞事呀」。兩位民兵拿出籮索一邊捆綁鄧保民，一邊說，「幹什麼壞事？你自己知道，跟我們到大隊部去說清楚」。在大隊部的一間房子裡，端坐著兩個大隊幹部。鄧保民一進屋，審訊就開始了。一個大隊幹部說：「鄧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隊的莫採保供認你參加了‘黑殺隊’，你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參加‘黑殺隊’，頭頭是誰？老老實實地交代清楚，黨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者不問。你願意走哪條路？自己選擇吧！」鄧保民聽後十分氣憤地說：「講我參加‘黑殺隊’，這完全是陷害，我並不知道有什麼‘黑殺隊’。即便有‘黑殺隊’，我也不會參加，這點覺悟我還是有的。況且誰也沒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殺誰呢？」大隊幹部說：你不會參加「黑殺隊」？我看你就具備了參加「黑殺隊」的思想基礎。論成份，你出身地主；論表現，你一貫思想反動，仇視社會主義，是政府把你開除回來的。你想隱瞞是不行的。鄧保民解釋說：「我雖然出身地主，但我並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時我還是個青年學生，剛解放我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受了黨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開除回來也並不是工作上犯了什麼錯誤，而是看錯了書，說錯了話，回來後大家都看到，我沒有半點怨言，聽從隊上安排，天天出工，從未愉懶，我再愚蠢，也不會去參加反動組織」。審訊者說：「那麼，莫採保在中和公社，離我們黃塘公社這麼遠，他為什麼偏偏說你參加？」鄧保民說：「我根本不認識莫採保，這完全是對我的陷害，請你們明察。」審訊者說：「人證俱在，還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審訊者旋即想起了捆綁吊打的辦法，說道：「看來，不給點厲害你是不會招認的。來人，用鞭子給我抽！」站立兩旁的民兵立即用棕籮索織成的粗鞭子，使勁往鄧保民被五花大綁的身體上毒打猛抽。當時正是7月底，氣候炎熱，鄧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襯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鄧保民大喊冤枉。民兵們說他頑固，打耳光，揪耳朵，鄧仍然不肯屈招。於是民兵們將鄧雙手反綁，吊在屋樑上，見鄧仍舊不招，於是有人就抱住鄧的身子往下猛拽。鄧實在受不了這等毒招，只好違心地大喊，「我…交待，我…交待…」。民兵將鄧從屋樑上放下後，鄧保民有氣無力地說：「我…參…加…了…‘黑…殺…隊’……」。審訊者又問：「還有哪些人參加？」鄧保民只是搖頭，回答說：「不曉得還有哪個參加。」他當時想的大概是：我已經被人亂咬，命在旦夕，決不能再害別人。有人立即大喊：「鄧保民耍賴皮，不老實，再吊」。鄧保民又一次被懸空吊起來，緊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緊牙關，嘴唇咬出血來，什麼也不說。如此折騰了大半天，他硬是不開口攀咬，民兵只好將他從梁枋上放下來，手鐐腳銬加諸其身，將鄧關在大隊部。第一次批鬥就此結束。

1968年8月4日，蛇灣大隊決定再次批鬥鄧保民，派民兵去提押鄧。這個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錚錚的大馬刀來到監押房，然後把馬刀斜靠在牆壁上，去開鄧保民身上鐐銬的鎖。鄧保民料定：此次批鬥，肯定有去無回；不能不講良心亂講一氣，害了別人；但如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會被丟到蛇灣水厙裡去餵魚。想到此處，鄧覺得不如破罐子破摔，殺死一個夠本，殺死兩個賺一個，反正死也要找個墊背的。他看準了民兵斜靠在牆壁上的那把馬刀，等民兵把腳鐐手銬打開的一剎那，立即跨前一步，奪過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那位民兵急忙躲閃，刀砍落空。鄧保民殺人心虛，奪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邊，碰上該隊貧協主席鄧成茂4歲的小兒子鄧四清立在田壙上看別人在田裡抓泥鰍，鄧保民橫下一條心，手起刀落，把鄧四清的脖子砍去半邊。鄧四清血如泉湧，當即死亡。人們見狀急喊：「鄧保民殺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殺隊殺來了！」 ……一時喊聲四起，驚天動地，亂成一團。人們馬上手提大刀、梭標、鳥銃、扁擔、鋤頭，從四面八方湧來，鄧保民走投無路，跳到一條小溪澗裡，但溪水太淺，淹不死人。鄧保民站立溪中，被團團圍住。人越來越多，喊打喊殺，沒多久，鄧保民就被亂刀砍殺於溪內。

人們餘怒未盡，高聲大喊：大家不要散夥，還要到鄧保民家裡去算帳。大家立即成群結隊、氣憤憤的向鄧保民家裡走去。鄧保民的家離大隊部較遠。那天早晨，他的二女兒鄧愛華和往日一樣去大隊部給爸爸送飯，在回家的路上聽說今天要開會鬥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訴媽媽唐桂姣。唐心情緊張，一邊叫鄧愛華繼續到會場聽消息、看動靜；一邊揣測著鬥爭大會的結果，忐忑不安地帶著另外三個子女在家裡靜候消息。不久，鄧愛華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回來，泣不成聲地告訴媽媽：「不好了……，爸爸…殺…殺…人了！」唐桂姣大吃一驚：「不可能，他怎麼會殺人？你是從哪裡聽來的？聽清了沒有？」鄧愛華說：「是真的，他用馬刀把貧協主席的兒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擔、梭標去追趕，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媽媽，我們怎麼辦？怎麼辦？趕快逃走吧！」唐桂姣由驚詫轉為平靜，說道：「你爸爸闖大禍了，殺人是要償命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條命還抵償不了，我們全家都有危險。逃走，逃到哪裡去？如何逃得脫，到處都在抓‘黑殺隊’，到處都有崗哨，走了抓回來處理更嚴重。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老老實實的坐在家裡，等他們來了，我們母子全家一齊拜跪在地，認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剛做好安排，追殺人馬就來了。有人高叫：鄧保民的臭老婆滾出來！唐桂姣聞聲，立即手牽著兩兒兩女走到屋前的禾場坪，戰戰驚驚地一字排開，勾頭跪地。唐桂姣剛準備抬頭、認罪、求饒，幾隻梭標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話未出聲，鮮血四濺，她立即倒臥在血泊之中。可憐的、逆來順受、與世無爭的苦命女人，就這樣告別了人間，與丈夫一起走上了黃泉路，時年45歲。面對如此凶殘的殺人局面，孩子們被嚇懵了。鄧愛華畢竟年長几歲，她硬著頭皮，流著熱淚匍伏在地，沉痛地對大家說：「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們，兄、弟、姐妹們，我爸爸殺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餘辜，殺人償命，現在我媽媽也死了，如果兩條命賠償還不夠的話，我願意把我也賠進去，弟弟、妹妹年齡還小，不懂事，請饒了他們吧，我給你們磕頭啦！」看到那殺人流血的可怖場面，又聽了小姑娘悲慼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淚了，有人後退了。這時卻有人大喊：「殺了我們貧下中農子弟，10個地主崽子也賠不起，對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那人說罷，盯準匍匐在地的鄧愛華的頸項，舉起馬刀就砍，可憐少女那長滿秀髮的頭顱只連著一點點皮肉未脫落下來，殷紅的血柱從斷了的頸項中噴出好遠好遠。這時，鄧家剩下的兩男一女三個孩子像木偶一樣跪拜在地，臉色慘白，涕泗橫流，全身抖動的像篩糠一樣。要不要嶄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誅滅？那些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下來定會後患無窮。他們立即向三個手無寸鐵的小孩子動手，有的用馬刀砍，有的用梭標捅，有的用扁擔打，有的用石頭砸。旁觀人群有的嘖嘖嘆息，有的怒罵，一時間人聲雜亂，飛血如雨，不一會，3個孩子全躺在血泊之中，禾場坪中只剩下5具還在抽搐的屍體和滿地流淌的鮮血。有人當場清點「戰果」：鄧保民的「臭老婆」唐桂姣（45歲），二女兒鄧愛華（18歲），大兒子鄧超雄（17歲），小女兒鄧立華（9歲），小兒子鄧少雄（7歲）……

「沒有漏網的就好，只有一個最大的女兒遠嫁東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這些屍體怎麼辦？」鄧保民的鄰居提出了一個問題：「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誰來給他們收屍？」有人說：到鄧保民的自留地裡挖個大坑埋了算了。又有人說：他一家死有餘辜，誰願意去給他挖坑、埋墳？鄰居說：不埋也不行，俗謂「春三、夏一、秋半天」，過兩天，這一片就會臭暈，誰還敢進這個村？況且，屍首擺在地上也嚇人！有人想出了一個主意：那邊山上有個岩洞，從未有人下去過，不如把那些屍體丟到岩洞裡，既不要挖坑，也不會嚇人，更不會散臭。大家都認為這是個聰明的好辦法，於是眾人一齊動手，抬的抬，拖的拖，殺人現場只留下一灘灘血跡。

蛇灣大隊殺了鄧保民一家之後，又抓了一些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要殺。黃塘公社領導獲悉後，一面派人下隊勸止，一面將殺人情況上報，要求上級採取緊急措施。在公社幹部的勸阻下，該隊又追殺一人，迫使一人自殺，共死9人。當時稱為「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此事成為邵陽縣全縣抓「黑殺隊」的導火線。[6]

註釋：
[1] 《邵陽縣誌》第55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年6月出版。
[2] 粟紅葉，「1951年春老邵陽縣第七區抓‘黑殺隊’事件」，作者手稿。
[3]《邵陽縣誌》第129頁，出處同注1。
[4] 1974年4月邵陽地區、邵陽縣聯合調查團，《調查材料記實》。本文所引資料凡未註明出處者，均出自《調查材料記實》。
[5] 1981年5月．因縣屬金江水厙佔地矛盾長期難以解決，該隊已由東安縣劃歸邵陽縣管轄，成為金江水厙管理區之一。
[6] 張介山，「八·四血案」。作者手稿。

（待續）

来源:《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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