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似乎盛產「反革命」，隨手一抓就一大把。你看，何處不是？反毛、反共的是「反革命」，不反毛、不反共的也是「反革命」。老的是「反革命」，少的是「毛革命」；男的是「反革命」，女的巴是「反革命」，讀書的娃兒是「反革命」，不讀書的娃兒也是「反革命」。反正遍地都是「反革命」。
毛澤東喜歡「反革命」，認為「反革命」愈多革命形勢愈好，「無產階級專政」愈鞏固。何況送他們進入監獄或勞改隊，掙來的比消耗的多得多，是個很划算的買賣。及至「革命」發展到1958年，缺衣少吃的「大躍進」年代，「反革命」多是肚皮惹出來的，說得直白一點是餓出來的。
毛說得不錯，「階級鬥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那吃飯也是一樣，僅管嘴上說「社會主義是天堂，人民生活好幸福」，可肚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老是咕咕叫：我餓，我餓。餓了就要說話，說話就有牢騷，有牢騷就是「反革命」。
省四監獄犯醫陳平戈、萬應剛，就是這樣當上「反革命」的。而事情發生的那年，兩人還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足18週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是不該判刑的。共產黨有的是辦法，不足18歲怎麼了？關你兩三年不就十八歲了。兩人就是這樣，足足在看守所裡關了兩三年後，才拉出去判刑的，且是無期。說來荒唐，那可是毛澤東「治國安邦」的政績。所以它「光榮、偉大、正確」。
他們犯下什麼滔天大罪？是姦了皇帝娘娘，還是肏死了公主，再不弒父殺兄？可什麼也不是，善良安份，嚴守共產黨的一切規定。陳平戈是個典型的農村孩子，聰明好學，勤奮求進，喜歡文學也熱愛繪畫，沉醉音樂也嚮往書法，反正學一樣成一樣，四鄰八村的人一提起他都豎起大指拇說：這孩兒長大定有出息。他和陳毅元帥是同鄉，四川樂至人。
聽父輩說解放前的農村雖是地主富農在統治，不論佃戶還是長工，一天干完活下來白米干飯盡肚皮裝，哪有定量一說。於是他覺得解放後不如解放前好。一天放牛和幾個孩子串在一起嘀咕，聽家裡大人都這樣說，於是對新中國有了不滿。有了不滿就要發洩，怎麼發洩？一個大的孩子提議：我們結拜兄弟，「反滿復明」，回到解放前。他們哪知這四個字的厲害。一個拜把孩子的叔叔是公安機關的，他的任務是「抓階級鬥爭新動向」，這自然是個新動向。不知是為了保侄兒還是立功，孩子們全抓進了看守所。為首的是個富農家的該子，自然成了重點打擊對象，弄到村裡去斗啊捆啊，還釘了三天「活門神」。什麼是「釘活門神」？就是赤身裸體把人貼在門板上，用鐵釘把四肢釘上。孩子自然頂不住，按照公安機關要求畫上押打入死牢，到年滿18歲時再殺掉。陳平戈出身小土地經營者，不是「地、富、反、壞、右」之例，留下一條命，兩年後的1961年才拿到判決書，送來監獄「改造」。
滬州長庚宮省四監獄規模不大是營級編製，那時醫院叫衛生所。所長姓張，是監獄一把手郭教導員的妻子。她雖不怎樣懂醫，對人還厚道，有點同情心，見他還是個娃娃，帶他到了衛生所習醫。
萬應剛也一樣，自幼喜聽古書，是那種恨貪官不恨皇帝的典型娃兒。毛澤東「發高燒」逼著全黨搞「大躍進」、「大煉鋼鐵」，浪費人力資源，壓稼爛在地裡，造成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好端端的農村田荒土廢，餓殍盈道，公社食堂無米下鍋，一日三餐清如流水。農民一個個瘦得像干筍，公社幹部卻胖得似肥豬。村村死人，鎮鎮出喪，好些地方還發生「人相食」的慘狀。他看在眼裡，記在心裏，認為這是下面幹部背著中央胡幹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定不知道。
他是高中生，仗著文筆好，連夜向北京寫了封近萬言的告狀信，述說眼見目睹的悲慘事情。在封建時代縱然再昏庸的皇帝老倌也不懲辦上書人，認為百姓受了冤屈，能寫信向他陳情是天大的好亊，不但落實查辦，還旌表告狀了。想不到「東方紅，太陽升」號稱「人民領袖」的毛澤東，卻視為是對「現實不滿」，定會順籐摸瓜，查過底朝天，告狀不是揪出來批判鬥爭，便是作為「惡攻罪」抓進監獄。此信自然層層下轉，最後轉到縣裡，縣裡呈報書記。書記一看肺都氣炸了：這還了得！竟然有這樣喪心病狂的階級敵人，瘋狂攻擊我們的「偉大的三面紅旗」，立即批示公安機關限期抓出寫信人。好在那封信上未落名、落地址，查起來還真麻煩。公安局自有「愚公移山」精神，「打硬仗」的過硬本領，全縣排查，凡能寫字的人都要作翻交待。
功夫不負有心人。花了不少時間，終於從郵戳、筆跡上找到了他。立即五花大綁抓進看守所，他不服氣，說寫的這些東西都是事實，有根有據何為誣衊攻擊？他慷慨激昂抗辯力爭，可有什麼用呢？一頓飽打自然歇氣銷聲。最後法院認定他犯有攻擊「三面紅旗」和誣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加之是他地富子弟，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時年不足十七。送來省四監獄服刑改造，也是這位張所長起了惻隱之心，看他小小年紀，聰明伶俐，也收到了衛生所當見習醫生。兩人雖是娃娃，性格各有千秋。陳平戈沉穩少言，萬應剛和善多笑。犯人都按姓氏尊其為「醫生」，其實還沒有正規衛生員水平。
衛生所設在女隊所在的院子裡。這個院子的構建是兩層木結構的房子，上面住女犯，下面是圖書室、理髮室、衛生所，女犯進出有個樓梯，樓梯口日夜有人把守。
1964年國慶和1965年「五一」，我參與監獄編寫牆報，和兩人有過接觸，但不知案情，以為是一般偷雞摸狗的刑事犯。後來弄清楚了真大大地嚇了一跳：我說自已冤，可他們比我更寃哩！他們可能從劉萬生管教口中得知我是全省的「大右派」，且是毛澤東欽點的「七君子」中的「一君子」，有點「起敬」。陳平戈喜歡寫作，總想找我交談，到處是眼晴，怕人「打報告」。一次他來中隊發藥，趁人不注意悄悄問：黃老師，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真有本事啊！能當記者不得了。
我自來不騙人，老實回道：我沒有上過大學，是自己學的。他驚了：自己學的？還能當記者？聽劉管教說你文章寫得不錯，能教教我嗎？我道，寫文章不是讀書讀出來的，也不是老師教出來的，全靠自已鑽研。他點點頭，有所理解似地說：寫文章的人腦子活，靠聯想，不像醫生給病人治病，全照書本。我笑笑道：所以容易犯錯誤，要不是因為文章事我還來不了這裡呢！他不同意說：我不寫文章還不是來了。我只好望著他乾笑，能說什麼呢？但仍不知他犯的什麼「罪」。
調來醫院後雖說天天見面，吃飯也在一起，但他是門診坐堂醫生，吃了早飯去監獄門診上班，中午回到醫院慌忙吃畢午飯又去監獄門診上班，下午關閉門診回醫院吃飯，飯後很快回到寢室看書睡覺，難有閒聊時間。
門診醫生每天要接觸上百病人，診斷處方打針給藥，事情十分繁雜，最難處理的是出具假條，弄不好要挨批。犯人總想逃避勞動借病假休息，獄吏卻希望犯人一年干到頭不吃不喝更不要休息。作為獄醫自然同情犯人，但不敢違抗獄吏意圖，難就難在這裡。職業是人道的，環境是恐懼的，小小年紀的他們，被折磨得過早的成熟。一個晚上我值夜班，他代醫生查房，只有我兩人在一起，他突然悄聲問我：黃老師（他一直這樣稱呼我），什麼是罪啊？我一下愣了，不知該怎麼回答，想了半天後道：殺人、放火、搶劫、偷盜，或是強姦婦女、欺負弱小……他點點頭，表示認可，但又問一句：你犯了這些嗎？我搖頭，默然一笑道：思想出了毛病。這下他笑了，嘟嘟自語：我也是思想出了毛病。
一個剛進中學的孩子，思想上出了什麼毛病呢？其實不是思想出了毛病，是肚皮出了毛病。十五六歲的孩子吃長飯的時候，在那個年代爹媽哪有東西給孩子吃？「低定量、高付出」，是六十年代毛澤東建國的策略。作為一國之君，他關注的不是人民的死活，是爭當第三世界「丐幫頭目」，大把大白花花的銀子往外撒啊撒啊！我曾寫下這樣一首詩：
非洲獅子亞洲牛，都來吾國把貸求。
君王慷慨皆應允，為爭一個丐幫頭。
民不聊生失根本，花花銀子往外流。
怨聲載道多反抗，反誣禍起階級仇！
他不心疼老百姓可心疼，罵他的話無處不是。老人們說，中國自有皇帝以來，哪朝哪代吃飯有定量一說？縱是秦始皇也盡肚子裝。「東方紅，太陽升」，太陽升起來了，大家卻餓得白鶴伸頸。要不順從餓死，要不反抗殺死，那年頭老百姓的出路就一個字：死。
他們倆為了求活，在監獄裡無聲無語關押了十幾個年頭，從不敢有句怨言。聽說夜夜噩夢，驚駭不已，醒來一身冷汗。黃金般的英姿少年，全是在血腥的恐怖中度過。整整十五個年頭喲！毛死，「四人幫」倒臺。中國政治態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期，眾多冤、假、錯案先後得到糾正和「平反」。1982年他們成為正式獄醫，還有了警銜。2004年陳平戈提前退休來北京，做我孩子的家庭教師，執教負責嚴而不苛，教語文、美術，還有毛筆字，算得上人之師表。他的那些故事，就是在這個寬鬆環境裡談出來的。可當我回歸書齋，投身反右維權抗爭，他卻怯懦，怕捲進政治漩渦，慌忙回到宜賓去。因為可怕的往事總在他腦海裡閃現，難以消逝的恐懼陰影仍纏著他，因為那邪惡的神像還掛在國門上，萬一他復活了怎麼辦？
萬應剛的冤案也得到改正。聽陳平戈說，他不願穿警服，回到高縣月江鎮街上開了一個私人診所，過著清貧日子。2006年我去宜賓專程看望過他。他仍言談不多，像過去一樣總是笑瞇瞇的。不過這笑，不開朗，心中似有無限的隱痛。難怪啊，也走不出那恐怖的陰影，這就是現實的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