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菜切出反革命
今天和一群離休的老伯伯一起參觀淞滬抗戰紀念館，他們大多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七八十歲的年紀，有的胸前還掛著獎章。參觀後是座談會，座談之後閒聊，一個老伯伯不經意間說道：「我是什麼都經歷過的，打仗，挨餓，差點當烈士，走資派，現行反革命……」旁邊一位老者隨口問道：「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麼戴上的？」那老伯悠然一笑，道出原委。
在奉賢五七干校期間，老伯伯與其他兩人被派到廚房裡幫廚。一天，老伯伯正在案板上切菜，造反派在外面唱歌。聽到歌聲，老伯伯不禁隨口跟著唱起來，組成歌曲與切菜的洪亮交響。
一曲未了，突然衝進四個造反派，直斥道：「XXX，你這個現行反革命，竟敢對毛主席懷有深仇大恨！」不由分說，將他揪出去批鬥毆打。怎麼回事呢？造反派說，他唱最後幾個連續的「萬壽無疆」時，每個「萬壽無疆」後面都跟著一菜刀，這是在發泄對偉大領袖的刻骨仇恨。
造反派通知警備區，說是抓住了一個現行反革命，讓他們帶走。警備區帶走了老伯伯，通知老伯伯的妻子時，只說XXX是現行反革命，現已拘捕。至於原因，一字未提。
警備區立即派人來調查，證人們都說這老兄生來喜歡唱歌，想來不過是隨口亂唱，早年也是出生入死，不會有什麼深仇大恨。關了三個月，證據不足，被放出來。
劉處長的發現
劉處長文革前是市直機關負責政工的幹部，老實、厚道甚至有些木訥。處在那樣的年代，又負責這樣的工作，雖然是個老實人，如果不按階級鬥爭的節拍去整人，自己也要被人整。在長期的運動磨練下，劉處長原本敦厚的個性開始變得有棱角，政治嗅覺也一天天變得靈敏。終於有一天，劉處長下鄉做「五七戰士」時，挖出一個真正的歷史反革命。
劉處長下鄉的那個村子，非常貧窮，多年一直靠政府的返銷糧解決吃飯問題。那村有點像世外桃源，外面轟轟烈烈地鬧文革，它那裡卻看不到標語口號，更不見批鬥會。公社、大隊稱它是「小臺灣」，那時臺灣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該村不到30戶人家，有兩大姓，林姓和高姓。劉處長一到該村就嗅出了問題：30戶人家竟然沒有一戶地主、富農，中農也只有一戶，而且是外來的獨姓（高）。高姓早先靠織土布襪子掙點兒小錢，勉強劃為中農。至於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村裡更是一個沒有。按照階級鬥爭理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階級鬥爭，劉處長暗中告誡自己：當心，這裡很可能有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
一天，在田間地頭休息時，劉處長與一位林姓青年村民閒聊，問道：「你們姓林的，你這一輩應該是玉字輩，你們家兄弟幾個怎麼都是興輩？」這位青年村民支支吾吾說是他父親定的，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拋開既定的輩分字不用，另用其他字，在一個依靠輩分標識身份地位的家族社會裏，是非常罕見的，劉處長想，其中必有重大問題。從這一天起，劉處長就開始琢磨這個問題，並向其他村民詢問，但村民的回答是超級一致，都是「不知道」。這越發激起劉處長要弄個水落石出的好奇心。最後，劉處長做出一個決定：直接到高家查訪。
劉處長是在一天晚飯後去的，這個時間全家人都在，這樣就可以多瞭解一些信息。他瞭解到，高家老兩口有六個兒子，老大、老二在隊裡幹活，其他三個在讀書，小六還很小，別的也沒瞭解到什麼。劉處長回家與老伴說起此事，老伴說他神經過敏：「你是干政工幹出了毛病，看誰都可疑，都有問題。」
一天，又到村民領返銷糧的日子，劉處長幫著念花名冊。待念到這一家時，劉處長仔細看這家人所有人的名字，覺得有點兒蹊蹺。過後，劉處長又把這家人的名字按花名冊上的順序自上而下寫了一遍，猛然發現，這家六個兒子的名字的最後一個字分別是中、華、民、國、東、州。謎團一下子打開，原來六兄弟的父親是要「興」中華民國東州。當地人早年稱日本為東州。顯而易見，這六個兒子的父親一定有歷史問題。劉處長連夜趕到公社，向領導報告他的重大發現。
第二天，調查開始。原來，此人在日偽統治期間當過某縣監獄的監獄長，日本戰敗後又成為某縣的警察局副局長，但是不知為何，解放後此人僅被關幾個月就被遣送回鄉。現在這一發現充分說明「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於是立即將其打成歷史反革命，掛上牌子，用拖拉機拉著到全公社各大隊游鬥。他的已上初中的老四、老五兩個兒子也被從學校趕回了家。
補白：甘肅靜寧縣農牧站的女技術員毛應星，一九五七年在蘭州農業學校被定為右派，在夾邊溝勞動教養幾年後回到蘭州。當局認為她不配再當教師，便將她送到靜寧縣。文革中，毛應星議論說，現在有一些小人將毛主席包圍了，於是被判處五年徒刑。一九七○年四月三日，甘肅省革委會討論她的案件時，由於她的哥哥在美國，省委負責人說：「殺！很壞，家庭是反動的。」九天之後，毛應星倒在城外的一塊麥田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