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許有些無奈，身為作家的梁曉聲再一次高頻率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竟然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因為一場「被筆誤」風波。
8月底，因為在微博上被他人轉述並轉發兩萬多條的一句「如果十年後的中國還像現在這樣，我要麼移民，要麼自殺」，梁曉聲的煩惱便開始了。他因為站出來向媒體說明「自己的原話並非如此，我要表達的原意是：十年後中國如果回到文革，我要麼移民要麼自殺」而引來更多的猜疑和圍攻——時間線的延伸還是撥後，關係到梁曉聲對於當下中國的態度，而這一點，恰是他最為在意的：「當下的中國是充滿問題的中國，但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來一一解決，而80年代以前，我們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
但他的澄清，也令前一條微博的傳播者們甚為不滿，他們認為梁曉聲是因為迫於體制內身份和某種壓力而急於站出來辯護。
事實上，只要看過梁曉聲參加政協會議的人都會明白，他當然不是那個迫於壓力便收回憤怒的人。翻看他寫於1996年的那本《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其中一章對於中國灰色社會階層的大膽揭露和唾面直叱令人拍案，而在2009年《上竄下跳的人們》一書中，他乾脆開頭幾篇皆談民主。
身為作家，梁曉聲對中國社會當下種種問題的介入實為罕見。在其1600萬字左右的作品中，散文時評的文字佔了三分之一，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現象的批評。「從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天起，我的另一支筆一直是這樣寫過來的。」
採訪中，他點起一根煙，手因為激動而有些微微發抖。他說自己也有厭倦的時候，「看看這些人，也會問自己，值得嗎？」但另一根煙燃起的時候，他又是那個堅持要跟這時代「死磕到底」的硬漢。
*沒有誰能對我構成壓力*
Q：您還願意聊聊一句話風波嗎？
A：我不上網，也沒有微博，這件事還是朋友們告訴我的。當時是搜狐的一個讀書會，當時我是嘉賓之一，我的原話是：我們都曾記得，80年代初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一尊神像從神壇上請了下來，結束了一個神化的時代。現在我感覺到又有一種思潮，似乎要重新把這尊神送回到原來的神壇上。如果十年之後的中國真的再回到當初那個樣子的話，那我要麼移民，要麼自殺。
後來，傳話的人改了我的原話，把「回到從前那樣」改成了「還是現在這樣」，這就變成了截然相反的意思了。他們說你為什麼要這麼認真？我當然要認真了，因為這關乎到我對整個中國的看法。
Q：有人覺得您害怕了。
A：他們想說上層操縱，我害怕了。難道他們認為我在說謊嗎？我甚至覺得這件事情恐怕不像我之前認為的，僅僅是一種錯誤或是筆誤，而是有一種「被筆誤」的感覺。我之所以站出來，是因為這段話關係到我對當下中國的基本態度：今天我們存在的問題再多，都不能跟文革的十年相提並論。
Q：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壓力？
A：沒有任何人給我壓力，也沒有什麼人能對我構成壓力。這句話關乎到一個作家對中國的一個最根本的思想觀念的問題，我看重的是這個方面，我的全部文字關注的是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問題多多的社會，不過還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
Q：這件事情可能也凸顯了您在網路時代的一種被動的局面。
A：我覺得這件事情反映了人與人關係中很重要的一些形態。這件「小事」檢驗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無論他們在網上把我營造成懦弱抑或是其他的形象，都讓它見鬼去吧，我不怕這個。我提過的意見，他們提過嗎？我進行過的一些批評和批判，他們做了嗎？但是無論我對現實做了何種批判，都不意味著我認為80年代以前的中國反而更好。
我曾經還寫過一段話，但因為覺得太過於嚴厲，沒有發出來。我寫的是：如果我的學生捲入今天的極左思潮，我將和他結束師生關係；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將與他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是同事的話，老死不相往來；如果是愛人的話，我將收回我之所愛。我不能忍受的是，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說出「還不如回到那個時代」這種話。
Q：您如此痛恨極左思潮，可能會被人看成極右的一份子吧？
A：我不覺得。如果說從前的我對中國是悲觀的話，今天的我對中國是樂觀的。我們一方面看到網路上這種鬱悶和憤懣在增長，而在這種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理性的聲音也得到了成長。以前我們叫「老百姓」，現在我們是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這都是進步。這種公民意識迫使各級政府改變從前的思維方式，從不情願的順應到習慣性的適應，這兩個狀態在對沖中不是相互消減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對今天不滿，就去改造它*
Q：您說自己最悲觀的時候是80年代以前？
A：上世紀80年代以前是極度悲觀的，粉碎「四人幫」如果晚兩年的話，我估計也會撐不下去的。
Q：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以前那種悲觀的情緒中走出來的？
A：在網路產生之後，我才漸漸樂觀起來。準確地說，是從2000年以後。我不用上網，看電視就能知道網路的力量。很多電視新聞節目都會引用網路上的東西，我雖然對很多網上的東西不感興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Q：有一點很令人困惑，就是很多人在文革中是一副面孔，但文革一結束就能立刻切換到另外一幅面孔去。
A：這個問題很深刻。《巴黎聖母院》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當敲鐘人伽西莫多在廣場上被鞭笞的時候，是跟他同樣最底層的那些人在圍觀，在歡呼。看客不只在魯迅的筆下存活，在雨果筆下的巴黎也是這樣，這是共通的。這個甚至是人類的現象，只不過有些國家的公民從這種現象中上升出來，有些國家的公民還沒有從這種現象中上升出來。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識去判斷，現代社會最可怕的觀點是「反正沒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從前很不好，但是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今天比以前進步了，但是我覺得今天不好。如果一個人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該怎麼辦。現在的這種回潮似乎越來越強勢。
Q：文革回潮的一個現實背景是人們對現狀的不滿。
A：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的話，那就是二百五，過去難道不比現在更苦嗎？對今天不滿的話，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過去。
Q：還有另外一種思潮，是希望中國完全西化，您對此是什麼態度？
A：這裡涉及我們國民的思維方式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問題。以前一個農民辛苦幹一年的話，也只不過幾十元，最多一百來元，他會說「我很窮，但是別人很慘」。「很窮」對「很慘」對他來說可能是一種心理優勢。我們這個民族缺少懺悔的意識，文革之後，我們能舉出的懺悔的例子，也不過那區區幾個而已。相當一部分的人都會認為，我當初參與把別人打成反革命，都是對的；錯的只不過是，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如果一個民族不能克服這一點的話，什麼民主都不要談了。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即使刀擱在脖子上，作為一名知識份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去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都是虛偽的。
*我們不能那麼健忘*
Q：為什麼後來您放棄對知青題材作品的創作？
A：我並沒有放棄，最近的兩部電視劇都是這一題材的，一共創造了四五年的時間。一部已經拍完了，一部即將開機。這兩部電視劇分別是《返城年代》和《知青》。
Q：有人說您在寫作上有幾個轉型階段，從早期的知青題材，到後來的都市題材，再到現在的學術思想方面。您認為自己存在這樣一個轉型嗎？
A：剛才說的那些東西，用小說表現起來太複雜，這也是魯迅為什麼寫那麼多雜文的原因。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年齡段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關注點，同時也有著不同的責任，不能以一個統一的標準要求每一個作家以同樣的方式說同樣的話。
Q：現在創作知青題材的電視劇有什麼現實意義嗎？
A：我自己本身對知青題材沒有很持續的熱望，但是知青的十年和文革的十年是重疊的，通過這個題材可以帶出那個年代的一些狀況。我們的文藝不表現這些的話，就會使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從前是什麼樣子的。當一個人跟你說從前好，你能反駁他嗎？你不但沒有經歷過，甚至都很少接觸這方面的小說或影視作品。當你對現代的社會有情緒的時候，很可能就跟著別人說從前好了。但是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我們不去說，誰去說？那個時代不是理想國，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要做這個事情。我們不能那麼健忘，我們說別人健忘的時候，說別人不以史為鑒的時候，應該反思一下自己。
Q：您依然在保持著一種憤怒，一種表達意見的衝動。
A：其實我不這樣覺得。如果你們不來，我可能也不會激動。
（原標題：梁曉聲:十年後中國如果回到文革，我要麼移民要麼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