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報》罕見地「屈尊」與《福布斯》中文版主編進行辯論，而且辯論對象是《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稅負痛苦指數」榜單，該榜單顯示，中國內地的「稅負痛苦指數」位居全球第二。
《人民日報》對《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的質疑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並指出以國際標準「宏觀稅負」衡量，中國稅負並不高。
但是，《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包含了納稅人對納稅負擔的實際感受。決定納稅人痛苦程度的，不僅有稅收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稅收的用途。通俗地講，如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公眾的不滿程度會低於「取之於民，用之於少數人」。
筆者以為，公眾情緒的不滿，不僅僅針對稅收負擔，而是包含了複雜的制度變數。
第一，稅收制度不合理。以個人所得稅為例，白領階層成為納稅主體，而企業家、富豪則很容易通過少拿工資、家庭成本列入公司賬戶抵稅的方式避稅。在房價飆升的一線城市，「白領貧困化」現象已經相當突出。此外，中國在基尼係數達到0.5左右（與美國相當）的情況下，遲遲不開徵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無疑是縱容了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
第二，高房價問題的實質是政府變相徵稅。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房地產相關產業對GDP貢獻高達三成，而賣地收入更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收入來源，一些城市甚至佔到財政收入一半左右。在多數國家，私有土地是公民最重要的財產，而中國的土地國有制度則為地方政府創造了源源不斷的財源。百姓買房，也只能買到70年的土地使用權。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在十倍以上，甚至高達幾十倍。結果，白領淪為房奴。
第三，央企壟斷對公眾多重掠奪。央企壟斷涉及石油、電力、通信、金融等很多關係公眾日常生活成本的領域。首先，壟斷降低競爭效率，導致高價格，侵蝕公眾福利。其次，由於公司治理的難題，國企本身必然是管理低效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發現，2001-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積獲得利潤總額為49174.8億元，平均淨資產收益率為7.68%，但這些利潤主要來自國企享受的種種政策優惠（財政補貼、融資成本和土地及資源租金等），若還原真實成本並對壟斷所致的超額利潤予以扣除，則2001-2008年國有企業平均真實淨資產收益率為-6.2%。再次，央企的利潤不會像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所說的那樣成為「全民儲蓄」，而是會淪為少數人的餡餅。2008年壟斷行業員工佔全國就業人群8%，而工資卻佔全國50%。最高行業平均收入與最低行業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達15倍，創造了世界記錄。央企，已經成為社會分配不公的重要源泉。
第四，法治不彰，導致公眾再次被掠奪。由於司法體系缺乏獨立，加之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在利益的裹挾之下，彈性執法、選擇性執法層出不窮。結果就是導致環境污染失控、食品安全防線完全失守。這些因素都會通過對公眾健康的影響，最終提高公眾的生活成本。這就是經濟學上的「外部效應」：企業把生產成本通過污染環境的方式轉嫁給社會公眾。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企業對工人安全防護投資不足，導致大量職業病（如塵肺病等）。結果，工人辛苦多年的積蓄還不夠看病的，這顯然也是對工人利益的掠奪。
房價問題、央企問題、法治問題，都構成了對公眾的「隱性稅 收」，加大了公眾生活成本，降低了實際收入。而且，這些現象的背後都是財富的不合理分配，導致社會收入分配以「不正義的方式」迅速擴大。據世界銀行的報 告，目前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而勞動者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已經從1980年的65%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大大低於世 界平均水平。
如果從稅收的用途來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中國財政收入、土地出讓收入、央企資源，不可謂不雄厚，但其主要用途卻是養人（臃腫的公務員隊伍）和投 資。結果出現了「鐵公機」投資大干快上、三公消費幾近失控、各種大型活動（奧運會、世博會、世園會、亞運會、大運會）此起彼伏，各地政府招商引資催生大量 重複投資和過度投資。而到了關乎民生的教育、社保、醫療等關鍵領域，總是捉襟見肘。2006年中國行政管理支出佔財政支出18.73%，同期日本為 2.38%，英國為4.19%，韓國為5.06%，法國為6.5%，加拿大為7.1%，美國為9.9%。相反，世界很多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是其財政總支出 中的最大項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國更是高達71.49%。
中國人，誰傷了你們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