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當年的「非典」事件和河南愛滋病氾濫，都有權力亂點鴛鴦譜，將其視為國家機密的原因。既為國家機密，黨員和領導幹部就應率先垂範嚴防死守，把其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已經被特色社團寫進誓詞，違反它無異於背叛組織的行為，在一個團體處於絕對領導的國度，這種行為有時可能放大到叛國的程度。當然，判定何為國家機密，「老大哥」們自然是仲裁者。
國家機密的泛化是權力膨脹的結果，它往往以損害政府形象為藉口，保護的卻是權力者「維護權力」的隱私。當一種真相的暴露可能威脅權力者的地位時，他們總是挾國家以令僚屬及治下的萬民，以紀律和暴力來阻塞真相。此時，國家秘密不過是為實施暴力和濫用紀律提供合法性。這種現象的頻繁出現，只能證明中國社會已經是遍地「老大哥」的社會。
「老大哥」社會上行下效的結果，這也是權力社會的「絕症」。當「螞蟻」一度成為敏感詞，蓋因為權力者對其有過敏症狀。官員們篤信「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因為一個小小的「螞蟻」被撤下梯子，這是權力者的悲劇，它自然不會成為官場達人的「魔咒」，能量是消蝕危機的致命武器，而用十數年埋下的「炸彈」，它的引擎自然可以用納稅人的錢財來輕意拆除。其實，在一個化腐朽為神奇的國度，是無法阻礙高人們「紅」遍天下的，每想到這個現象，我真為記吃不記打高喊「老大哥萬歲」的人害臊，也為拆騰威權「模式」的文化人臉紅。
國家秘密究竟泛化到什麼程度，最近發生的一個事件可以讓我們為其圈定一個模糊的輪廓。今年9月有23日，《中國廣播網》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示了一個這樣的事實：記者揭洛陽「挖地窖囚6性奴」案被指「侵犯國家機密」。據說，河南洛陽警方近日破獲一起公職人員將6名歌廳女子誘騙至地窖中囚禁為性奴的案件，洛陽方面一直秘而不宣，《南方都市報》記者紀許光經過調查將其大白於天下，該報導於9月22日見報後成為焦點。但此後的遭遇令許記者驚悚異常，有神秘人物在洛陽的酒店內質問他，追查洛陽性奴的稿子是誰報的料，並指責許記者侵犯了「國家機密」。該微博被大量轉載後，有網友說：「不法幹部養性奴，這算哪門子國家機密？」
這些神秘人物是誰，他們代表誰而來，想必不用回答都能知道。從問話的內容上推定，他們一是要追查內部的「叛徒」，二是要警告記者。如此大言不慚的「國家機密」，顯然是土皇帝們的欽定，並用黑社會般的條規來防止泄露。對此，一位網友調侃道：「國家機密是誰定的？怎麼館陶縣縣長的簡歷是國家機密，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也是國家機密，什麼都成了機密，都藏著掖著是要幹什麼？我看這一次根本不是機密，是政績。」當然，這種政績是地方大員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其原因是得不償失。因為偵破這個案件技術含量非常低，一個「性奴」的僥倖逃脫才讓這個案件得以偵破。
而這一案件如果大白於天下，洛陽的有關部門將處於尷尬境地。怎麼一個公職人員居然幹出如此令黑社會都自慚弗如的的大案，難道特別重視官員幹部道德教育的治吏方法徹底失效了麼？當然，這只不過是極端的個案，但無數的個案疊加後得到的結論難道不能說明問題麼？更值得懷疑的是，樂於在掃黃戰線上秀身段的干警們，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罪犯，他公開從各色黃色場所中尋找獵物，在手頭緊時又把獵物放回賺錢，而且大搖大擺如入無人之境，這豈不是讓警察們難堪？也許正是由於這種考量，才做出了「封殺」真相的決定。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是喬治．奧威爾的作品《1984》中的經典語錄，也正是基於這個認識，奧威爾筆下「大洋國」政府架構中有一個「真理部」，它的下設機構有沒有「真相管理委員會」，作者並沒有提到，但這一職能想必應該包涵其中了，按照這一推斷，對真相進行過濾和「裝修」就是一件必要的工作。因為在「老大哥」壟斷一切的社會中，真相如果不被控制，謊言就無法被人們接受，「老大哥」社會也就土崩瓦解了。
在喬治．奧威爾的這個政治寓言中，溫斯頓生活在一個虛擬國度「大洋國」裡，故事發生在1984年（即奧威爾創作此書時的30多年後）。「大洋國」的統治階級是「內黨」，「內黨」的領袖是「老大哥」。儘管「老大哥」從不露面，但他卻實現了對社會的絕對控制。主人翁溫斯頓屬於「外黨」，他服務的機關是「真理部」。溫斯頓擔任「記錄科」的科員，工作是修改各種原始資料，從檔案到舊報紙，全都根據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溫斯頓的家與所有私人居室一樣，有一個無孔不入的現代化設備，叫做「電子屏幕」。每個房間右邊牆上都裝有這樣一面長方形的金屬鏡子，可以視聽兩用，也可以發號施令，室內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受這面照妖鏡的監視和支配。平時無事，電子屏幕就沒完沒了地播送大軍進行曲、政治運動的口號。這些噪音由中央樞紐控制，個人無法關掉。在這樣一個極度空間裡是無個人尊嚴可言的，更別說反抗了，一切與「內黨」不一致的言行都會視為非法，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
許記者的行蹤和言論，想必已經被洛陽官方的「電幕」所探測到，多虧他是一個外地記者，這個「電幕」不過是地方「電幕」，他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有限的超然性，這也決定了許記者不可能成為溫斯頓，否則不堪設想。須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作為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它的受害人達到6人，而且手段令人髮指，這樣看似不可能保密的事情，居然以「國家機密」的形式打包，可見他們已經比肩「老大哥」了。試問，有多少真相在「國家機密」的挾持下淡出人們的視野，而在這個「國家機密」的籠罩下，又塵封了多少的罪惡？也許，這才是人們最關心的事情。
「老大哥」社會是可怕的，而一個社會充斥了帽翅不同的「老大哥」時，確實讓人生發出「國將不國」的慨嘆，似乎他們已經化國為家了，而無所不用其極地鞏固既得權力才是他們所有行為的源頭。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