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國立美術館
日本人喜歡逛美術館，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無論哪個國家的美術館，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必有成群的日本觀光客；日本國內的美術館，逢重要藝術家的個展、回顧展開幕，花幾個小時排隊購票等待入場的長龍是稀鬆平常的風景；筆者手頭的一份資料表明，2006年度，世界前10位觀眾流量最大、被認為最成功的美展中，由東京的美術館策展並展出者佔了5個。
美術館（ArtMuseum）、博物館（Museum）的語源，是希臘語「Mouseion」，原意是執掌學問和藝術的繆斯女神們的神殿。美術館，則是日語對「Museum」一詞的翻譯，隨著「文明開化」（實際上是西化）的進程，逐漸定型並傳入中國。因此，日本對美術館、博物館的熱衷由來已久，基本與近代開國同步。
明治初年，明治政府派官員町田久成等人赴歐洲考察公共博物館制度。一行人歸國後，以大英博物館和南肯辛頓博物館為摹本，於1872年（明治五年）在東京內山下町（今千代田區內幸町）建立了東京帝室博物館，町田久成親任館長，並在此舉辦了文部省首屆博覽會。這便是今天位於上野公園內的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1926年，東京府美術館開館，專門展出高規格的官設美術展。公共美術館事業在戰前便已初具規模。
明治維新後，作為國家的「美術行政」，重點置於古代藝術、重要文化財產的保護上，而當代藝術的培育，則交給地方行政和民間，這種藝術產業政策綿延一個半世紀，至今沒有本質的變化。應該說，包括美術館制度在內，日本美術教育體系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種政策的長期延續。
今天，在美術館早已星羅棋布的情況下，東京、京都和大阪的三所國立美術館，憑藉國家「美術行政」的豐盈預算，積極蒐集近現代美術珍品；而東京藝術大學和京都市立藝術大學等大學美術館，則致力於當代藝術品和美術教育資料的收集，各有側重分工。
雖然公共美術館成型既早，發展穩定，始終未受到大的破壞，但事業的大環境為之一變，卻是在戰後。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位於鐮倉的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1951年）和位於東京京橋的國立近代美術館（1952年）的開館，特別是在經濟高度增長時期，各地迎來了美術館建設的熱潮。至80年代，已經沒有公共美術館的地方自治體。不用說縣、市，很多經濟繁榮地區，甚至達到「一鎮一館」的水平，僅東京地區，便有近百所。很多地方的美術館，是當地最豪華、醒目的地標性建築，不僅舉辦藝術展事，還兼具市民文化中心的功能。
與此同時，由企業興建的美術館、私立畫廊等，如雨後春筍般在列島出現。許多美術館不僅建築造型奇異，且策展內容極富專業性，不惜斥重金購入收藏藝術珍品，如西武美術館、三得利美術館、豐田美術館、根津美術館等，與國公立的美術館相輔相成，彌補了後者的學術空白。
泡沫經濟盛期時，法國印象派的頂級作品，如凡·高的《向日葵》等稀世奇珍，便長年懸掛在這些企業和私人畫廊的牆上，供人觀賞。有些展示甚至是免費的。當然，這種繁榮的藝術景觀背後，有國家和地方自治體在文化政策上的激勵。這種機制不僅有利於藝術走向公眾，使藝術品走出藝術家的畫室和收藏家的私人畫廊，成為公共藝術，也有利於藝術家自身的成長及其藝術品質的提升。
比如，2007年開館的新國立美術館，擁有14000平方米的國內最大的展示面積，但董事會制定的經營方針是不事收藏，全部資源用來展示，以擴大藝術的傳播；而另一家由老一輩攝影家細江英公主持的小型攝影畫廊，則專事收藏40歲以下的青年攝影家的原作。
正是基於如此對藝術和美的極致崇尚，日本各地的美術館本身便是建築藝術的集大成。從現代到後現代，集和洋於一體，設計奇幻，用材考究，施工精緻，令人嘆為觀止。歷代建築大師，均把美術館、博物館的設計作為自己無上的傳世作業，工不精品死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