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道•禮教是家人部族、國家之人群仿效天地的中庸之道。今天公司職員、政府官員崗位責任培訓是職業道德培訓。公民教育主要是建立法律制度下的公民政治倫理，可謂法為民綱。禮教以身份等級的禮遇教育阻止邪惡，分配人的職責等級以及稱謂、坐次、言行等禮儀和待遇，可謂禮為君子之綱。「族道教」神人道術發明教化呈現「天地人和」禮教的禮儀，形成風俗後，防止「兩性互相腐化」，以保持各自「特有的和主要的品質」。俄國共產黨用暴力取消宗教習慣，導致革命後以公有方式強姦女人。中共通過紅軍暴政毀滅中國禮教，結婚謝黨。中華民國到臺灣，共和制的民主憲政下，家人為競選互相爭吵，飯桌上樂在禮中。大陸「三退」就可實現民主，卻為「誰來民主」爭個不停，無力終止中共作惡。
此文是我所寫《儒家是「家道教」》、《從血戰小商河看儒家禮教》等思考的綜述。這裡所說「家人」不是我杜撰，是《易經》「家人」卦的卦名，也是中國人常用的話語，諸如「這一家人」、「大家雖然不同姓，卻跟一家人一樣」等。禮教是關於儒家孔孟之道或名教的概括，人在家庭、社會和朝廷都要講名份及相應的責任，即男男、女女，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君君、臣臣等，衍生出從炎黃而華夏再漢族的中庸之道:部族、氏族、國家成員，仿效天地之禮。
今天各國公司職員、官員職位制度中的崗位責任，還依稀可見禮教的遺蹟。新員工進公司，培訓崗位責任是職業道德的主要內容，教人忠於職守。在歐洲，國家秩序是靠法律公民規範行為、宗教約束信徒人心來建立。公民教育相對簡單，主要就是建立法律規定公民（自由個人）的政治行為，即公共事務中的活動規則，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公民政治倫理，可謂法為民綱。以法國近代孟德斯鳩的說法，禮教是「禮儀、法律、風俗、宗教」混合進行的文化教育，比公民教育複雜得多。
在中國，先是家政秩序在各地創建，在各州縣或省市、鄉鎮，男男、女女，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責任分明、各盡其職，而後再推廣到朝廷衙門，衍生出君君、臣臣（上司、下屬、同僚）等各司其職的國家秩序。由家而國的培育這些責任，就是中國、朝鮮、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古代國家的禮教。禮教在克己盡職的家國生活中修道：仿效天的剛健精神自強不息，以大地柔順胸懷厚德載物，以家和國為廟堂，盡人事而知天命，將周公以禮制確定的身份等級相配的稱謂、坐次、言行等禮儀和待遇，以仁心施教而復興，可謂禮為君子之綱。
由此可知，中國古書上所稱呼的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等被稱為某「皇」、某「氏」，以及黃帝、顓頊、堯、舜、禹等被稱為某「帝」的首腦，跟古代埃及的法老（國王）、巴比倫的女祭司（女神）等首腦以權力和法律治國不同，是修道守德，以功夫治族，對族人實行文明教化原始宗教的教主，可謂「族道教」。日本大和民族的「神道教」帶著我國上古宗教的特點，這或許可以作為中國上古皇、氏、帝是在氏族、部落中修道的神人的旁證。烹飪、漁獵、八卦、草藥、種麥、造車、養豬、養蠶、馴獸和佈陣等，都是歷史安排在中國黃土地的道術發明。
黃帝王道政治平天下，雖有戰爭，卻是平定戰亂安定聯邦部族的心就可以了，並沒有同時期西邊印度、巴比倫、埃及等地區嚴酷的征服滅族實行奴隸制的戰爭。堯舜禹三帝禪讓帝位，並非民主制度，可理解為修道心圓滿，類似高僧閉關。希臘史詩中所說黃金時代特徵，在中國五帝傳說可明顯見到，演變為「天地人和」的禮樂教化。顓頊帝制定女人給男人讓路，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有譏嘲。我也曾經跟過風，後來發現是不懂「道德仁義禮」是族群社會最後的文明守衛。當修道守德的族長私心增長仁義情懷減弱，為阻止越位爭鬥，禮樂制度及教化就出現了，首先從男女角色禮讓開始，逐漸推廣到父子、兄弟、君臣等角色禮讓。這些禮讓在公民社會是強者的光環，在族群社會是等級秩序的綱紀：社會人的正道。
依照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的說法，可推論，「女給男讓路」這種禮儀目的是防止「邪惡暴露」和「兩性互相腐化」，以保持「他們特有的和主要的品質」。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19章評「中國人的禮儀」，明確指出：「中國人的禮儀是不能毀滅的。中國的婦女和男人是絕對分開的。除此之外，中國人的禮儀，和他們的風俗一樣，都是教育的內容。……一旦經嚴厲的教師用來當作箴規施教後，便成為固定的東西，像道德的原則一樣，永遠不能改變。」如果統治者要改變風俗和習慣，孟德斯鳩說：「不應當用法律去改變」，以免橫暴。他指出「只要提倡別人的風俗和習慣就夠了」，明確批評彼得大帝逼剪俄國人的鬍子：「用暴力取消這些習慣，對他們是悲慘的。」這批評列寧聽到了，卻當作耳邊風。
1917年列寧乘坐德國軍人護送的專列在俄國參加「一戰」的艱難時期，缺德邪惡地發動十月暴亂，推翻俄羅斯共和國剛成立8個月的臨時政府。在此前8個月裡，俄羅斯只是改變了沙皇制度，私有制自由經濟、東正教救贖文化、文學人道主義傳統，都沒有被觸及，當時的克倫茨基政府依然執行著先前沙皇政府跟協約國簽訂的在東線配合作戰的盟約。但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把引進德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強加給俄國人，以彼得大帝逼剪俄國人的鬍子、服裝之類惡法，逼俄國富人交出歷史積累的土地、工廠、公司等，鎮壓前沙皇政府和東正教神職人員，強制推行文化和風俗革命，例如逼高爾基們放棄人道主義思想，15至25歲的女人必須接受性公有化：布爾什維克憑許可證可以「公有化」十個女人。
孟德斯鳩明確指出法律是用來阻止犯罪，不能用來作惡。共產黨除了俄國列寧、斯大林用法律作惡，中國毛澤東、周恩來更厲害，把從古代到當時鄉鎮流氓調戲婦女的非禮作為，以「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移風易俗」的革命暴力把阿Q弄假成真，把毀滅中國禮教文明當成事業干，其樂無窮。在1930至1934年，婚姻法保護中共組織分配婦女給幹部的特權，農村婦女在丈夫當紅軍的時候可以自由地跟幫忙種田或給予幫助的相好性交。中央紅軍到陝北，劉志丹護衛當地歷史承傳的婚姻和男女關係，成為他被除掉的重要原因，此後高崗成為性混亂者。1950年後，黨組織向革命光棍或有功之臣分配或重配婚姻成為時髦。中國人心懷共產黨殺人兇惡的恐懼，結婚被迫改跪天地父母的傳統變成謝黨了。
中華民國到臺灣在美國軍艦和蔣介石威權保護下，共和政體和民族憲政下，政府扶助土地以買賣方式改革，辦公司和做攤販都守法進行，沒有強行改變結婚男女之間「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以及組織分配婚姻和踐踏性道德的社會運動，所以儘管臺灣李敖敢罵政府，沒人把他當好人，家人在競選上互相指責，飯桌上依然主客、長幼有序地坐，喝酒必須先敬長輩，而後敬外來的客人，樂在禮中。
依照孟德斯鳩上述書中所說，中共紅軍在中華民國做政治盜匪22年，干的主要就是以暴政「推翻風俗和禮儀」而「推翻一切」，使人民「放縱邪惡」的壞事：以低工資逼女性進入社會跟男性爭工作，男女互相腐化而喪失特質，兩千多年家人禮教習俗培育的官民之間「愛的關係」和恩情逐漸喪失。關心政治的女人闖入社會和論壇參與爭論，理性和情感夾纏不清。大陸今天只要「三退」就可實現自由民主，卻在「誰來民主」的爭吵中容讓中共繼續迫害、強拆。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禮教被破壞後，以往以君子教養遏制了兩千多年的「女子與小人」等傳統視角下的邪惡事物，如洪水氾濫成災。觀點大同小異只因表述方式不同，都會爭得不可開交互不相讓。小人同而不和，無法形成終結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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