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共宜山縣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1988年元月所編《宜山縣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一書記載，文化大革命中宜山縣非正常死亡者（即被無辜槍殺、活埋、砍死、捅死、砸死、敲死、拖死、吊死、淹死以及自殺等）共計1355人，其中1968年6月11日至12月底被亂鬥亂打至死者為1085人，佔十年浩劫死亡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死者最小為13歲，最長為70多（由於缺乏重要的出身證明作依據，統計數字不夠準確，故只能推斷大致的年齡）。實際情況估計要比官方公布的數據有很大出入。
2009年12月退休後，有幸結識了比我年長几歲的朱某，並交往甚密。每次談到文革，他都深惡痛絕、咬牙切齒，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可見文革對其及家庭所造成的傷害有多大。在交談中他多次聲淚俱下地向我控訴了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所謂革命造反派慘無人道暴打致死的經過。
朱某的父親（以下簡稱朱老），廣東省陽江縣人，店員出身，家住宜山縣慶遠鎮東風街，為人一貫忠厚老實，勤儉持家，育有三男兩女。1949年前後在慶遠鎮多處店舖當過小店員，以維持家計。1967年八月中旬時年七十有多的朱老不幸被亂鬥亂打致死，是該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無辜被打死的最長者。
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未辦理任何手續，甚至連街府的頂頭上司鎮政府都不知道，朱老就被街道上某些懷恨在心的人公報私仇，以莫須有的罪行將其定性為所謂的「壞分子」。要知道，當時地富反壞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死敵。自那以後朱老是厄運連連，動輒大會小會批鬥，挨打、挨跪、挨捆那是大姨媽的褲頭常扯的事。這些暫且留下不表，單說文革巔峰時期，朱老被無辜打死的經過。
朱老在四清運動中由於被戴上「壞分子」帽子，文革風暴一起，自然就成了批鬥與專政的對象。剛開始時批鬥還算講點文明，被斗者只是戴高帽、跪石碴、捆綁、剃光頭、頭髮上塗油漆、坐飛機（跪在條凳或桌子上被踢翻下地）等而已。但隨著運動不斷深入，斗人、打人的花樣也在逐步翻新與升級。到了1968年6月，全廣西有組織有計畫地括起了一股敲人（即用棍棒、石頭等將人打死、砸死，用刺刀捅死，開槍打死等等）風暴，到了這階段，周圍鄰居及家人都清楚，朱老的死期到了，只不過是早死一天晚死一天罷了。要知道，那時候可是中國歷史上最草菅人命的黑暗歲月。
朱老兒子告訴我，在敲人風暴到達高峰時，他正好在洛西湖長插場。那裡比較偏僻，當地人階級鬥爭的意識比較淡薄，所以自己僥倖躲過了一場災難。當時自己雖很擔心父母親的安危，但又不敢回家，因為一回家就有可能被當作「狗崽子」抓起來，同樣有生命危險，所以只有呆在場裡成天提心吊膽地過日子，不知父親的噩耗什麼時候突然傳來，這一段日子真是渡日如年啊。為占卜吉凶，更是為親人祈禱，三天兩頭的常與幾位同病相憐的知青聚在一塊，學著當地老鄉迷信的做法，拿些篦麻子搗碎作油點燈，若篦麻子油燈能點燃，則卜吉，若點不燃，則卜凶。有一天這篦麻子油燈老是點不燃，於是幾位父母有問題的知青陷入到無限的恐懼之中。
明知這種占卜吉凶的方法一點也不管用，可這些有文化有頭腦的知青卻偏要如此這般地自欺欺人，這只能說明他們已到了何等絕望的地步。說實話，筆者亦經歷過當年那段紅色恐怖，如今仍心存餘悸，並因此常作惡夢。那時候，冥冥萬物之中，只有最高領袖一人說話算數，且一句頂一萬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況一介草民，任誰也改變不了這個局面，除非最高統治者本人良心發現而嘎然剎車。試問，在當年個人崇拜已到了登峰造極的泱泱大國有這種可能嗎？這就如同今天的北朝鮮，在金氏三代殘酷統治下，有可能讓他們自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嗎？
敲人風暴刮起後，每天都會有新的冤死者。不知怎的，朱老就是命大，儘管每次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但總算保住一條老命，也許是那些比他更該死的人還沒有完全死絕的緣故吧。反覆的批鬥，反覆的毆打，暴徒們好像是約定好了，就是不把朱老往死裡打，留下他一條老命慢慢地折磨，如同古代對十惡不赦犯人的凌遲處死，讓你在十二萬分痛苦中慢慢死掉。試想，一個人每天除了自己被打得死去活來外，還要看著周圍的熟人好友，一個接一個的被打死，其生理及心理要承受多大的壓力，這種煉獄般的折磨任誰也受不了，除非他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可世上真有這種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嗎。可以這麼說，當時的朱老已經到了求生不能，求死亦難的地步。
朱老相濡以沫數十年的妻子見狀，怎不萬箭穿心、悲痛欲絕。原先每次批鬥前，妻子總是幫丈夫在膝蓋上綁好護膝，並細心檢查綁得是否牢固，是否不易被察覺，這樣丈夫挨跪時就可以減少某些外傷與疼痛，要知道這樣做是要冒風險的，萬一被暴徒發現，也會殃及到妻子。每當此時，丈夫也總是深情地對妻子說，要是能過了這一關，他保證帶妻子離開這鬼地方，回到廣東農村老家去，只要能平平安安過日子，再苦再累也值得。可現在情況卻不同，丈夫每次都被打得半死，妻子心想再這麼折磨下去，丈夫不免都是一死，與其讓老頭子這麼活受罪，還不如勸其自行了斷，這樣倒乾脆些，痛苦也會少些，至少能給自己和家人留下一具全屍吧。如是妻子忍著萬分悲痛動員老頭子上吊自盡，以免遭受更多更大的痛苦。試問，哪一個國家的歷史可曾發生過這樣的悲劇，一個善良的妻子為避免丈夫在所謂偉大的革命運動中慢慢被折磨而死，不得不親自動員與自己相依為命幾十年的丈夫上吊自殺，可中國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就曾千真萬確地發生過這樣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而且肯定遠不止一起。
老頭子也自知在劫難逃，在妻子一再動員下，終於勉強同意了。反正最終都是一死，假如不自行了斷，還會死得更慘、更痛苦。於是妻子背著幾個成年兒女，傷心欲絕地為心愛的丈夫準備好上吊的麻繩，並萬分痛苦的跟丈夫作了最後的訣別。
這絕對是人世間最悲慘的訣別，這世界的其他地方可曾發生過這樣的訣別？可偏偏它就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具有五千年華夏文明的神州大地上，這於今天的你和我，以及所有的炎黃子孫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哀！
可此時的朱老還不想死，生命之於人，哪怕一位耄耋老人仍是何等寶貴。朱老手裡拿著妻子為自己準備好用作上吊的繩子，一邊號啕大哭，一邊苦苦掙扎，最終還是決定暫時放棄自殺的念頭，不管再怎麼遭罪，也要勇敢活下去，畢竟生命對於人只有一次。
但接下來一次又一次的批鬥，一次又一次的毆打，即便是意志最堅強的人也難以抵擋，朱老又一次想到了自殺。一天，朱老拿著家裡唯一的雨傘，偷偷跑了出去，準備自尋短見，或者跳河死，或者跳山死。一連幾天都沒有老人確切的消息，家裡人還以為這回他真的死了，到處去搜尋他的屍體。可暴徒們卻四下裡放風，說朱老已畏罪潛逃，這是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反動行為，應罪加一等。直到第三天，四下裡苦苦尋找的小女才在郊外一處陰森恐怖的墓地裡找到他。此時的他，臉色已像蠟般蒼白，滿臉污穢，老淚縱橫，神經質地用傘子尖不停地敲打地面，堅硬的地上已被其戳出一個大窟窿，口中喃喃自語道，「老天啊，放過我吧！放過我吧！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為什麼要逼著我死啊。」看到老人這幅可憐相，假如世間真有老天爺、大救星之類的東西，此時他們還躲著不肯出來相助，那真是太沒有良心了。女兒見狀，悲痛欲絕，與父親緊緊擁抱在一起。這緊緊的擁抱使朱老再一次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也正是這緊緊的擁抱使朱老最終死得更慘、更痛苦，這究竟該怪罪誰！。
在女兒苦苦勸說下，朱老最後才肯回家。朱老自知暴徒是不會放過他的，所以直接跑到公安局，跪在地上痛苦不堪地同公安的人說前幾天他畏罪潛逃，現在覺悟了回來自首，請求公安的人把他逮捕並關進牢房，這樣至少能保住一條老命。這當然是朱老的一廂情願，那時候公安的人更冷酷無情，不把他關進牢房便罷了，反而助紂為虐將其五花大綁押送到街府，交給了殺人已殺紅了眼的暴徒。
街府就在朱家斜對門，說話大聲點，彼此間都能聽到。朱老被押回的第二天，即1968年8月11日。朱老的兒子哽咽地說，那天陰雲密佈，電閃雷鳴，早上大約十點，胸前掛著壞分子大木牌子的父親，又一次被押到街府批鬥。因為此前反覆的批鬥，就如同過了篩子似的，估計這街道上的「壞人」該打死的都被打死了，這一回總該輪到父親了。說是批鬥，其實連一點批的影子也沒有，父親前腳還未踏進街府，那些打人成癮的暴徒便迫不及待地操起早就準備好的鐵棍和木棒，從斜刺裡衝出，朝著一位年已七十的老人劈頭蓋臉就往死裡打。不要說是風燭殘年白髮蒼蒼的老人，就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也經受不起這般毆打。頃刻間，老人的難以描敘的慘叫聲傳到了僅幾步之遙的朱家，也傳遍了街道的每一個角落，不多會就引來了數十名群眾在大門外駐足觀看，大家指手畫腳高聲喧嘩，就像在觀看馬戲團小丑的表演，這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何等的悲哀與何等的劣根性。這慘叫聲傳到朱家，對至親至愛的即將離去，朱家人卻毫無辦法，只有絕望地抱作一團，連哭喊聲也拚死壓在自己肚裡，不敢有絲毫的外泄，否則一旦讓那些革命暴徒聽到，又會給你強加上一個同情階級敵人罪該萬死的罪名，讓你吃不了兜著走，即便不死也要脫掉一層皮。
在連珠炮般暴打下，朱老很快就只有出氣的份兒了。
朱老被打死後，上半身完全裸著的屍首，被暴徒用破席捲起拋棄於紅衛中學（今市一中）圍牆外河邊的草叢中，不久喪心病狂的暴徒又令四類分子將其屍首抬回朱家，丟在臨街堂屋的地上示眾，並強令朱家人不准關上大門，好讓來來往往的革命群眾參觀壞分子的最後下場，以便震懾到其它階級敵人，好讓這些人再也不敢亂說亂動，老老實實地向革命人民低頭認罪。往來的群眾大多不敢也不願看到這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的屍首，但仍有不少狂熱分子，站在門外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胡說什麼老東西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等等。甚至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也包括一些少不更事的小孩，站在朱家大門外把磚頭石塊拚死勁地砸向老人屍體，結果朱老的屍體又被砸爛了多處，堂屋裡到處是亂扔的磚頭與石塊以及朱老身體浸出的血漬。
據朱家後人講，其實老人當時並沒有完全斷氣，只是淹淹一息而已。過不多久，一姓丁的暴徒，此人長得牛高馬大、滿臉橫肉，突然舉起一塊重約三四十斤的石頭，倏地衝入堂屋內，惡狠狠地朝老人的胸部砸去，而後若無其事昂首挺胸離去。這一幕絕對是二十世紀最慘無人道的一幕，這樣嗜殺成性的暴徒也絕對世所罕見，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會發生這樣血腥的暴行並培育出這樣嗜血的暴徒，難道這僅用特定的歷史環境幾個字就可以解脫，難道這可以用幾分成績與幾分錯誤定論得了。好在蒼天有眼，改革開放後不久，該名暴徒突然暴病而死，死時極其痛苦，全身上下長滿了無數的紅斑狼瘡，這正應了民間的一句老話，作惡多端是要遭老天爺報應的。
遭這致命的一擊，老人的胸部幾乎被砸扁了，幾根折斷的肋骨血淋淋地斜穿過薄薄的肚皮，肋骨折斷處明顯看到掛著幾丁老人新鮮的肌肉。老人整個身體猛烈抽搐了一下，並迅速地捲作一團，而後一動不動，永久地一動不動，痛苦而又幸運地離開了這個曾令其十分留戀但又十分邪惡的世界。
1983年政府為平息眾多死難者家屬對文革的刻骨仇恨，在中央統一佈置下，廣西開展了一年多的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工作，最終對極少數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凶手進行了追究，應該指出這還遠遠不夠。
處遺工作結束後，朱家後人收到一份其父文化大革命冤假錯案的《平反證明書》以及220元補償金（其中100元為喪葬費，120元為撫恤金）。這筆補償金僅相當於當時一名普通技工五個月的收入，人的生命難道就只值這麼幾個錢。
謹以此文紀念朱老及文革中宜山縣的其它遇難者。
下面是朱老平反證明書正反兩面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