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整人花樣百出 散步談心也遭橫禍

「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三)

作者:林啟山 發表:2011-09-26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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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70年濫殺風再度興起

塘田會議後,大部分地區的「黑殺風」開始平息。但由於極左路線盤根錯節,根深蒂固,有人怕「留下活口遭報復」,務求斬草除根,不留後患。據塘田市區瞭解,該區在會後又追殺了30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殺現象。有的地方則等待時機,準備新賬老賬一起算。在1969年的「斗、批、改」(又叫「三分之一」,因為全縣的斗、批、改運動計畫分三批搞完)運動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又相繼發生了捆綁吊打和刑訊逼供等死人事件。

1.邵陽縣革委會主任汪某的「七殺令」

1970年春,全國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廣泛開展「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具體到邵陽縣,就成了抓「黑殺隊」的繼續。這一年的農曆正月初八日,邵陽縣召開3,000人的幹部大會。縣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長汪某在會上聲色俱厲、殺氣騰騰地說:「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將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些污泥濁水、資產階級毒瘤,也就是那些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以及有各種各樣嚴重問題的人,全部、乾淨、徹底地清查出來,該抓則抓,該關則關,該判則判,該殺則殺,以免他們一有風吹草動就跳出來興風作浪,危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沒。對於這些危害社會的殘渣餘孽和害群之馬,絕不能心慈手軟,要下狠心將他們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緊接著,注主任一連喊了「殺殺殺殺殺殺殺」等七個「殺」字,說「要殺出全縣城鄉一片紅,要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邵陽縣全境立即陷入一片驚惶恐怖之中。

據原和平公社黨委書記陸古成回憶,會議當晚,該社即有7人被嚇得自殺身亡。他的回憶足以佐證當時的恐怖氣氛:此時縣裡正籌建氮肥廠,向和平公社佈置紅磚生產任務,陸古成不該在電話裡詢問,紅磚的價格是按市場價還是按調撥價?結果被縣革委會主任在全縣電話會上大罵特罵,說他「算資本主義帳」,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要「查他出身九代」,並「撤職查辦」。後來,縣委果然派出專案組對陸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工作經歷明查暗訪,徹底調查,結果什麼問題也沒有查出來。但陸古成為避禍,就此辭職,遠走高飛。[12]

2.「學習班」成了閻王殿

「一打三反」運動分為農村、縣城兩大塊。縣直屬機關集中財貿、工交、衛生、農、林、水系統幹部,舉辦所謂「三清三反」學習班,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學習班地址選在靠近縣人武部、緊鄰芙夷河畔的原縣一中校舍。抽調一百多名幹部組成專案班子,再選拔177名貧下中農代表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同時參加。「造反」起家、紅得發紫的縣革委常委黃明宣負責全盤操作。辦學習班前培訓骨幹時,柴政委強調:「懷疑就是對象,交代就是證據」,「籮索就是逮捕證,吊斷籮索數現錢。」他還告誡大家:「林副統帥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戰役小戰役,文戰役武戰役,配合進行。現在是200米拼刺刀的時候了,不要心慈手軟,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他的行動口號是:「領導者威風凜凜,指揮者殺氣騰騰,執行者步步扣緊,搞得他們昏昏沉沉。」

學習班一共開辦了3期,先後有兩千多人參加,由黃明宣一手操作。黃仍然沿用抓「黑殺隊」、「刮颱風」那一套極左的高壓手段,動用了集中國酷刑之大成的40多種刑罰(詳見附錄1),半數以上人受過多種酷刑,3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殘。群眾如此描述這學習班:「四門緊閉站雙崗,中間流動背起槍。大房子設刑場,小房子搞審判,大禮堂設法場,進了一中無有好下場。」在嚴刑逼供下,學習班的人當中有82%的人被打成貪污、盜竊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壞分子。

九公橋糧站保管員王克俊,60歲。在學習班期間,他經受了21種刑罰,9次昏死,坐黑牢長達一年多,被毒打致殘。後查證落實,只有34元錢賬目不清。

黃亭市糧站會計羅慶雲,家庭成份中農,紅旗公社紅旗大隊人。原懷疑他是只「大老虎」,用「車輪戰術」輪番轟炸,兩天兩夜間用盡各種刑罰。羅實在無法熬下去,趁上廁所時用剃鬚刀片割頸自殺。死後,學習班立即召開大會,說羅以自殺向黨「示威」,對抗運動,是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還舉辦了羅的「罪行展覽會」,從國庫取錢取糧,派專車從他家裡把稍值錢一點的東西,包括他妹妹用作嫁妝的被褥,全部拉到縣城塘渡口做「罪證展覽」。更讓人奇怪的是,羅死後一年多,即1971年3月4日,縣人保組、軍管會還發出「聯合通知」,要「羅慶雲遵紀守法,老實改造,爭取成為新人」。殺人者的草菅人命與漫不經心,由此可見一斑。

李根銀,下花橋區醫院革委會副主任,復員軍人,共產黨員。1970年3月作為積極份子和接班人來參加學習班。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邏放哨時說了一句,「聽說中央來政策了,鬆了」,就被扣上「動搖軍心」的帽子,成了「運動的絆腳石」,批鬥3次後交附近的沙坪大隊農民監督改造。李實在想不通,割頸自刎。死後被定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不准家屬收屍,不准埋棺材,不准親友弔唁。當地群眾將李的遭遇編成順口溜:「頭天是紅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國營五豐鋪林場工人莫益成,1968年秋「刮颱風」時被打成「炮打三紅」的「壞頭頭」,已經被整過一次。1970年「一打三反」中又被說成是「貪污盜竊」分子,新帳老帳一起算。時值嚴冬,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學習班強迫他脫光衣褲,在雪地裡接受批鬥。這天其妻分娩,無人照管,嬰兒被活活凍死。

學習班的「經濟帳」算得更加離奇古怪,曠古未聞:廚師嘗菜的咸淡,炊事員吃鍋巴,釀酒工嘗酒,藥劑員檢藥、煎藥,養路工坐車,值班員睡公鋪,屠業員扣秤,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師家屬按當時的政策享用「四屬戶」照顧糧、公費醫療與糧食補差等等,都要按工齡長短累進計算,高價退賠。一個區機關的炊事員因吃鍋巴、嘗菜,共計退賠1,630元;一個屠業員因賣肉扣秤加罰款共9,999元,因為考慮到上萬元就是死罪,人被殺之後就無法收退賠款了。甚至連教師星期天休假,也要罰1.3元錢一天,理由是農民沒有星期天(註:當時視工廠所有制不同,學徒工一個月18-20元,工人一個月32-36元)。

縣中醫院一位姓肖的煎藥工,62歲。在學習班上有人質問他說:「你天天幫病人煎藥,藥中有紅棗、桂圓、黨參、當歸等補藥,你就沒有呷過一點?」肖答:「中藥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個敢亂動。」主持人大喊:「不老實,吊起來。」肖老頭怕吊打,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就承認嘗過一些甘草、黨參。主持人追問:「究竟呷了多少?」答:「兩三片吧!」片、錢在邵陽話中發音相近。主持人又問:「一天三錢是不是?」老肖心想,只要不吊打,三錢就三錢,於是回答說「是」。肖老頭從事煎藥工作共10年,最後由主持者算帳:一年365天,一天3錢,1年就是10多斤,10年共1百多斤,甘草、黨參各半,按市場高價計算共140多元。結果硬逼肖如數退賠。

更奇怪的還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費;被看管,要出看守費;被調查,要出腳步費;被審訊,要出烤火費;被吊打,要出手續費;連頭戴高帽,身穿白褂,頸挂黑牌,都要按製作成本和加工費,高價算錢。這筆錢沒人能夠逃交,有的交錢贖人,有的從工資中扣除,還有的在平反覆職的補助費中扣除,並說這是「照章辦事」。有個人被關押35天,各項費用105.6元,要家屬交錢贖人。還有個人被打死,要家屬交300元領屍,死者家貧交不出,妻子被活活氣死,最後還是他人幫忙將房屋發賣,交了錢才把屍體領回去。有個現役軍人回家探親,看到如此情形,說了句「如此搞法不符合黨的政策」,立即被戴上「破壞運動」的帽子,坐牢數月,被毒打致殘,還被罰跪罰喝尿。

教師雖然未參加學習班,但也有470人被抓斗審批,有241人慘遭毒打,7人被迫自殺。學校並沒有什麼經濟問題,黃明宣等人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教師,沒有資格享受公費醫療和糧食補差,要按高價退賠;其家屬在農村按「四屬戶」(即幹部家屬、職工家屬、教師家屬和軍屬)吃照顧糧的,要按自由市場的價格退賠差價,星期天未回農村參加農業生產的教師要退賠一天的工資。長樂公社的周鳳翔因此退賠314元;王玉清退賠787元;趙碧霞退了402元;雙江公社的郭雄退賠醫療費290元,退糧食補差款90元。當時小學教師的月工資高的為48元,低的僅32元,幾年不吃不喝也難交完這些退賠賬。[13]

3.農村深挖「反革命集團」

農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集團」為主。據縣公安局統計,在抓「黑殺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全縣共挖出「反革命組識」98起,成員744人。蔡橋公社有13個大隊,其中10個大隊挖出了「反革命組織」:黃亭市公社茶鋪大隊打出了5個「反革命集團」。

在這些案件中,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團案」可算是驚天冤案。詳情如下:

此案緣起1968年8月大抓「黑殺隊」之時。當時五洞大隊分為兩派,互相攻擊。有人說地主子弟陳良柱在鄰近的東安縣打工,抄回了劉伯溫的《燒餅歌》和《五公經》,並且秘密傳播,這在當時屬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行」。大隊幹部即據此羅織了「以地主子弟陳良柱為首,地主分子陳夷如為後臺的反革命集團」案,陳良柱被慘殺。兩個小小的生產隊,折騰得昏天黑地,神哭鬼嚎,縣裡馬上派人幫助破案。在辦案過程中,該專案組負責人、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偵破組長陳某某,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做思想工作、與所謂「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積極檢舉揭發為由,對該隊「反革命分子」陳時元年輕貌美的妻子廖某某威脅利誘,逼迫成姦,而對其夫陳時元則嚴刑吊打,酷刑問罪,百般折磨致死,廖女被陳霸佔長達7個多月。在此期間,陳某廴發現有誰議論其男女之事,就給誰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綁吊打,酷刑逼供,投入監牢。結果風言風語越來越多,「反革命集團」也越滾越大,最後在五洞大隊100戶人當中竟有96戶半成了「反革命」,佔96.5%,其中這「半戶」指陳時元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長期關押致死,其妻廖某某既被陳長期霸佔,便被排除在「反革命」之外。這個「反革命集團」中計有30人被嚴刑拷打逼供,18人被逮捕入獄,最長的坐牢28個月,最短的也坐了8個月;7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4年,長的判了20年,其中6人致死,5人致殘。這就是「五洞反革命集團案」中的「殺夫姦妻案」。由於「反革命分子」特多,本隊的社員要分散交外隊管制、監督,同時還要請外隊人到本隊來當隊長。

這一聳人聽聞的冤案從1968年抓「黑殺隊」開始,於1969年「斗、批、改」當中定案,當地幹部、群眾受苦之深,冤屈之重,罄竹難書。此案雖經受害人(即被該幹部霸佔的陳時元之妻廖某某)多次反映上訴,又經正縣級離休幹部張必烈等3人查證核實,但因派性干擾等種種原因,直至80年代末全案才獲平反,而後,當事人陳某某已死,只好不了了之。[14]

黃塘公社有8個知識青年參加修水輪泵站非常賣力,被群眾譽為「八大金剛」。因8人特別團結,有人便懷疑他們可能有不軌行為,公社「一打三反辦」旋將其定為「反革命組織」,名稱就是「八大金剛」。抄家時抄出一張8人合影照片,以此為「反革命集團」的「證據」,又將一首自勉詩說成是「反動綱領」,一張壽筵入席名單說成是「反革命組織」成員名單。在「如山鐵證」面前,這8個人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結果查了半年,什麼「反革命活動」都未查出來。谷州公社的3個下鄉知青因晚上喜歡聚在一起散步談心,也被懷疑是搞「反革命活動」,畫地為牢,慘遭橫禍。

那時整人的花樣百出,什麼殘酷,什麼刺激「新鮮」,就用什麼。在運動中,雙清公社雙龍大隊院子生產隊貧農張自衛被指控為「與反革命有牽連」,遭到種種酷刑均不肯「認罪」。有人便想出一個毒招:讓張屁股半蹲,雙腿微屈,如同打拳的坐樁一般,腳板下各放青磚一塊,雙膝上再各放土磚一砣,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標一柄,標尖向上,對準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籮索上,再用兩根稻草把兩個大姆指吊起來,名曰「煉功樁」,兩分鐘不到人就昏厥。

抓經濟問題,整人整得更慘。例如,和平公社新河大隊張十延是個祖傳牙醫,技術好,醫德佳,很受人歡迎。他與生產隊簽訂合同外出鑲牙,按規定繳款。運動中說他在外「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賺錢蓋新房,將其關押批鬥,其所有財產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內一律沒收充公。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隊赤腳醫師簡雪波,在運動中被指控為「有經濟問題」,是「新生的資本主義」典型,被關在大隊部辦「學習班」,後來慘死在被關押的小屋裡。河伯嶺林場馬頭嶺工區婦女主任鄧細妹懷有5個月身孕,「一打三反」中遭誣陷,強迫她脫光衣褲坐在裝滿水的大澡盆裡,名曰「坐水牢」,最後被活活折磨而死。陳勛堯是河伯公社上陽大隊19生產隊人,貧農,曾販賣過幾疋土布,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當作「投機倒把分子」批鬥,背脊骨被打斷,睪丸被捅爛,疼痛難忍,上吊自盡。死後當地幹部不准家屬哭,不准送葬,還要在棺材上貼上「反革命分子陳勛堯死鬼滅魂」的字條,勒令他兒子陳上喜照著念,念完後還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陳勛堯」的口號。謝習之乃九公橋公社湘河大隊人,貧農,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業3年,每年按規定繳款投資,未欠集體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縣革委會」工作組進駐該隊,將他定為「資本主義典型」,算了3筆「剝削」帳:3年中先後帶徒弟6人,每人每年算雇工剝削180元,共3,240元,按60%退賠,計1,944元;在外給人打晒簟936床,每床暴利0.5元,計468元;在新寧縣花500元買了一座舊屋架子回家修屋,剩餘部分木料,做了4副棺材,出賣2副,得230元,重罰500元。3項合計2,916元,責成立即退賠。謝思量全部家當也沒有這個數,被逼懸樑自盡。劉再興是新建公社新民大隊團支部副書記,貧農,回鄉知青,因愛提意見被人懷恨在心。「一打三反」時被誣為反革命,關入烤煙房,打得遍身鱗傷。他咬破手指寫血書,說自己不是「反革命」。被釋放後的一天,劉正在理髮,被人叫去大隊部,一個多小時以後,被吊死在樑上。不但無人追查其死因,反而將其宣布為「反革命」,為其畫相供大隊和生產隊批鬥。

以上只是少數幾例。全縣農村的「一打三反」歷時一年,共有19,721人受到迫害,其中貧下中農17,016人,約佔受打擊人數的90%,6,417人被關押,15,340人被打成「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定性金額123萬多元,抄家1.6萬戶,抄走各項財產無數,有307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殘廢,不少人被整得傾家蕩產、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這是邵陽縣繼「抓黑殺隊」、「刮颱風」後的又一次浩劫。

四、充滿荊棘的冤案平反之路

與其它地方相比,邵陽縣的政治運動的殘酷與多發均屬罕見。但這些運動早已使當地政界的人際關係異常複雜,形成一個個利益死結。1974年試圖平反冤案而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勇者楊蔭甫還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在這種局面下,當全國大多數地區的冤假錯案已經平反時,只有邵陽縣還徘徊在歷史罪錯的陰影之中。

1.1974年冤案調查,查冤案者反蒙冤

1973年楊蔭甫任邵陽縣委書記時,曾經給邵陽縣帶來過一縷短暫的春風。楊蔭甫是河北省灤縣人,1949年3月隨軍南下,歷任邵東縣區委書記、縣公安局長、縣委書記。「文革」初被打倒,下放到農場餵豬。1972年9月,調邵陽縣任縣革委副主任,1973年7月改任縣委書記。這種經歷使楊蔭甫與邵陽縣的政治勢力無任何利益關係,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當地的政情。更重要的是,從1968年抓「黑殺風」以來,一直在邵陽縣主政的柴德林此時退居二把手位置。

楊蔭甫履任之後,發現邵陽縣的極左問題極其嚴重,在「抓黑殺隊」等各項運動中死人上千,僅次於以濫殺聞名於世的湖南道縣,遺留下來的政治恩怨更是糾結牽纏,民怨鬱積。這些情況使楊蔭甫寢食難安,他多方奔走,獲地區領導批准,組織聯合調查團,第一次大膽地摸了這個極左路線的「老虎屁股」。當時確定的調查措施及後續措施有二:第一、對農村組織地、縣聯合調查團,分期分批調查摸清抓「黑殺隊」的死人情況,再依法處置;第二、對機關單位「清隊」中被錯誤地開除的幹部適當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但一則由於當時全國的政治大氣候仍然是極左當道,二則因為邵陽縣的極左路線一向較其它地區更甚,多年的政治鬥爭使利益關係盤根錯節,情況格外複雜。楊主持的調查處處受到掣肘。

1974年4月,由100餘名幹部組成的調查團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全縣自1968年以來「黑殺風」前後所發生的濫殺事件,包括「刮紅色政治颱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在內,做了一次全面調查。1974年5月1日,中共邵陽地委正、副書記,邵陽軍分區司令員、政委等地方軍政要員齊集邵陽縣委,聽取調查團的匯報。一條條人命、一樁樁血案,使得領導們喉哽鼻塞,熱淚盈眶,一致表示要堅決落實黨的政策,糾正極左遺患,地委將從財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陽地委還以14號絕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匯報。

同年5月,調查組把「抓黑殺隊」和「一打三反」中使用過的刑罰,篩選、彙集成72種,再用一尺見方的硬紙板,用漫畫形式繪製成「72種刑罰圖」,公開展出。結果大受歡迎,大家一致要求由縣總工會牽頭,組織匯報團,帶著「72種刑罰圖」層層上訪,既向各級領導機關詳細匯報、展出,又能收到較好的直觀效果。

7月初,5人匯報團組成,由張介山、尹邦宋負責,從地、市到省,層層組織大中型匯報會,場場爆滿,反響極為強烈,紛紛要求將責任人繩之以法。時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孫國治表示:問題一定要徹底解決。匯報團於14日到達北京後,找到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該站人員聽說是匯報一個縣的情況,十分熱情,由站領導親自聽取匯報,整整聽了一天,邊聽、邊問、邊記,非常認真負責。接待站負責人最後表態:「一個縣死了那麼多人,那個主要領導是要負責任的,我先給你們省裡打個招呼,要他們調查處理上報,再將你們的匯報材料整理成書面文件,上報黨中央,請你們先回縣裡等候消息。」誰知匯報團回縣後左等右等,什麼消息也沒有等到。這期間發生了一件怪事,「72種刑罰圖」被人從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據說至今還收藏在邵陽縣公安局的檔案櫃裡,當作一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磅炮彈」,準備「秋後算賬」用。

1974年冬,冤案調查工作有了眉目,被錯誤開除的職工也收回了300多人(不到被錯誤開除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然而,全國「批極左」的大氣候卻轉了向,左禍又成熊熊之勢。於是,在邵陽一種說法佔了主導地位:調查「黑殺隊」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是「為牛鬼蛇神翻案」;楊蔭甫是「反黨亂軍的派頭頭、派書記」。於是,以「貧下中農」為名的告狀信不斷向地委、省委飛去。1975年5月,沒有地方勢力根基的楊蔭甫被迫調離邵陽縣。這項意在尋公義、正人倫的調查,也為楊此後的仕途埋下了「地雷」,成為他後來屢屢挨整的主要原因。1976年冬,「四人幫」被粉碎。這本來是給極左路線的當頭一棒,在「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時,省委向邵陽縣這個「文革重災區」派出了工作組。但該工作組卻依靠邵陽縣委堅持極左路線的原班人馬,給反極左的原縣委書記楊蔭甫硬戴上「四人幫黑干將」的大帽子。他們聲稱:「1974年楊蔭甫在邵陽縣的所作所為,是向‘四人幫’提供進攻中國共產黨的黑炮彈,就是篡黨奪權,就是為地、富、反、壞、右翻案,做了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從此,楊蔭甫成了邵陽地區的頭號清查對象,後被撤職,留黨察看兩年,調省醫藥工業研究所守大門。邵陽地委同時還宣布:將1974年楊蔭甫主持的有關抓「黑殺隊」等的調查報告、領導講話、工作簡報、統計數字及其他一切有關資料,通統作廢並徹底銷毀處理。結果,凡是參與或支持地、縣聯合調查團調查過「黑殺隊」的人,都成了「楊蔭甫之流」或「四人幫的殘渣餘孽」,遭批鬥、拘捕,甚至被投入監牢。筆者亦是其中之一。

1978年以後,全國各地都在大力「撥亂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糾正」,徹底平反冤、假、錯案。而中共邵陽縣委反而利用「清查」的機會,以「積極參與並支持大亂邵陽縣篡黨奪權活動」的罪名,多次下發文件,處理幹部14人,其中撤職10人,黨紀或政紀處分4人,進一步製造出一批冤、假、錯案。[15]

不過,楊蔭甫主持的調查畢竟為邵陽縣1968年抓「黑殺隊」以來製造的各種冤假錯案,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這也是筆者寫作此文、見證這段痛史的重要材料。

2.不徹底的平反冤假錯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邵陽縣委挂出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的牌子,除了全國皆推行的「右派」「糾正」,「地、富」「摘帽」外,該地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即對「文革」中抓「黑殺隊」、「刮颱風」、「清隊」和「一打三反」中傷亡人員及財產損失作第二次調查摸底。這次的處理方法是:政治上平反,經濟上適當補助,全縣共補助幣22,080元。處理極不徹底,依然上訪不斷,鳴冤不止。

1985年6月,羅安榮任邵陽縣委書記,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號文件的精神,決定對「文革」中抓「黑殺隊」等一系列亂殺人事件作第三次調查處理。當時,邵陽縣的幹部們因各自的利益關係,對處理「文革」中的各種亂殺人事件認識差異很大。有的重彈老調說,「貧下中農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要搞,會影響大局,不利於安定團結」;而有些出身較好的受害人親屬則揚言,「政府不管自己管」、「血債要用血來還」,大有報仇血恨之勢,如果任其發展,後果不堪設想。針對這種種思想情況,縣委新班子以省委文件為依托反覆強調:殺人是嚴重違法的犯罪行為,依法處理「文革」中的亂殺人事件,是伸張人倫,伸張正義、伸張法紀,伸張大是大非,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受害人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的重大舉措;「文革」中的亂殺人,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不能再用以牙還牙的方法來處理,只能在法律的基礎上,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公平合理地解決。隨後,邵陽縣學習、借鑒了道縣的經驗,組織了230人的「專案班子」,專門從事落實政策工作,對在「抓黑殺隊」、「刮颱風」、「清隊」和「一打三反」等運動中的死人問題,作第三次調查摸底。

經過這次調查,按照「特殊情況,寬嚴適度」的原則,邵陽縣重點立案查處亂殺人事件134起;查處主要責任人280人,清查後定性處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的19起,責任人30人,紀律處分217人,其中開除黨籍128人,留黨察看63人);受處分人員中,國家幹部34人,開除出黨11人,留黨察看9人,農村黨員受處分的208人,其中大隊以上幹部152人,定為殺人罪的117人,犯嚴重錯誤的19人;因主要責任人巳死或責任分散未立案查處的92起;對947位受害者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用縣政府紅頭文件發平反通知書;對死者遺屬按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常年分月補助,對致傷致殘者發定期生活補助費,有房屋和財產損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損的折價賠償,被迫外逃者照樣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鄉安居樂業;對有特殊困難的遺屬,批准解決農轉非7戶10人,招工商戶2人。原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縣政協主席黃明軒,原區委副書記蔣昭元屬於「造反」起家的幹部,按「清查三種人」的原則處理,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而在殺人事件中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陽縣的幹部民眾對其怨恨頗深,無法立足,早於1977年12月調離了邵陽縣,遷回其老家黑龍江省呼蘭縣。對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關方面並未給予任何處理。

直至1987年底,對邵陽縣始於1968年抓「黑殺隊」以來的系列殺人事件的追究處理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文革」在中國的結束時間是1976年,而邵陽縣平反「文革」期間大規模殺人冤案,卻比「文革」結束晚了將近10年。在邵陽縣,從冤案始直至平反,前後經歷了八屆縣委領導,其間種種政治較量,的確耐人尋味。更令人不滿的是,當年首倡調查「抓黑殺隊」的楊蔭甫等一大批幹部,曾因「篡黨奪權」罪名被撤職或遭黨紀、政紀處分,他們至今未獲任何甄別,更談不上對他們落實政策。當時對他們作錯誤處理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這些受冤幹部的檔案袋裡。「文革」過去已30多年了,但在邵陽「文革」餘毒至今依然存在。

註釋:
[11]陶柏榮,「一件欣慰終身的事」,《邵陽晚報》2005年4月19日10版。
[12] 陸古成,「回憶」,作者手稿。
[13] 出處同注6。
[14] 張必烈等調查材料,「五洞反革命集團案」。
[15] 出處同注6。

(全文完)

「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一)

「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二)

来源:《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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