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聶敏之先生去世十年的忌日，讓我再度回顧一下老聶與我們民主黨其他同志在那艱難歲月「共同戰鬥」的往事，也算是對他的一項祭奠。
在浙江民主黨組黨活動的最初半年時間，我因為家庭的經濟負擔重（因購房所欠債務尚未還清）而自己的生意又很好，沒有積極參與，一般情況下都是王有才、吳義龍、毛慶祥等人叫我，我才去參加民主黨的一些聚會，聽聽並偶爾也表達一下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許在其中見過聶敏之先生，但沒有明確的記憶。
1999年6月，中共當局對中國民主黨的第二波大鎮壓開始後，全國先後有五十多位民主黨人受到羈押並判刑或勞教，浙江民主黨的祝正明、吳義龍、毛慶祥、朱虞夫、徐光、王榮清等常務工作組成員被「強迫失蹤」，《在野黨》雜誌面臨停刊的危險，單稱峰來我家請我一起編印雜誌，並先後將遲建偉、聶敏之、李錫安、崔公展、厲巴耕、來金彪等人組織起來共同擔當起面臨癱瘓的浙江民主黨工作，這樣，我就認識了聶敏之先生。
當時我雖然已經還清了債務，但由於自己想利用生意紅火的機會繼續多賺一點錢，沒有做好全身心投入組黨活動的準備，只答應：為浙江民主黨和《在野黨》提供經濟上力所能及的資助；利用我與浙江老民運王東海的關係以及與王有才夫人胡江霞的熟悉，替《在野黨》雜誌收集一些還保留在他們手上可供採用的資料；自己也撰寫並投些稿件。
但由於《在野黨》雜誌稿件與編輯質量以及散發工作出現了一些不如人意的嚴重問題，單稱峰、聶敏之及剛保釋的王榮清先生強力要求下，經整改確定由單稱峰和我負責編印、由聶敏之、王榮清負責最終審稿的情況下，推出了質量尚可的《在野黨》第十期和第十一期。1998年8月16日中共當局在東海舉行軍演的台海危機時，由王榮清提議、我起草、聶敏之審核並通過盧四清先生向國際上發布了以「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名義發表的《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聲明，表明瞭「中國民主黨反對用武力中國人打中國人，民主是保障和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大前提」之原則立場。
以「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名義發表聲明，雖然老聶與老王都說「在全國性組黨時期各省對浙江有過授權的約定，在特殊情況下浙江可以也應該擔當起舉旗的責任」。但我總覺得有所不妥，所以建議以後還是以「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名義更好，我說「堅持與高舉浙江民主黨的大旗，不會影響整個中國民主黨的舉旗問題，既是對其他省份中國民主黨人和組織的一個鼓勵，也能與當時北京尚在堅持的何德普之中國民主黨京津能夠很好的協同」。聶敏之、王榮清、單稱峰也都同意了我的建議，此後我們再也沒有打過「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的旗號。
當時的情況，除了編印《在野黨》外，浙江民主黨的主要外聯及組織恢復工作由單稱峰整天忙碌奔波，王榮清由於監視居住期不便於出頭露面只好處於幕後總策劃的地位、我既要忙於做自己的生意又要顧及浙江民主黨的一些具體事務，王東海先生負責安撫與釋除來自浙江及全國民運內部各種對浙江民主黨及主要負責人員的誤解，聶敏之先生就主動擔當起了最危險的代表浙江民主黨的負責人身份。胡曉玲、遲建偉、楊建民、尉國平、葉建、王杭立、樓裕根、余鐵龍余元洪父子、胡江霞、來金彪等人也或多或少地擔當了浙江民主黨活動的許多工作，王希哲、莊彥、楊建利、《大參考》的李洪寬、《民主論壇》的洪哲勝、趙昕、薛振標、戚惠民等先生對我們都有過不少支持。當然盧四清先生對我們浙江民運和浙江民主黨的幫助最大，當時幾乎所有的浙江民主黨文件和信息都是通過向盧四清先生發送傳呼或傳真在國際社會公開發布，為我們提供了輿論及道義的有力支援。現在網際網路發達信息渠道多樣化了，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往事尤其是盧四清先生的「中國民運信息中心」對中國民主運動在艱難時期不可或缺的功績、以及對我們浙江民主黨人的傾力關注。對盧四清先生表達我們的感恩心意，是老聶在世時一再關照其他浙江民主黨人，要求我們「將來」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很遺憾，由於當時民主黨在一再遭受打壓的情況下，浙江又是重災區，警方很快就猜出了我在其中的作用，1999年9月24日對我家來了個徹底抄查並以「監視居住」的名義將我「寄放」在杭州市遣送站底層的一個小禁閉室四個多月，直到對吳義龍、毛慶祥、朱虞夫、徐光判決後，我作出了妥協——答應出去後不再編印《在野黨》雜誌並答應不到全國各地去搞組黨串聯的條件下，才將已經長期營養不良而全身浮腫的我釋放回家。
2000年1月初，即在陰曆過年前兩天我被釋放出來後，老聶很快就聯繫上我並專程到我家來看望我，帶來了《中國民主黨迎接新世紀宣言(2000年1月1日)》以及老聶代表浙江籌委會與代表北京黨部的何德普共同簽署的《關於海外某些人擅自用「民主黨海外總部」等名義的聲明(2000年1月6日)》。他還向我詳細介紹了在我關押期間同志們堅持民主黨的活動沒有停止，如單稱峰、聶敏之、胡曉玲、王榮清等人不僅在為遭受判刑迫害的民主黨人呼籲，也為「強迫失蹤」的我呼籲和到處打探尋找，以及對家屬的安慰照顧。不僅於此，王榮清、聶敏之先生還冒著巨大的風險時不時地在西湖邊的一公園及剛建成不久的吳山廣場向群眾散發《在野黨》雜誌及我的那篇《大旗在飄揚》文章。為此，在1999年10月1日「國慶」五十週年耀武揚威大閱兵時，老聶還一度受到中共浙江當局的拘捕關押——以「擾亂社會秩序」的名義行政拘留一個月。
2000年3月18日，聶敏之先生與何德普先生就中國人5,000年歷史上第二次成功地直接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和第一次通過民主的方式實現政黨輪替和權力移交，發表了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浙江籌委會《祝賀陳水扁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共同聲明。2000年5月初美國國會兩院表決中國最惠國待遇（PNTR）前的關鍵時刻，經過聶敏之、王榮清及我的商量定稿，由老聶在《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聲明》上承擔主要責任，為中國的更加開放與融入公平競爭、民主法治、尊重人權的世界主流社會，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據聶敏之先生所說，美國駐華上海領事館官員曾專門打電話告訴聶敏之，美國政府在當年五月國會PNTR大辯論之時，印發過聶敏之先生以浙江民主黨人的名義，對國際媒體發表的贊成對華PNTR的聲明。
2000年9月25日上午9點，浙江警方將聶敏之先生從家中帶走，警方抄家時，還拿走了傳真機、手稿等物品。下午警方口頭通知家屬，聶敏之已被送置「金華十里坪勞教場」勞教一年，理由是：聶繼續從事民主黨活動。判處對中國改革開放有大功勞的中民主黨人聶敏之先生勞教事件，發生在美國PNTR案剛剛獲得通過之時，再一次顯示了中共當局為一己特權私利，排斥打壓異己的肆無忌憚。
因勞教所怕擔責任，拒收經體檢說明年老體衰的老聶，浙江政法當局只好將他關在杭州慶春醫院實行莫名其妙的強化治療一個月後釋放回家，從此，老聶的身體健康明顯每況愈下。先是腰間盤突出，腰間的骨刺使他疼痛難忍連走動都很艱難，曾經去過浙江省紅會醫院治療，雖然莊彥等海外朋友和我們浙江許多民主黨人都盡一己之力給予過資助，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的何德普於2001年4月20日還專門為老聶發過救助呼籲。終因醫藥費昂貴，而靠老聶的妻子（60多歲）微薄的退休金及打工收入難以長期為繼只好中斷住院治療，改為費用較為便宜的中醫理療。近半年時間，胡曉玲、李錫安、遲建偉、楊建民、尉國平和我都曾多次陪伴攙扶他去做過扎針灸、內服外敷中藥等治療。後病情嚴重惡化只能癱瘓在床、疼痛無比，2001年7月上旬，送杭州市中醫經診斷，發現老聶患有嚴重骨骼疏鬆並有骨癌（第三根、第四根、第五根腰椎骨）且已到了晚期的擴散轉移。聶夫人金順珠變賣她自己的房產為老聶治病也無力回天，2001年10月7日下午4點10分，享年71歲的老聶懷著對中國民主事業「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離開了最後幾年崢嶸艱險歲月不離不棄陪伴他的夫人金順珠女士，離開了他引以為驕傲的中國民主黨和肝膽相照的同志們。
在聶敏之先生的病重治療及喪事中，幾乎全體杭州的民主黨人都極盡全力在幫助家屬操辦，在聶夫人金順珠繼承老聶居住的房產訴訟中浙江民主黨人也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援助，在老聶去世後的每年清明節前後遲建偉、王富華、吳遠明（任偉仁）、蕭利彬及其他民主黨人都會結伴去掃墓祭奠從未間斷。
我相信，不僅中國民主黨尤其是我們浙江民主黨人永遠不會忘記聶敏之先生對中國民主黨在艱難時期的作用，中國的民主事業也將一直記住聶敏之先生追求民主捍衛人權的奮鬥犧牲精神，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始終不能抹殺來自民間的、在野黨（反對黨）成員聶敏之先生在關鍵時刻拋開黨派成見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的功績。
聶敏之先生，請放心地長眠安息吧，直到中國實現民主與法治、直到全體中國人享有與世界文明國家的公民同等的自由、尊嚴和保障，我們會奮鬥不止，一如既往！
2011年10月7日完稿於中國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