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而這封信的起因，卻少見提及。近日，讀到《邱會作回憶錄》，才窺見事情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這封信是對林彪送上的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的批示。這個報告就是邱會作主持起草的。邱為什麼要起草這個報告？得從部隊為什麼要搞農副業生產說起。
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難時期。當時食品供應緊張已經殃及部隊，地方不能保證糧食供應，個別地方無糧供應，憑證買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錢買不到蔬菜。邱會作講了三個例子：1961年夏天駐山東的部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時一星期也領不到一顆糧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來的，原來根本不是當口糧的，而是做豬飼料，多數都是有霉點的，吃這種地瓜干苦得難以下嚥：1961年秋駐河南周口的部隊吃的麵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雜質，樹葉、草、麥桿等都有，這種面就像麥麩子拌乾草餵牲口吃的細料差不多；1961年駐四川綿陽部隊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殼、砂子、泥土等。他說，這是我親自在部隊看到的，同部隊一起吃過這種糧食做的飯。這樣做是糧食不夠充數而為的，部隊的糧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東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糧食也就是一斤多一點，戰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見天吃這種飯能行嗎？糧不夠。瓜菜代，當然是出路，但部隊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沒有，多數部隊一年也嘗不到幾次肉味。憑票證領不到東西，這種生活不能長期下去。
當時，部隊固然吃不飽，地方挨餓的現象更嚴重。周恩來讓邱會作參與過幾件救災的事。1960年5月，廣西橫縣駐軍給邱發了一個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飢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周恩來讓邱去秘密調查。邱到橫縣一看，縣委書記躺到床上起不來了，有氣無力，作揖流淚，伸出四個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沒吃飯了。原來這個縣為了保「衛星縣」的名譽，斷糧也不敢報災情，已經餓死一千多人，每天還在死人。1961年冬，玉門、酒泉災情嚴重，甘肅省委不報告，周恩來只好讓邱會作撥出軍糧調汽車星夜兼程送到村裡，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農民因為沒有口糧，必須上山下河採野食度荒，不能鋤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給一千萬斤糧食，全省主要產量區鋤第二遍草，當年可增產十億斤以上。為此，周恩來又讓邱會作借出一千萬斤軍糧，秋後歸還。
當時，來部隊的家屬猛增。家屬極大多數是專門到軍隊吃飯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們說：「橫直是餓死，死在家裡，還不如在部隊死在自己的親人面前。」
軍隊困難，國家更困難。軍隊向國務院多要糧食也張不開口。於是，在1960年冬天由賀龍主持的軍委常委會上，邱會作提出「自己動手搞生產，別無他法。」當時總政領導人提出異議，主要是怕影響突出政治。羅瑞卿向賀龍提議，由邱會作起草一個軍委給中央的報告。於是，邱到北京周邊部隊調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個軍隊動手搞農副業生產保證自己供應的電文，上報羅瑞卿，一週沒得到答覆，又直接報給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這個文件，全軍開始種菜，養豬，生產糧食和副食，大多數連隊都有了一塊菜地，一個豬圈，一個作坊，當年就解決了吃不飽的問題，部隊再沒有人得浮腫病。
從此，軍隊開展農副業生產不但合法化，而且成為長期方針固定下來，並影響到阿爾巴尼亞、古巴、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的軍隊，《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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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幹部下放勞動的機構稱為「五七干校」，其他職業的人到農村勞動稱為「五七」道路。後人研究毛澤東的社會理想，都不能迴避「五七指示」。軍隊從事農副業生產度荒的起因，反而無人注意。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