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 全國性鎮壓反動學生的鬥爭

回眸磚橋——記上世紀六十年代高校清洗「反動學生」運動

作者:天嘯 發表:2011-10-03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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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紀有關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人們知道得已經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紀60年代,中共還發動過一場全國性鎮壓反動學生的鬥爭,全國各地約有500名大專院校學生,如右派一樣被揪出批鬥,之後押送到勞改基地「兩勞」——「勞動考察」或「勞動教養」。筆者即是當時上海33名戴帽「反動學生」之一。

50年代末,反右結束後,接踵而來的是「大躍進」,結果是大飢荒席捲全國,哀鴻遍野。於是有部分大學生勇敢地站出來上書中央,質疑「大躍進」,並批評「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高教部因而認定高教領域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少數學生思想、立場反動,對黨的猖狂進攻程度「已經相當於、甚至超過反右鬥爭中的極右份子」。毛澤東指示對這一小撮「政治反動」的學生「必須抓緊時機,通過揭露與批判進行嚴肅處理」。不久教育部向全國高校下達對「反動學生」實施「兩勞」的試行辦法;全國各地高校立即開展起揪鬥「反動學」的「群眾運動」。

一、押送磚橋

1964年夏,我就讀的某師範大學開始貫徹中央指示,開展對「反動學生」的批判和清算。入夜,各系梯形教室燈火通明,師生們「同仇敵愾」,聲色俱厲地批鬥站在會場中央的「反動學生」,其火力、聲勢,比批鬥右派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是當時該校被揪出的23名「反動學生」之一,禍端是我在日記中寫了《基督山恩仇記》的讀後感,對「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人生哲學欣賞備至。有同學偷窺了我日記,密報給政治輔導員潘毅,潘指控我「仇恨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復仇主義者」,於是組織全年級師生批鬥我4場;之後我被判勞動教養3年,押送農村改造。

同年11月12日,由市高教局統一組織、押運,來自上海交大、復旦、同濟、華東師大、師院、外語學院、一醫、二醫、中醫、化工、華紡、水產、海運和機電專科等高校的10餘名「反動學生」來到市郊泗聯公社的磚橋大隊,接受「兩勞」。此後陸續又有10餘名「反動學生」被遣送到磚橋。為便於管理,一年前安置在崇明島「兩勞」的「老反動學生」也一併轉移到這裡,於是「反動學生」總數達33人。「磚橋」由此也成為遠近聞名的「反動學生」「兩勞」基地。

我們33人共同的罪名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三面紅旗,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反動」;但具體情況各不相同。如:復旦大學的季致遠,被指控「全面、系統地為蘇共修正主義路線辯護,拒絕放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立場」;交通大學的柳正,因向政治輔導員交心,陳述對「九評公開信」的看法而獲罪;外語學院的堯善元因撰文同情右派遭遇、批評共產黨被告發,手稿、日記被繳獲。

還有的難友僅因一時失言而被控思想反動,如師大的胡樺在反美援越示威遊行時不慎喊錯口號,將「抗美援越」呼喊成「抗越援美」,被上線上綱,成為打擊對象;化工學院的姜大維在同寢室同學談到毛主席發福、腹部圓闊時,戲言了一句「可以點天燈了」,因而被指控「惡毒咒詛偉大領袖毛主席」,遭到反覆批鬥。他們倆本來可免除處分,但為湊足「打擊面佔學生總數千分之三」的指標,被湊數為「反動學生」。最令人不解的是,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第二醫學院學生封育都,因始終未摘帽、留校待分配,也被送到我們這裡勞教3年。當年他已36歲,年長我們十幾歲,誰也搞不清他究竟算是右派,還是「反動學生」。

我們這些「反動學生」中,屬應屆畢業生的,暫緩分配工作;屬在學學生的,一律停止學籍。全體「反動分子」,按「惡行」輕重,分別被判處「兩勞」兩年或三年,每月發生活費19元、24元或29元不等。處分期滿後,按各人「服刑」表現,准予畢業分配或恢復學籍;堅持反動立場不思悔改的則予以開除學籍,移交公安機關法辦。

為監督我們的改造,高教局調配三名政工幹部常駐磚橋負責「管理、教育」我們這批「反動學生」,並撥款建了五間一套、磚木結構的「兩勞宿舍」,以方便對我們統一監視和管理,其中最寬敞的一間,管教幹部用作辦公室兼宿舍。

二、艱辛改造

我們被押送磚橋後的第二天就開始勞動。我們這些莘莘學子,被要求像強勞力那樣挑擔挖地、耕田施肥,艱辛苦痛可想而知,然而我們必須咬緊牙關拚命干,因為我們被告知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洗淨心靈中的污穢;勞動表現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壞的標誌。通過兩三個月的艱苦勞動鍛練,我們33個「反動學生」個個練就一手好農活,從挑稻、挑糞、挑河泥、挑豬塮,到趕牛耕田犁地、開溝排水、拔秧栽秧、搖船掌舵,無一不會。三夏農忙季節,我們在烈日下一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全身晒得漆黑,衣褲浸透汗水,擰乾後汗水居然可盛滿一臉盆……

如果「兩勞」僅僅是繁重的體力勞動,我們還挺得過去,但使人不能忍受的是誅心的心靈折磨。每日收工之後,我們必須進行政治學習,不是在燈下讀「毛選」,就是學習黨報刊社論,聯繫思想實際批判自己,深挖反動思想的根源。每年還有一次思想改造鑑定會,每人事先寫好思想改造小結,在鑑定會上宣讀,然後由難友們講評,彼此揭發,政工和管教幹部最後表態,作鑑定,整個過程需體現「樹立標兵、團結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的原則。

首次思想改造鑑定會,在我們到磚橋半年後舉行,3個「頑固不化、抗拒改造」者遭到嚴厲的批判與鬥爭,我是其中之一,因為有改造積極份子揭發我,在習「毛選」時間,躲在蚊帳裡讀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這說明我抗拒改造,蓄意籌劃向黨、向無產階級復仇。我被告知要從頭開始改造。

三、文革開始了

1966年文革爆發;毛、劉兩大司令部殊死搏鬥,神州大地腥風血雨,狼煙滾滾。但是我們勞改基地卻平靜如常,該年底我們「兩勞」已有兩年了,33個「亞囚犯」已有一小半處分期滿,按市府規定,應該解除處分、或恢復學籍或分配工作了。但兩三個月過去了,沒有絲毫動靜,我們要求領導給個說法。高教局負責改造「反動學生」的陳秉圍處長專程來到磚橋給我們「訓話」,強調我們的「罪行」屬敵我矛盾,政府念我們尚年青,才寬宏大量,未訴諸法律,按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處理。他還聲色俱厲地說,我們這些人的反動思想根深蒂固,必須痛下決心,紮紮實實勞動、改造一輩子。最後他告誡我們:牢記自己的「反動學生」身份,不得參與文化大革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至於何時解除處分,我們想都不能想。

這番「訓話」後不久,高教局突然又來人,宣布對外語學院的周森根加重處分: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交群眾監督勞動。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猶如晴天霹靂,讓我們目瞪口呆。周森根原是外語學院德語系的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夕曾向政治輔導員「交心」,坦承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篤信並擁護三民主義。當時正值高校揪拿「反動學生」,周森根因而獲罪。遭批鬥後,他精神失控,譫囈不止,被送入精神病院,病情稍好便被押送磚橋,勞教3年。「勞教」期間他比任何人都更服罪、更賣力地勞動,迫切希望早日解除處分。為贏得管教幹部袁圓芳的好評,他主動交待「余罪」,稱1962年蔣總統宣布反攻大陸時,他寫過一部電影文學劇本《陸游傳》,借「王師北伐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愛國激情,抒發苦盼三民主義重返大陸的情思;並將劇本原稿上繳「組織」,以示真心悔改。袁圓芳曾當眾表揚周森根向組織暴露思想、真誠接受改造,要我們向他學習。不料時隔兩個月,袁圓芳突然翻臉,請示高教局後,在大會上宣布,以「仇恨共產黨、期盼國民黨復辟」的罪名,將周押回原籍,改造終身。儘管會上沒人發言,但人人都明白:此舉純屬「殺雞儆猴」。

四、上訪

在文革中,我們瞭解到:因當時鬥爭的需要,處分「反動學生」的政策已被中央文革小組廢棄,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鎮壓學生運動的決沒有好下場」。各地高教部門,包括北京,均已認識到,當初對異議大學生「兩勞」確有不當,因此主動予以糾偏,解除受害學生處分,並安排工作,「兩勞」據點也隨即解散,但唯獨上海市革委會按兵不動。

於是我們33名「反動學生」,組織起來,推舉復旦的「季兄」季致遠牽頭,揭發改造基地黑幕,為爭取人身自由和工作權利奔走、呼告,尋求正義和支持。但是我們的努力四處碰壁。走訪市革委會,接待幹部冷冷地回答:「你們認為自己改造得如何?」然後丟下一句「回去等答覆」,便拂袖而去。派代表到北京上訪,沒等說明來意,就被接待幹部劈頭打斷話頭,並派人立即把他們送上回程的火車。

此時,袁圓芳一反常態,頻頻往返上海——磚橋,天天陰沉著臉,目透凶光,殺氣騰騰。數天後,幾位難友從上海市區回磚橋,帶來可怕消息,各大專院校都拉起巨幅橫幅:「迎頭痛擊反革命翻案風!」「堅決鎮壓以季致遠為首的磚橋反動學生!」一場浩劫在所難免!

五、血腥清算

三天之後,1967年8月18日,一個盛夏的下午,由上海各高校七八十名紅衛兵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聯合鎮反兵團」分乘多輛大卡車開赴磚橋,揭開了所謂的「鎮反」的序幕。

紅衛兵搭起了毛澤東思想宣講臺,向圍觀的群眾宣講這裡的「兩勞」犯如何翻案復辟、猖狂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我們的難友、外語學院的柏寧湘上前想與之辯論,還沒說三句話,便挨了一頓暴打。兩個紅衛兵用軍用皮腰帶,對準柏的頭部和前胸猛抽。交大的柳正上前論理,他一米八幾的個頭,居然被對方摔了個大跟鬥。

暴力開路。誰回嘴就挨耳光、挨皮帶,直至嘴角淌血,皮開肉綻,血痕連連。當晚,「鎮反兵團」在打穀場上召開「迎頭痛擊反革命翻案風」的群眾大會。幾個積極參與上訪的難友,「一」字跪在臺前。兵團頭頭揮舞「紅寶書」,聲嘶力竭地列數我們的罪狀。此狀況下,多數難友違心上臺揭發「頭頭」的「罪行」。季致遠是眾矢之的,他胸口掛牌,被勒令跪在其餘四個「黑干將」之前,跪得直挺挺的,一旦臀部貼上小腿,就挨上重重的一腳。面對揭發,季致遠如果沉默,就是「負隅頑抗」;如果聲辯便是「反攻倒算」,接著就是一陣皮帶、皮靴。一個稚氣未脫的小個子紅衛兵衝向前臺,一皮帶頭砸在季兄頭上,季頓時血流如注。周圍人群一陣驚呼:「要打死人了!要出人命了!」

早在批判會開始之前,外語學院紅衛兵頭頭柯某、杜某便揚言「開開葷」,「非打斷季致遠一條腿不可」,「讓他終生拄枴杖」。此刻,柯某、杜某正要上前施暴,卻被身後的怒喝鎮住——磚橋大隊黨總支書記蔡仁明和農革會的書記劉伯余走到前臺,雙雙用身體護住季兄:「要文鬥,不要武鬥!」蔡書記更是義正詞嚴地正告紅衛兵:「既然上海領導把大學生(這裡的社員從不稱我們為「反動學生」)下放在我們磚橋,我們貧下中農就得負責到底!誰要動武,我們不會撒手不管!」剎時會場一片寂靜,紅衛兵和當地民兵兩軍對壘,虎視眈眈,一場武鬥迫在眉睫。此刻,復旦大學紅衛兵領隊殷某快步奔向前臺,大吼:「季致遠罪大惡極,罪該萬死,押回校,交革命師生批鬥!」於是復旦紅衛兵將季兄從地上架起,拖到公路邊,攔了一輛大卡車,把他押送回覆旦。

事後得知,復旦「鎮反兵團」是溫和派,主張文鬥,反對暴行。因此,殷某在關鍵時刻,找了個堂皇藉口,「劫」走了季致遠,保護了他。
六、可殺而不可辱

而我的遭遇要悲慘十倍。當晚,我被五花大綁押回師大;次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遭批鬥。他們當眾捏造了我十餘條罪行,革命師生振臂高呼「天嘯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當夜,以周建平為首的外語系紅四團的八個如狼似虎的紅衛兵,將我押解到兵團司令部「審訊」。周要我老實交待我與季致遠共同策劃的「搶奪管教幹部袁圓芳槍支,準備武裝暴動」的陰謀。這簡直是「豈有此理」!我們從未相信袁圓芳有什麼槍支,我又怎麼可能與季致遠策劃奪槍暴動呢?我開始明白了,「提審」只是個幌子,這夥暴徒施暴成性,常以打人取樂,他們那晚閑著沒事,商量好拿我來「消閒」。那一夜,我遭到這夥暴徒的毒打,皮鞭、棍棒雨點似地落在我前胸、後背。我高聲呼救,但都沒用,審訊室是外語系的錄音室,隔音能力超強。

這群暴徒將我痛打一番後,還嫌不過癮,又想出更刺激的一招:八個壯漢分成兩班,輪著班站在房間四角,一人一拳,把我從一端痛擊到對角線的另一端,再被擊回來。不消幾拳,我就被擊昏。暴徒們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們潑水將我弄醒,測試我的脈搏後,發現我心跳仍正常,抗打能力「了得」,就商量如何進一步對我施虐。我知道這夥暴徒早已喪失最起碼的人性,對我不會善罷甘休。「士可殺而不可辱」,我乘他們商量之時,掙紮著撞開門,衝到陽臺口,縱身跳下樓。應是天意,我居然沒有死,只是左腿大腿骨縱向骨折,流了很多血,被送往醫院急救。救護車的呼嘯聲驚動了師大園,紅四團刑訊逼供的醜聞傳遍全校。為泄憤,周建平等打手趕到醫院急救室,企圖將我置之於死地,但被院方制止。

同晚,我們當中另一名上訪「黑干將」、第一醫學院的的女生鄭曉萌亦因同樣原因跳樓自殺,但未遂,牙床粉碎,臉部嚴重變形,一條腿粉碎性骨折,人只剩最後一口氣……

七、政治賤民

之後,我們32個「反動學生」(周森根已被送原籍)被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即政治上的「賤民」。
1968年,全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聯合鎮反兵團」再次進駐磚橋,對我們32人進行批鬥,我們被罰跪、鞭韃、勒令相互打耳光,甚至被吊在屋樑上用馬鞭猛抽。機電專科的徐錚因對我們中的一位女生萌生愛意,寫了幾封情書,觸犯了「兩勞期間嚴禁談戀愛」的紀律,被吊在打穀場邊的老槐樹上毒打。他因拒絕認罪,又被五花大綁推到公路邊,跪在公廁旁,一天不給吃喝。

1969年夏,毛澤東指示:要落實政策給出路。當時,全國各地早將勞改的「反動學生」送回各院校,並且大部分人得到安置。唯獨上海革委會例外,因為他們擔心翻舊帳,追究責任,因此遲遲不給我們安置工作。

同年秋季,為解決城市人口惡性膨脹,中央提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將大批市民趕到農村落戶。上海革委會抓住這個時機,藉口執行中央指示,給我們超期「兩勞」的人解除了處分,並安排:除個別「改造尖子」外,我們絕大部分人被開除學籍,作為無業人員送回原屬市區,再由上山下鄉辦公室統一安排,與閑散人員(絕大部分是四類分子及家屬)一起送到安徽農村落戶。我左腿致殘,只是勉強能行走,根本無法務農為生;我要求給予照顧,留在上海就業,但被回絕,因為給我的政治結論是:「罪行嚴重,且抗拒改造,屬敵我矛盾性質,暫不戴帽(即帽子拎在群眾手裡,如拒不悔改,隨時可以戴上),交群眾監督勞動,以觀後效。」

同年年底,我與其他12位上海籍難友被驅趕到皖南、皖北農村落戶,以務農為生;而外籍的難友統統被趕回原籍,自謀生計。大家個個謀生艱難,連溫飽也難以維持。姜大維回原籍後,下放農村十餘年,後上調常州,謀得一份為雜貨鋪拉板車送貨的工作,竟欣喜若狂,千恩萬謝給他介紹工作的「恩公」。我在安徽農村干了兩年農活後,有幸被生產大隊聘為民辦小學教師;太太跟我在同一大隊落戶,在大隊裡做赤腳醫生。夫婦倆都是拿大隊工分的,都不用下田作體力勞動,羨煞生產隊的小青年,我聽了惟有苦笑和感嘆。

與我相比,好幾位難友的境遇可謂悲慘至極,令人唏噓。徐錚「兩勞」六年,飽受虐待侮辱,被送回浙江老家後不久就患上肝癌,因沒錢治病,最後全身浮腫,含恨與世長辭。正是:「貧歸故里無生計,病臥家鄉死亦難」。二醫的老右派封育都因老家無人,被校方踢來踢去,硬是不給安排,最後精神失常,不久便突然逝世。周森根回鄉生活了幾年,靠養豬種菜為生,精神病時好時壞,反覆無常,不幸英年早逝。臨終時,他喃喃自語:「我是主動交代的,為什麼……」他沒能把話說完。

尾聲

告老退休後,我曾單獨赴磚橋一行。舊地重遊,匆匆過去四十載;滄海桑田,物換星移,磚橋面貌已改換一新,我根本無法辨認。原來的「兩勞」宿舍早已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穀倉。當年季兄被紅衛兵毒打的谷場,也已翻造,唯有那棵老槐樹依然屹立在那裡,作為歷史見證,徐錚曾被綁吊在它那粗壯的枝杈上毒打,如今還可找到隱約的血跡。我相信這棵古樸、蒼勁的老槐樹一定願向我們的子孫後代講述這裡曾發生的事:我們33個青年學生的劫難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縮影。

来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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