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捲中國的文革不知造就多少悲劇（網路圖片）
裴多菲有句真話：「生命誠可貴。」46年前席捲中國的文革，生生把這句話改成了「生命誠不貴」，許多人無奈中取消了自己的生存權。我那時16歲，第一時間近距離見證過那種陰陽相隔的慘像。
50年前臨近廣州二沙島的珠江邊，曾經有一座幽靜的院子，院裡別緻的四棟小樓，住著十幾戶廣東文藝界人家。比較著名的有前北京《文藝報》主編肖殷、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李門、《金沙洲》作者於逢、劇作家曾煒，還有粵劇的名伶大佬盧啟光、陳小茶、林小群。我父親韋丘算是詩人，有時客串寫寫粵謳，也住在院裡。
這幾棟小樓，倒是留存著幾許歷史的滄桑。為解決三年經濟困難時文化人「居無屋，食無肉」的問題，執政黨特意辟出城邊幽靜處，建起了這個院子，體現主政中南五省的陶鑄厚待知識份子文化人的真心實意。雖說由市房管局統一管理，但只租予高級知識份子。人員幾經進出，始終以文化人為主，倒有幾分戰時重慶沙坪壩的氣象。
陶鑄的好心無意造成了悲劇的集中發生。文革風暴一起，革命以文化為由頭，文化人成了砧板上的肉，文化人聚居的地方就是火力轟擊集中的地方，惹來的刀槍劍戟便比其他地方密集許多，多少人間慘劇，頃刻發生在這廣州一隅。
後20年，有其中文化人的後裔、女作家給這個院子寫過一系列小說，題名《幽靈堡記事》，陸續發表於《作品》雜誌。我們作為當事人的同伴、同學，總覺得那位女作家將歷史過於傳奇化、臉譜化了，失了本來面目。現在大家都退休了，沒了名韁利鎖，卻有了還原歷史的自覺，便有心思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
文化革命狂飆突降，牛鬼蛇神滿院瞬時。院子裡陰陽頭、大高帽觸眼皆是。不說粵劇名武生盧啟光在文革前夕被投入監獄，不說舅舅李門寫作《海瑞回朝》成為比肩吳晗《海瑞罷官》的重案黑幫分子，也不說祖母被查出是「地主惡霸」的小老婆遣送回原籍……多少生離死別在院子裡上演，只記一件對院子裡十幾個少年造成終生心理陰影的自殺事件。
四棟小樓居東北方一棟住的是以寫作為生的文人。我們一家住二樓，面積頗大，連上保姆八口人住仍寬敞。文革一來，父親韋丘成了走不掉的走資派，什麼罪名記不清了，其中兩條還記得，其一，飛橫跋扈，高高在上，無視群眾；其二，把我的祖母帶進大城市，讓地主專了城市無產者的政。就憑這些，大房子不讓住了，要退出一半，廚房、衛生間要公用。空出的地方要讓給別人住。就這樣鬼使神差，引進了這幕悲劇的主角。
張漠青是新加坡華僑，建國前回來參加革命，一直勤奮寫作，劇本《慧眼丹心》由珠影拍成電影，還出版了小說、劇本《漁島風雲》、《激流飛渡》。他原來是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幹部，剛調省作協做專業作家，要找地方住，由作協掌權的造反派安排，一家三口住進了我家退出來的房子。張漠青為人善良和氣，和我當走資派的父親也還談得來。空間小了，居家生活難免磕磕碰碰，但兩家從沒紅過臉。我家老保姆見我們兄妹四人年紀漸大，張家小男孩幼小，經不住張家阿姨請求，就到了張家幫佣，但空下來仍給我們家打掃洗刷，張家阿姨從沒意見。時間長了，張家小男孩也整天跟著我們屁股轉。他們家在陽臺搭了個鴿棚，幾十隻鴿子生動活潑，成了全樓孩子的玩物。
生活要是這樣繼續下去也沒什麼不好，外面驚濤駭浪，小樓裡面尚可存身。可是文革的邪火越燒越旺，破四舊，大串聯，大武鬥，大聯合，一波未平一波起。我這時在學校無書可讀，到部隊當兵被遣送回來，社會上風傳大批勞改犯逃出監獄，進了廣州城搶劫。院子裡的小孩基本不敢外出，大人留在機關接受批判改造，颱風眼倒出現片刻的寂靜。
那天下午，百無聊賴中，見大弟頭髮長得像茅草，就拉他坐凳子上，披張報紙給他理髮。聽著老保姆買菜回來，聽著她開大門、開張家門的鑰匙聲，「吱呀」門響之後，一聲令人心寒的叫聲傳來：「有勞改犯進來了！」
我兩三步衝過客廳，衝到張家半開門前，猛見張家兩房間門框邊一個高大的人影慢慢轉過臉來，面孔雪白，嘴唇烏黑。我一個激愣，對準人影揚手要把手中唯一的武器——理髮推子甩出，剛要出手又硬生生停下，那不是張叔叔嗎！但不應那麼高啊？
壯著膽走前兩步，定睛一看，正是張漠青!用檯燈的電源線把自己掛在兩房間的門框上，腳下是一隻倒下的小凳子。那時的門比現在講究得多，除了做得高大，門上還有一扇氣窗，門、窗間有木橫擔，粗大結實，用來挂電線很可靠方便。人看上去高，是因為踩著凳子上去的；人體會轉動，可能是風的作用。
老保姆嚇癱在地哭出聲來：「張同志，點解要吊頸啊（為什麼上吊）！」我不知哪來的勇氣，衝上去抱著張叔叔的腿往上頂，想讓他緩過氣來。但太重了，怎麼頂也動不了分毫。跳上小凳要去解電線，結打得太死，老解不開，心裏慌張，腳一晃，幾乎摔下地來。緊急中，跑到廚房抓了把水果刀，跳起來揮出，割斷電線。張叔叔轟然倒地。
門口過道狹窄，擠成一團，只能抱出來放床上搶救。老保姆腿都軟了，幫不上忙。大弟才12歲，嚇得不知跑哪兒去了。跑到樓下求救，正好舅舅李門在家寫檢討，70多歲的外婆在撿菜葉。舅舅一生波折甚多，飽受運動摧殘，正以待罪之身等待造反派處置。聽我幾句，馬上感覺到其中蹊蹺，不敢上去。我一想也是，造反派慣於無事生非，走資派在案發現場，豈不跳進黃河洗不清？
其他住戶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幫不上忙，不得已竄上三樓，黑幫分子曾煒也不便下來，他的大兒子是二中高二學生，比我大兩歲，經歷過武鬥，膽子也大，馬上跟我跑到二樓。兩個孩子才勉強把人抬到床上，以我們的搶救知識，又掐人中，又抹萬金油，就是不敢口對口人工呼吸，也不懂按壓心臟。折騰半天毫無動靜，我掰開他的眼皮一看，瞳孔已經散開。事後回憶，從抱他大腿開始，已經是一片冰涼。我給大弟理髮前，曾聽到張家房中凳子碰地聲，以此推算，到老保姆回家開門，也過了大半個小時，再高的醫術也難以救過來。
那時電訊落後，全樓就一部電話放在我家，造反派沒來得及拆走。電話通知作協的造反派，在他們沒到前，我發現桌面留有遺書。管他看得看不得，匆匆一掃，內裡多有難言之隱，牽涉甚大，不說也罷。隨即造反派四五人凶巴巴趕到，先收了遺書，問我看了沒有，我自然裝傻。法醫驗過，沒有警察，也就結案。
那位帶隊的女造反派跑到院子裡一聲斷喝：「全部走資派都來抬人！」一群牛鬼蛇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緊皺眉頭把屍體搬到院子裡。這時張家阿姨才騎著自行車慌忙趕回，還沒進院門，車子已經翻倒，張家阿姨哭暈過去。他倆的獨生子還小不懂事，由幾個大姐姐牽著離開了現場。
16歲的少年，就此見證人生之大不幸，見證死亡的恐懼，見證社會的不合理。同一院子的少年同伴，也同時目擊這悲慘的一幕，同時留下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仇怨。
事後，張家阿姨多次追問我張叔叔遺書內容，造反派根本不敢把遺書還她。而我也因為這次過強的刺激，也許是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自生的保護反應吧，很快忘掉遺書內容，只余一聲嘆息。
舅舅後來說，「張漠青有什麼事啊？他也要死，那我們死一百次都不夠！」
可算天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