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來的改革開放，在一黨專制政治制度下，已被權貴資本主義的無序市場，搞亂了中國經濟。當今通貨膨脹嚴重，失業嚴重，金融危機頻頻發作，高利貸風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GDP崇拜導致拜金主義橫行，官場腐敗叢生，公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尖銳對立，官民對立嚴重;窮苦階層民不聊生，青年畢業就是失業，失去發展出路，工農地位淪入九地之下。
這種現實激起民怨沸騰，人心思變。但是如何變?
(一)回歸毛澤東時代是死路一條
許多人懷念起毛澤東，懷念文化大革命。於是出現重搞階級鬥爭論、二次文革論和回歸毛澤東時代論。可惜的是這條路已走不通!
不管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什麼，他的目的無非是：(一)打倒中共內部跟他意見不同的人，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強化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二)進行全民社會主義教育，防修反修，保持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
實際上，在"文革"中毛澤東及其同夥已經做到了：(一)打倒了劉少奇等中共內部的一批原領導人和於中共內外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並對他們進行人身迫害;(二)國民之間為了反對修正主義、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保衛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及其同夥的挑撥、組織和策劃下進行了武鬥相殘，用葉劍英的話來說就"整死了兩千萬人"。(三)激發了全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澤東和熱愛社會主義。
歸納到最後，無非就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達到了崇拜毛澤東、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的這一根本目的。達到這一根本目的結果是什麼呢?
(一)人人將毛當成神來崇拜，使國民錯誤認為人和人不能平等，領袖及其同夥一定高人一等，比如，中共"偉大、光榮、正確"，它是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強化了集團優秀論、等級觀念和血統論，這些觀念直到今天還在中國人腦海中深深扎根，今天的毛主義人士不要民主實際上也是這種思想在作怪。
但是，這些觀念是與民主論相悖的，民主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的。西方近代革命的幾個綱領性文件，比如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內戰後的《解放宣言》，確立了歷經幾百年至今不能被人所撼動的西方核心價值體系，這個體系被表述為自由、平等、博愛、公平、正義等迷人的話語，這個體系的品牌口號或理論旗幟被說成是"人人生而平等"。在發達國家各個領域都形成了反映這個特定時代要求的價值信念，而且各個領域所有不同形式的價值觀表達顯然都貫穿著這種根本的價值導向，嚮往人人平等已成為現代文明社會內在的本質。要深入理解平等原則就必須回顧思想史上平等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洛克、盧梭和羅爾斯是近代以來至今公認的最著名的平等問題思想家。羅爾斯《正義論》的中心問題還是如何解決人類社會、當代世界中的不平等問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主要展開為他的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平等自由的原則，第二個原則是機會平等和差別原則的結合。他的第一個原則要求，每個人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應該是平等的(平等自由原則)。第二個正義原則要求：(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2)立足於機會公平平等的前提下使所有的社會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他將兩個原則安排在一種"詞典式"序列中，其中第一個原則優先於第二個原則，第二個原則中的機會平等原則又優先於差別原則。西方的民主、人權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基礎上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人人生而平等，所以人與人之間沒有管轄權，因而人生而自由;但社會自身的發展需要組織，國家就是最大的組織，有組織就意味著有公共權力，這就需要人人出讓部分主權，當然這需要主權者的同意，同意最文明的表示就是公民自由投票。民主、人權的邏輯就是如此，這種邏輯推演出來的結論能否站得住腳，主要在於其前提是否可靠。
在西方國家，由於大多數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在神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不言自明。但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反對這種解釋,認為人是從猿進化來的,因為我們中國人的大多數不信洋教只相信進化論，所以人種、民族、階級優秀論很令中國人相信。如果"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站不住腳，那麼民主的推論也就站不住腳。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除了立足於基督教神論的證立路徑外，對於這個原則本身也深受自然法傳統的影響，在神學理論被逐出世俗後康德基於對理性的信任提供了一種普遍主義的義務倫理學的論證。在國際人權文件中多次提到的"人的尊嚴"也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國際人權法裡，"人的尊嚴"(HumanDignity)是個極為醒目的概念。這就說明在世界人權法中的具體人權名目的合法性基礎來自"人的尊嚴"本身。尊嚴是指人擁有應有的權利，並且這些權利被其他人所尊重。只有整個社會是公平正義的，才能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受歧視，並享有尊嚴。作為平等的內涵是這樣解釋的，即這種平等是特指一個人的"尊嚴和權利"上的平等。這就是所謂的起點公平的確切表達。因為人有尊嚴，就應該在權利上人人平等，如果不平等，有統治與被統治，就意味著人的尊嚴的喪失，如是統治著，那就意味著只有霸道和傲慢，如是被統治者那就意味著只有被凌辱和被踐踏。所以，人的尊嚴是"人人生而平等"原則的前提。
(二)"文革"時鞏固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已在全世界死亡,如要憑藉力量硬性恢復毛式的社會主義模式,我國的經濟將會不可持續。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通常是指科學社會主義，從資本論第一卷裡我們能夠將科學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基本特徵歸納如下：(1)以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為基礎的所有制。(2)假定了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能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3)馬克思在對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的設想中,還提到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整個社會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要有計畫按比例進行。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隨著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左、中、右三派的不斷分化和改組，最終形成了國際工人運動中兩個矛盾對立的國際性指導中心----1919年3月建立的共產國際和1923年5月建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國際,簡稱社會黨國際。在二戰後的半個多世紀裡，西歐社會民主黨幾乎都有過執政或參政的經歷，有的執政時間還很長，在各國國內的政治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歐洲基本上也都執政過，都進行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改造、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施行福利政策，追求民主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但結果是制度僵化、缺乏活力、企業普遍缺乏效率，所以社會民主義政黨只好開闢新路，即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在90年代中期以後迎來了追求平等的第二次實踐嘗試，被稱為"神奇回歸"。這次回歸，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進行理論反思，調整內部政策，放棄傳統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尋求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化"的結果。
東方社會主義的第一站是俄國，列寧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在20世紀初的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到80年代社會主義各國最繁榮時，其領土面積佔世界陸地面積的1/4以上，人口約佔世界總人口的1/3，工業總產值約佔世界的2/5，國民收入約佔世界的1/3。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使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遭受重創。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從宏觀的角度看是經常性的決策失誤、重複建設和浪費嚴重;從微觀的角度看是：(1)官僚主義嚴重氾濫;(2)嚴重腐敗;(3)缺乏效率。由於如此，所以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在全球已經死亡,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回到"文革"把社會主義作為前進目標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現代西方國家的經濟模式是混合經濟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是一種以私人和私人集團產權佔有為基礎的公、私混合型的經濟。在現代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種形式：(1)個人所有制;(2)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3)國家所有制;(4)合作社(集體股東)所有制。現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存在著兩大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所謂"萊茵模式"(西歐、北歐模式)，另一種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英美模式)。這兩種現代模式都屬於"混合經濟"類型的現代經濟模式。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三年來，引進市場機制，建立了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實質上是一種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混合經濟。全世界都已走向混合經濟模式我們有必要回歸毛式社會主義嗎?
(三)"文革"強化的中共建政以來到現在一直實行的黨的一元化領導是今天權貴資本主義橫行、官場腐敗、公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官民對立嚴重的根源。
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都是實行一黨制，不存在其他競爭性政黨，所有重要崗位的人員任命、晉升以及解除都是由中共的各類機構決定的，中共和國家"水乳交融",在國家行政機關進行決策之前，中共的組織已經對所有重要的國家事務作出決定，公共行政大體上只是黨務的副產品。在這個黨統治下,禁止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人民沒有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和選舉的自由。這樣在這個黨統治下，掌握公權力的人利用手中握有的權力通過各種方式發家致富，形成權貴集團，發展權貴資本主義，形成佔據壟斷優勢的特權。現在我國的2900位擁有億萬資產以上的人中，96%以上是高幹子女或高官的親戚,有人統計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平均每人擁有6-7億的資產。
現在我國的權貴資本、平民資本和外國資本這三部分就是當今的私營企業的狀況,權貴資本由於有官方背景，在公權力被一黨壟斷的情況下，他們享有優先權，比如說，他們經營房地產，能夠優先獲得地勢優價格低的土地供應。迄今為止，中共控制的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這些企業的領導人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親屬，國企實行法人代表制(即首長負責制)，由於壟斷國企自己可以制定價格可以優先貸款，可以任意揮霍資金，從而取得了特權地位;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他們可以優先將資金注入國有企業和權貴企業，破壞市場公平;各級政府的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准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因此，使到我國市場經濟缺乏公平競爭的環境和不可或缺的法治。
很明顯,在現在的情況下出現了兩種可能的發展前途：或者是中共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權貴資本力量，使我國經濟蛻變為中共及其政府控制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經濟。
(二)只能繼續向前實行民主和法治
實行有計畫的公有制經濟,這是毛澤東堅持了二十年的經濟發展路線,結果是缺乏效率和官僚主義氾濫,整個國家經濟趨向崩潰,再要回歸只是往死路上走。現在我國的經濟國有壟斷和權貴企業享有特權,致使缺失公平競爭的經濟發展環境,已使市場無序，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搞亂了中國經濟。現在是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尖銳對立,官場腐敗叢生，官民對立嚴重,公德淪喪。這種經濟必須調整,必須建立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必須使到市場經濟法制化。
市場經濟本來就應該是法治經濟,我國正在逐漸實現工業化,從全世界來看工業化在經濟上的模式是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要求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發達的要素市場、市場的國際化、有效的宏觀調控、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高度的法制化。當今世界，市場經濟已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關係和經濟形式,因此,市場經濟關係必須法制化、,市場運行機制才能正常有序地進行。然而，僅靠市場本身的力量並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安排，否則，公權力的介入還會造成"叢林法則"支配市場，使整個經濟變成了一個尋租場。所以市場交換需要透明的規則和公正執法來保障的。
但是一黨政治又無法供給"法治",因為法律必須是民選的立法機構通過的良法，法治強調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則，法治強調任何人和組織都要守法。但是,在實行一黨制政治的我國,法律主要反映的是中共的意志,其立法代表往往是通過假選舉選出來的,中共及其政府手中掌握著全部公權力,凌駕於法律,享有特權。因為我國沒有法治,這樣，我們就能預料到進一步的發展只會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壟斷性不斷加強,權貴的企業會不斷做大做強，廣大的中小企業或者會在競爭中破產或者會通過不法手段進行競爭,掌握公權力的人會由於權錢交易獲得很多利益。
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和社會事態的發展充分說明，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強化國有壟斷地位、給國有企業和權貴企業等大量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而世界通常說的法治是以民主政治為前提和目標，以嚴格依法辦事為理性原則，表現為良好的法律秩序，並包含著內在價值規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種治國方略,要實行法治就要改革現有的一黨專政制度,實行多黨民主制度。
一個社會可根據政黨制分成兩類，非競爭性政黨制與競爭性政黨制。前者為一黨專政，後者為兩黨制與多黨制。在當前各民主國家中，比較流行的是多黨制。多黨民主制政治能夠實施法治,因為多黨民主制保證法律是民選的立法機構通過的良法，保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保證任何人和組織都要守法。
多黨民主制能保護人權,人權是近現代文明最核心的價值理念,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結社自由是人權的主要內容。有鑒於此，許多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有對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選舉自由的保障條款，在多黨制國家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和選舉自由都得到保障。在今天，自由民主制通常都有普選權制度，在現代多黨制國家裡，選舉是自由和公平的，政治的程序也是競爭性的，各種立場的政黨和團體並存。選舉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判斷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唯一標準就是，看那裡是否"公正、誠實、週期性"以及競爭性地通過全民選舉而產生重要的政治領導人。要保障人權首先就要實行憲政,憲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沒有憲政，人權保障僅僅停留在憲法條文的靜態之中，而不可能表現在公民的實際享有中。在一黨制下，儘管也有一部憲法，但由於實行一黨制結果是這個黨凌駕於憲法之上，憲法規定的權利無法落實，就成為虛假的憲法。在多黨制下由於沒有任何的一個黨能掌握所有的權力，不能凌駕於憲法之上，都要遵守憲法，所以憲法規定的權利能夠加以落實。經驗表明，不管是誰，只要他擁有一點統治別人的權力，如果這種權力不受監控的話，他就會在某些時候濫用權力。考慮到權利與權力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理性的作法是對權力進行監督，以保障人權為終極價值的憲政，在制度設計上強調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制度設計得使行使權力的人保持相互監督，以便把人的不可避免的犯錯誤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時候，人權才能在一個國家得到最好的保護。
多黨民主制政治能夠更好地反腐,腐敗就是利用政治權力謀取私人利益的行為。人類社會治理的實踐證明了四種制衡權力的有效方式----多黨制下的反對黨制衡、自由競選制度下的選民制衡、三權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論自由下的輿論監督。在一黨制下，這四種有效的制衡權力的形式都沒有，反腐只是靠統治黨自我反省、自我制約，能反腐嗎?與此相反，在多黨民主制下這四種有效的制衡形式都有，掌權者要以權謀私是不太容易的。
(三)在心理建設上必須向中華倫理道德回歸
任何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都要求有一定的方向和秩序，這就要求對公民和政府有適度的制約,適度制約可以有三重途徑：基於權力運行機制的制約、基於法律制度的制約和基於道德習俗等力量的制約,而基於道德習俗的制約則是心靈的制約。如果說基於法律制度的制約與基於權力的制約是相互作用和相輔相成的話，那麼它們的結合點和總體性的獲得都在於道德習俗力量的介入。法律和制度可以規範人們的行為卻不能規範人的道德觀念。我認為當前我們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社會衝突的根源主要來自於中共及其政府內的腐敗問題，為了清除腐敗和實行公平正義,除了要加強法治建設外還必須注重道德建設,
當然,我們所說的道德建設首先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如果沒有普遍化的道德規範，社會不可能達到整合，如果官員有了道德在社會整合中它會起到示範性作用。一般說來，政府的權威首先來自於政府的公正、廉潔和高效,所以，政府官員的道德化是一條根本出路。
我們已知，現代化是一個"變革"和"承續"相統一的過程，從"傳統"到"現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歷史連續體。西方的"法治"和"民主"自有其希臘和希伯來文化傳統的源泉，而"外髮型"的中國現代化也同樣有待於本土傳統的改造更新。實際上，儒學之於中國現代化和基督教之於歐洲現代化，不乏相似之處。其實，中華倫理道德大體有"精神超越性倫理"(如"仁"、"義"、"智")和"社會約束性倫理"(如"禮"、"三綱")兩類，前者不乏普遍的道德價值，後者則既含有一般的社會規範。現代化的大廈決不可能在傳統的廢墟上建立起來。
可惜的是，我國的"官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與中華的倫理道德水火不相容。自從馬克思主義被中共確認為"官學"後，中國人之間原有的仁愛之心和寬恕之道被無窮無盡的殘酷階級鬥爭所吞噬了，毛澤東時代意見不同就要你殺我我殺你;改革開放以後，腐敗橫生，不知禮義廉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認為倫理道德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永恆的道德、超階級的道德是沒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反道德主義是植根於他思想的基本要素：他的歷史唯物主義，他的意識形態觀念，他的階級、階級利益和階級衝突的觀念。在政治行動的實踐上，通過把"無產階級利益"(後來實際上是中共的利益)放在首位，在那裡必須做出選擇，甚至是文明人視為罪惡的選擇,比如大規模的殺人,等等。它們毫不猶豫地承認，由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組成的龐大群體的利益將經由革命被完全忽略或犧牲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宣布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敵對階級的鎮壓。所以在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經常用殺人、坐牢、批鬥來對付敵對分子、異己分子。
從今天看來孔孟學說的政治方面的專制主義已經過時了，已被工業社會的歷史所淘汰,所以必須借用西方的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但是孔孟學說其光芒能照耀人類的現在主要在於倫理學方面，特別是"仁義"二字。"仁義"孔孟都有涉及，但孔子更多的貢獻在於"仁"，孟子更多的貢獻在於"義"。
"仁"是儒家傳統的道德精華和理論基石，孔子"仁學"思想內涵豐富，基本內涵包括愛人、孝悌、忠、恕、恭、寬、信、敏、惠、禮等。
孔子也論"義"，他的"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在"義"、"利"兩者的關係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對孔子的"義"大為發展，孟子的學說突出"義"字，他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大凡在義利衝突，必作選擇時，孟子的取先公義後私利的立場，並非不顧私恩、私利。孟子繼承了孔子"貴仁"的思想，但不突出強調"禮"，而是格外突顯"義"，提倡和讚美"舍生而取義"，"仁"、"義"並舉。後人也經常籠統地將"仁義"合在一起作為儒家的倫理道德標準。孟子常常仁、義並舉，把仁、義聯繫在一起："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萬章上》)在孟子看來，仁是人心，義是人路，有人心知道，方可行路。我國在構建民主法治社會的今天，孔孟的"仁義"思想能為我們提供倫理基礎。
孔孟所提倡的仁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已經形成。從那以後產生的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西方倫理學說、國際宣言、聯合國國際文件都有對"仁義"的價值加以確認。現在"仁義"已被世界視為普世價值。影響中國思想文化兩千多年的孔子，其"仁學"的核心就是"愛人"，而影響西方近兩千年的耶穌，他的教導也極為簡要："第一要緊的......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已。"孔子、孟子講的仁愛和耶穌基督講的"愛人如己"是有共同點的，但孔孟講仁愛先於耶穌基督。對於基督徒來說，基督耶穌雖然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正義與正當性之源，實際上，孔孟的義和基督的義，應該說，都是分辨善惡和是非。分辨善惡和是非與伸張正義是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永恆話題。但孔孟的義在於人心之中，但在這一點上基督教卻不同。
孔孟宣揚仁愛，伊斯蘭教也不例外，其最基本最明確的主張即真主是善的。在《古蘭經》每章開篇中明示了真主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屬性，即：至仁至慈。伊斯蘭教主張真主首先是善的，仁慈的。伊斯蘭教義宣稱了善對於力量的優先性，從而確定了真主的根本屬性是善，是仁愛。愛與最高本體真主的屬性相聯，從而使孔孟的仁愛成為伊斯蘭倫理思想中最基本的觀念。"仁愛觀"是儒家文明也是伊斯蘭的核心概念之一，正確理解這一概念對把握兩大文明的實質有重要作用。"愛"、"創造"和"正義"，是《古蘭經》首章中的幾個核心概念，也是伊斯蘭教的核心教義，貫穿於整部《古蘭經》。愛和正義與孔孟的仁義是相通的，應該說，伊斯蘭教吸收了孔孟的仁義說學。
從國際法的原則和規範中不難發現受到孔孟仁義思想的深刻影響。在初期以戰爭法為主要形態的古典國際法，正是以神啟自然法為法理依據的。而《聖經》中的"十誡"則為古典國際法提供了最早的自然法的形式原則的藍本。而整部《聖經》實際上也貫穿了孔孟的仁義精神。1998年，全世界100多個宗教組織代表集會發表《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將中國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思想寫進宣言。《走向全球倫理宣言》的"金規則"("己所不欲，勿施與人")是對孔孟"仁義"的確認。《宣言》所述的"金規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實就是儒家仁義倫理的"恕"道。西方的倫理觀念很健全也很複雜，就以德國而言，從康德到費希特到黑格爾再到胡塞爾，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套倫理體系，在他們的學說中都認同孔孟的仁義精神。繼康德之後，美國的羅爾斯在1993年的《萬民法》一文裡嘗試把正義倫理原則的應用範圍從民族國家擴展至國際社會，並首度勾勒出他的國際正義倫理的基本輪廓。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強調他的國際正義倫理及原則不僅是從自由主義思想所發展出來的，而且稱得上是對自由主義的"容忍"(toleration)概念的一項闡釋和應用。自由主義的"容忍"的原則肯定是來自孔孟的仁義中的寬恕精神。
中國孔孟的仁義在西方的倫理上叫"博愛"和"正義"，基督教神學認為上帝創造並"愛"一切人，人的最高的愛也應當是對上帝的愛，神的正義也會在人心中扎根;但是在中世紀之後，這種神聖化的博愛和正義雖受到衝擊，體現了人性從"神性"中的解放，而這實際上是向孔孟的世俗倫理----仁義的回歸，最後到羅爾斯是這種世俗倫理回歸的完成。
現代化是市場經濟的空前發展，並向世界統一市場邁進以及相應的政治和文化的變化，這是人類社會的空前進步，然而在現代化所產生的困境中，我們看到幾乎無例外地，各民族在尋求克服新的精神危機時，又都仍然寄望於他們的文化宗教傳統上。中華民族倫理道德特別是"仁義"二字具有普世性質，從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由近及遠，由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逐步擴展上升到所有人類到超驗，注重人和人的具體關係分析和其中情愛的具體性。所以它適合人的生活經驗，容易理解和實踐。
基於對現代化所帶來的道德危機的認定，民主政權、法律、宗教試圖尋求倫理中的共識，來加強對世俗的關切。中華倫理道德特別是孔孟的仁義觀是一種肯定人們合理利益基礎上的愛和正義，這一觀念契合了現代社會所亟須的倫理道德觀念。現代社會的倫理道德應是一種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合乎愛和正義的倫理道德，而這恰恰是中華倫理道德所傳遞的積極信息。孔孟仁義觀是平等基礎上的愛和正義。其中蘊涵著的現代社會所需的平等、寬容、互相尊重、與人為善、是非之辨的仁愛和公平正義精神，對於當代社會營造文明的道德氛圍不無裨益。孔孟的仁義觀以人類的愛和正義為基礎和源泉，這種神聖的愛為我們設置了一種完美的境界，孔孟仁義中對完美的境界的描繪更增加了民眾對仁義境界的可感性，使民眾產生深切的嚮往。
中華倫理道德特別是孔孟的"仁義"從愛和正義出發，提倡善行和公義。善行公義的具體表現是：在為人間正道而奮鬥、孝敬父母、善待親屬、和睦鄰里、憐恤孤兒、救濟貧民、款待旅客和追求真理。中華的仁義道德鼓勵人們以仁愛之心扶危濟困、辨明是非、造福社會。孔孟的仁義鼓勵人們尋求合法的利益，不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強調以仁義之情懷，能造就今世的倫理輝煌。
社會的發展首先應當是對一種新的文明秩序的追尋，其中包含著歷史正確方向和不斷走向完善的國家治理方式以及倫理道德的改進。我國和平發展應該是在繼承人類全部文明成就基礎上的一個全新的創造。這種新創造的文明秩序必須包含民主、法治和德行。只有把握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和中華的仁義道德,我們才能不斷走向文明和進步。
2011-10-22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