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上表示，中國貨幣對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過了180%，流動性大量氾濫，造成金融體系受不了外部或內部的衝擊。這樣一種經濟增長的模式，它就是儲蓄消費結構失衡最深刻的根源。以下為吳敬璉講話。
我想中國對於全球金融危機應該盡到自己的責任，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不是哪一個國家或者是哪幾個國家的事情，而是一個影響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我們應該共同應對這個挑戰。
中國要為全球經濟穩定發展做出貢獻，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辦好自己的事情。我們要來對應全球金融危機採取的措施，首先我們要對全球金融危機做出診斷，特別是要知道這種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什麼，它是由什麼原因產生的。
在中國，大致上在2006年、2007年，在金融危機還沒有爆發以前一兩年內時間內，中國的經濟學界就多次討論過全世界經濟結構出現了什麼問題。當時主要討論的主要是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涉及了全球的問題。現在看來，當時我們這種討論對於理解後來在08年前面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有意義的。
當時我們相當一部分中國經濟學家認為存在著一種情況，就是在世界上存在著兩類的經濟結構失衡。在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失衡，它主要的表現就是過高的儲蓄率，過低的消費率。這裡所說的儲蓄率，剛才成思危先生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在中國的情況之下，特別對於中國媒體來說，常常把儲蓄率看成是儲蓄存款。其實我們這裡講的儲蓄率是說的可支配收入中沒有消費的部分。
中國的儲蓄率一直處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而且21世紀以來越來越高。西方國家、發達國家，它的經濟也是失衡的，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正好是跟中國的情況相反的，就是過高的消費率和過低的儲蓄率。美國居民儲蓄率在危機爆發前，我們在06、07年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降到了負數。這兩種結構失衡都有失衡，但是正好相反，於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逐漸就形成一個世界這樣的經濟格局，就是兩種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失衡，形成了一種互補的關係。
這兩類經濟之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通過國家貿易形成了一種互補的關係。我把它叫做鏡像互補，就好像照鏡子一樣，一個人照鏡子，他的影子和他之間，正好什麼事情都是相反的。這種鏡像互補下的世界經濟運行，它的特徵就是通過國際貿易，使得發展中國家過高的儲蓄率的一部分借給了發達國家去用。這樣一種鏡像互補的經濟結構，在某些時間段，它對於發展中國家還是有利的，比如說東亞國家，日本、韓國、臺灣以及後來的中國，東亞經濟都採取了出口導向政策，利用西方國家的結構失衡，在一段時間裡面實現了高速度的增長。西方國家利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貿易貨幣這樣一個地位，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鬆弛金融監管，西歐國家因為它沒有這樣一個貨幣的條件，所以就用大量的借債的辦法來支持經濟的繁榮。
在一段時間裡面，這兩類國家都維持了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維持了高的消費和高的福利。但是這種均衡是不能持續的。特別是到了21世紀以來，這種經濟結構，它產生的問題已經造成了爆發經濟危機的基礎。不管是哪類國家，在這個運轉中間，都出現了一些相同的經濟現象，這就是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虛擬資產的大量積累和資產負債表的高槓桿化。
上個世紀末期，1997年爆發的亞洲地區的經濟危機和這次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在我看來都是由此產生的。所以，要應對現在的仍然沒有脫離全球金融危機隱隱的重大的災變，我們要針對這樣一些問題來採取措施。從短期應對來說，現在各國政府都正在採取措施，比如說數量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一些大而不能倒的會引發系統性危機的金融企業進行救助，對於某一些發生了還貸困難的國家進行救助等等這樣一些短期措施。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還是解決長期問題所應該採取的措施。為了從根本上擺脫危機，世界上每個國家必須首先辦好自己的事情，鏟除危機的根源，最重要的要消除泡沫、去槓桿化和實現再平衡。剛才成思危先生已經對於實現再平衡做了全面的論述。我認為對於發達國家來說，需要克服由於消費主義和高福利政策所導致的高赤字、高負債、高貨幣發行和高信用膨脹的問題。這樣才能解決發達國家的失衡問題。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效率，要改進增長的質量。
下面講一下中國應該著重做什麼？中國經濟再平衡的癥結，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大致從50年代中期以來，就採取了一種依靠投資驅動的高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在50年代、60年代很快就造成了經濟上的災難。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用了一個出口導向政策來克服由於投資驅動的這種高增長所造成的一個嚴重問題，因為靠投資驅動，因為投資回報遞減，所以投資率不斷提高，投資率不斷地提高，它就引起了消費率的相對的降低，造成了最終需求不足和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用了出口導向政策，增加了進出口，就使得我們可以用進出口的需求來彌補我們內需的不足。進出口還使得我們大量需要就業的勞動力可以得到就業的機會，能夠使得他們從事城市的非農產業得到的收入水平比過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於一種低就業狀態下的農業勞動的收入水平能夠得到提高。所以出口導向政策，緩解了某些矛盾。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裡面支持了中國經濟高速的增長。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個可以長期持續的一種增長的模式。特別到21世紀以來，首先出現的就是我們的資源發生了短缺和環境遭到了破壞。這種低附加值，以加工出口為主的這麼一種出口經濟活動受到了資源和環境的限制。
接著來的問題其實由於成功的實行了這樣的出口導向政策，它造成了像東亞許多國家都碰到過的問題，就是因為外匯節余的增加，外匯佔款造成的貨幣超發以及它引起的資產泡沫、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和流動性氾濫，造成了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
我們現在的狀態，我們貨幣對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過了180%，流動性大量氾濫。造成的金融體系受不了外部或者是內部的衝擊。這樣一種經濟增長的模式，它就是儲蓄消費結構失衡最深刻的根源。因為投資率不斷提高，當然消費率就會不斷地下降。而且對於分配發生了一種消極的影響。因為我們知道分配是由生產的結構決定的，由於在生產中，資本要素的作用越來越大，所以作分配中，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就越來越高，而勞動者的收入越來越低。而勞動者是社會主要的消費力量。這樣一來，它就造成一種惡性的循環。
所以要解決儲蓄消費結構失衡的問題，就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如果不轉變這種靠投資和進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就無法解決我們的經濟失衡問題，實現經濟的再平衡。
中國正式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很長時間了，在第九個五年計畫中，1995年到2000年這個五年計畫就規定了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直到現在，這個轉變進行的不是很順利，沒有達到原來預定的要求。那麼是什麼原因呢？從1995年、1996年以來，曾經有過反覆的研究，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我想這個結論是準確的，原因是因為體制上的障礙。
怎麼才能消除這種體制障礙呢？那麼就是靠改革，只要堅持改革，才能消除經濟發展模式的體制性障礙，建立有利於創業的經濟體制。「十二五」規劃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的保證。我們改革已經有30多年了，這個中間最關鍵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我們現在的經濟體制，經過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進步，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基礎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在很多領域，舊的體制，政府的行政命令來配置資源，來干預微觀經濟生活這樣一些舊體制的遺留，依然頑強的存在，而且在某些時候還有回潮，還有增強，這樣一來就不能夠完成中國政府在80年代已經決定的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或者是後來說的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樣就不能實現了。
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該起什麼樣的作用。政府和企業是什麼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裡？我們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在過去幾年，每年向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裡面都提出來，說現在政府做了許多不應該做或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而有一些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又沒有做好。那麼政府需要在今後改革中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應該由政府做的事情，讓市場去做，要有所不為。另外一方面，政府需要進行監管，在提供公共產品，提供基礎的社會保障，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體系等等方面，應該儘自己的責任，應該加強自己的工作。如果我們改革工作做好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能夠進行的更快、更好一些，那麼我們解決這個失衡問題就能夠做的更好了。這樣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間接的，都會對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我們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