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二○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地點：紐約市貝瑞吉區
依娃：方晦先生，請先介紹您的個人簡歷。
張方晦：好，我一九四二年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曾任復旦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後因「政治歷史問題」被調到中學任教。母親是律師，一九四九年後任中學教師。兄弟姊妹六人。一九六○年，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肅省阿克塞縣。一九六二年被遣散返回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務農。一九六四年，因常與幾位同學在一起聚談、同時開始文學寫作（包括短篇小說描寫三年飢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團罪」逮捕入獄，在看守所關押長達八年多後，於一九七二年在上海以「現行反革命集團罪」公判為無期徒刑。經過多次申訴，一九八○年由上海高院宣布無罪釋放。出獄後曾任上海《萌芽》等報刊編輯。一九八七年出版長篇徐志摩傳記小說《飛去的詩人》，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一九八九年來美，就讀於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一九九七年以來出版長篇小說《美國，爸媽不知道的故事》和《這五十年》三部曲。
一家六口從上海「移民」阿克塞
依娃：我採訪的目的，主要是想請你談一談你和家人在一九六零年大飢荒中的經歷。
張方晦：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的家庭先後遭受過三次大難。到了一九六○年，就巢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來源，被迫 「移民」大西北。當時公安部長羅瑞卿，下令把城市裡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統統清理到邊遠地區去，節省城市糧食。因為大躍進造成經濟困難。
當時我們的家庭別無選擇。父親是一個體瘦多病、弱不禁風的知識份子，母親曾經被捕判刑三年，年僅四十餘歲，已中風一次，走路瘸拐。我是家中長子，只有十八歲，四個弟妹，最小的只有五歲。離滬時的二十多件行李到目的地時只剩五、六件，說是翻車行李丟失了。
我們從上海同去的有大約五百多口人，一百多個家庭。最後落腳在甘肅省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安南壩農場」。那地方是一片荒漠，幾乎是與世隔絕。我們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窩子。甘肅移民局已經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灘上挖個深坑，上面蓋上紅柳條和蘆葦席當「屋頂」，這種洞穴一般是放駱駝的牧人的臨時歇息之地，以躲避風沙和炎熱，卻成了我們這些流放者的長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應五百多人的大伙房開飯了，白面饅頭，二兩一個，沒有定量隨便吃，還有燉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噴噴的。大家彼此看看，覺得還不至於活不下去。
僅僅兩天以後，伙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幹部和管理人員的剋扣就開始了。一頓饃饃，一頓玉米麵糊糊。饃饃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剛開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糧，漸漸減到一天幾兩，吃飯就像吃人參。當時農村都靠「瓜菜代」，可是戈壁灘上連草都不長，哪來的瓜菜？加上幹部的剋扣，每天每個人能分到一點點羊肉，羊肉湯，戈壁灘上沒有任何蔬菜。每個家庭每天必須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領得到飯。因為挖柴的人多，所以挖柴就越走越遠，越來越難。往往翻山越嶺走出好幾里路，才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駱駝刺的根背回來，為了換到一點饃饃和玉米麵糊糊。那裡交通閉塞，火車站在幾百裡地之外的柳園，想跑，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沒有出路的，因為搭車要「單位證明」，還要有糧票。所以，死活都離不開單位！
飢寒交迫每天有七八人死掉
依娃：當時死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飢餓嗎？死了人有人埋嗎？有棺材嗎？
張方晦：「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是唐朝詩人岑參的詩，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當不過了。到了八九月，晚上地窩子裡就凍得人發抖，加上長期的飢餓以及高原反應，生病拉痢疾，上海來的人開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戈壁灘上有一種植物，大家叫它沙蔥，吃起來很辣，有蔥味，拿來充飢，一吃就嘔吐腹瀉，進而喪命。
初到時候，農場動員大家種胡蘿蔔，但是那里根本沒有土壤，長不大，就被人連根帶葉拔去吃了。還種過青稞，也是不行，顆粒無收。又沒有水，大家上山挖水渠，每個人都十指磨爛流血，手腫得比饅頭大。沒有人敢於說一個「不」字。冬天來臨了，伙房的飯越來越「水」，吃不飽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被埋葬。誰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別人的人很可能過兩天被別人抬出去。
最早死亡的是一對母子，女人三十多歲，兒子大概四五歲，很可愛的一個孩子，成天在住宿區跑來跑去玩耍。一天，他們居住的地窩子突然陷塌，一根樑木剛好打在那女人的頭部，她當場死亡，那男娃子被刨出來時已經嚥了氣。農場男女老少，五百多人放聲大哭。
最初死去的幾個人，農場當局做做樣子，還用幾副薄皮棺材，挖個坑把人埋掉。到後來，每天都有人死，死的人越來越多，就沒有棺材了；那裡連草蓆、被單都沒有，把死人隨便抬出去，淺淺挖一個坑，就埋掉了。
幼童最容易死亡。一些小孩一發燒一拉肚子很快就會死掉。單身的男人也特別容易死亡。移民中有些是家庭分裂的男人、被老婆劃清界限的男人、被女朋友甩掉的男人，失業失戀的精神打擊，勞動飢餓的肉體折磨，很快能把一個男人徹底擊垮。女人相對堅韌一點。
因飢餓而死亡的人，人浮腫到什麼程度？就像將要作繭的蠶，體內蓄滿了漿。水分從人的血管裡肌肉組織裡分離出來，整個人是透明發亮的。走路有氣無力低眉垂眼，見了人也沒有反應。農場裡七八歲的小孩都會指著一個又乾又瘦的人說：「這個伯伯只有兩天了。」他們看得太多了，經驗非常豐富，天數一到，那人肯定倒下再起不來。
快餓死的人看起來非常恐怖，浮腫後又乾瘦，整個腦袋只有拳頭大，鼻子都沒有了，陷下去了，只見兩個黑鼻孔。兩片嘴唇就像兩片曬乾的橘子皮，牙床骨暴凸出來，胳膊腿就是皮包骨頭，麻桿子一樣。一個個大男人就這樣死了，沒有墳墓、沒有墓碑、沒有名字。
短短半年時間，到一九六一年春天，五百多人，只剩下三百多人，死了百分之四十。
人變成動物、女人變成妓女
依娃：在那樣飢餓的情況下，人和人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張方晦：因為飢餓，人的心理、人的精神會扭曲變態到極點。每一個家庭都有難以置信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有一個教書的女同事，二十多歲。我去她家親眼看見，他們打回來一鍋麵片湯，為了平均分給一家三人吃，要先攪拌幾十下，然後飛快的分成三份，否則分不勻。一家人，多一口少一口都不行。
農場供應的玉米，都是整粒的，就煮熟了來吃。有些小孩消化不良，吃下去是玉米粒，拉出來還是玉米粒。我親眼看見一個小孩蹲著拉大便的時候，另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爬過去，在大便裡摳出玉米粒就往嘴裡送。
伙房倉庫裡有胡蘿蔔土豆玉米等，晚上就有人掘牆鑿洞，鑽進去偷吃。被積極份子發現舉報，這些人就被捆綁送到阿克塞公安局，不幾天就聽說被抓的人已死。還有一些膽子大的人破口大罵：「政府是大騙子，欺騙我們來到這個鬼地方，就是要我們餓死凍死，讓我們自生自滅，是殺人不見血。」這些人也被抓起來，不久就都死了，沒有下落。而農場幹部管理人員私吞職工的口糧，他們個個體壯如牛。
如果在那時你看到一個從上海來的女人，一點都不瘦，一點都不憔悴，那麼她一定是和哪個幹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綠帽子，不會打罵、不會阻攔。因為這個女人總能帶回來一些饅頭一些吃的，能讓丈夫和孩子吃飽一頓。其中有一個女人，三十幾歲，頗有姿色，有三個孩子，她都得養活呀。在人人頓頓都吃不飽的時候，這個女人能吃飽，吃得好一點，就看上去特別漂亮。農場的幹部駐軍的幹部，無論白天晚上隨時傳喚，這個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強迫，因為撕去了羞恥的面皮後，她能換得吃飽肚子，養活丈夫孩子，還有性的享受，因為那些光顧她的幹部肯定比她老公強壯得多。她就成了一個妓女，用身體換取食物。有人罵她「破鞋、不要臉、婊子，」她就馬上報告，罵她的人就要遭到懲罰。
有一個上海交大的右派份子女學生，才貌出眾，可謂沉魚落雁，父親過去是一個銀行家，嬌生慣養長大，到那裡後變成一個公共情婦，什麼教育局長交通局長都能找她睡覺，而她也僅僅是為了溫飽為了生存而已。
這時移民中就會有「霸頭」出現。其中有一個患過小兒麻痺症的拐子，很厲害，誰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誘上了一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上海女孩，就因為他能夠給女孩家一點他從伙房裡弄來的糧食，對女孩家人來說算是救命恩人了。後來他又生妙計，將這個女孩嫁給一個從甘肅武威縣「移民」來的老鄉青年，換得一隻整羊，還有兩百多斤麵粉。以這個女孩「乾爹」的身份做成一筆大買賣。一九六二年，農場解散，我們這批沒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歸，這個人又唆使那女孩從丈夫身邊逃出來跟著自己一起回到了上海。
在那種時刻面臨死亡的時期，偷盜搶劫受辱賣身似乎都算不了什麼，人變成了動物，只想吃，只為吃，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經不是人了。
像是一隻在戈壁灘覓食的狼
阿克塞氣候惡劣，春秋飛沙走石，高原紫外線強烈。來自上海的女性們，剛來時臉蛋還白嫩水靈，不出半年，先是紅，後是黑，然後皮膚發硬，結成一層厚厚的痂，像殼子一樣。我兩個弟弟的臉蛋就像哈蜜瓜，粗糙的一折一折的，摸著劃手。
食堂吃不飽，肚子整天飢腸轆轆。我和十三歲的弟弟，用家裡的被子、單子、毛毯、鋼筆、衣服、小鏡子等等，凡是能拿的都拿出去，跑到比較遠的牧區和當地哈薩克人換羊肉換青稞粉。其中還有野羊肉、大頭羊肉，一床被子能換來十幾斤肉，夠一家老小好好吃幾頓。就是金屬匙羹，不鏽鋼廚用小刀，小碟小盆，哈薩克人見了也很稀罕，樣樣都要。換來的肉有新鮮的也有肉乾，有時還有整塊的羊油。羊油特別堅硬，吃麵片湯吃青稞糊的時候，切下來一些，拌在碗裡，以增加營養和熱量，讓一家人苟延殘喘維持生命。
有一次我很幸運地換到一個旱獺，背回來特別興奮，剝皮開膛，什麼都捨不得扔掉，腸子肚子都清洗得干乾淨淨，煮了一大鍋，全家人美餐一頓，其肉其湯都鮮美無比今生難忘。
雖然我才十八九歲，卻是一家六口的精神之柱，父親來阿克塞時就是被人用擔架抬著下卡車的，母親病倒在床上，弟弟妹妹成天都是望眼欲穿等我回來，最關心的是我手裡肩膀上有沒有什麼吃的。有時我一個人東奔西跑，就像一隻戈壁灘上尋找食物的狼。食堂裡的飯沒有一天能讓人吃飽，偶然不餓的時候，是我從哈薩克人那裡換回來一條羊腿，一鍋煮熟，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飽餐一頓再說。
一九六一年，當局將我們轉移到甘肅安西縣踏實農場，那是個老農場，已經有兩百多上海移民在那裡生產生活。我們最初去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葉子，我父親的狀況好轉一些了，能下床，能扶著牆慢慢走路。母親也得勞動換取食物。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編筐子，大弟弟也跟著母親一起編筐。
「踏實農場」一百來個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讀書，雖然名義上有個「職工子弟小學」，但管理學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學校而無學生。他們成天提著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當時也能賣一點錢補貼家用。小女孩，十五六歲就急著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飯吃了，是條出路。當時最搶手最吃香的是司機，因為有車到處跑，總能拿回吃的用的。嫁給一個司機，全家人都能跟著沾光吃飽。
長期的飢餓，讓許多人身體出現了問題，營養不良、貧血、肝腫大、胃病，浮腫、黃瘦等。女性們幾乎全部停經，當時叫做「干血癆」。根本沒有女人生孩子。全農場只有一個新生兒，是從上海來時就已懷上的，那個小姑娘長到兩歲，雙腿還是軟軟的，絕對無法站立。
我們到達「安南壩農場」後不久，我看到一份過期舊報，說全國大學將招生不足，《人民日報》要求各地「千方百計發掘考生來源」。我就試試到場部找書記請他允許我報考大學。書記一聽哈哈大笑，以為我在痴人說夢。「你這個張老師，我實話跟你說，你來這裡了，一輩子哪裡都不要想去了，就在這待著吧。」我這才恍然大悟，當局移民我們到這裡來，就是要讓我們死在這裡。
寫出大飢荒小說被判刑十六年
依娃：我知道，你在年僅二十一歲的時候，寫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揭露了三年大飢餓的真實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麼會看出飢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張方晦：我寫這篇小說是一九六三年。農場解散後，我們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報入戶口的，戶口就在自己口袋裡，叫「袋袋戶口」，最後勉強落戶在我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當農民種地為生。父親因為不堪精神打擊不堪飢餓疾病，一九六一年底獲准赴滬看病，五十七歲逝於上海，我趕回去的時候只見到一盒骨灰。
我是幾乎被迫害漩渦吞噬掉的人，經歷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齡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農場的時候，我曾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和一個中年男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蹲在牆角，又餓又乏。據別人說，這對父女是河西走廊張掖的農民，因走投無路，離鄉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設兵團」而免於餓死......我老大不忍，給女孩找來一雙弟弟的舊鞋，場部給他們十來個饃就打發了......這個畫面讓我耿耿於懷，回到海門後就以這對父女的故事為題材創作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
依娃：你這樣寫，意識到危險性嗎？
張方晦：我當然知道。我對母親說，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進爐膛，一把火燒掉。我那時年輕耿直血氣方剛，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寫出了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這個社會這個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間秘密傳閱。後來因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們交往做朋友，我們一共七人於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統統逮捕。小說手稿曾在設於上海師範學院的「鎮壓反革命展覽會」上當作「罪證」陳列展示，當時轟動上海，全市大、中學校師生一概被當局安排集體前往參觀。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餘間我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長寧區體育館召開萬人審判大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級法院宣告撤銷原判、無罪釋放。高院給了我四百元人民幣，說道，「這些錢，既不能解決你的問題，也不能滿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這些年，我時時刻刻都在絕望之中，時時刻刻都感到會被處死逼死。因為長期飢餓，營養嚴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經長出過很多淋巴結核的腫瘤，也曾大量便血，人乾瘦得皮包骨頭，幾度掙紮在死亡線上。但是我不後悔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情。我長期想不通的是：全國那麼多大科學家大作家大學者，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都一直歌功頌德、緊跟當局，違心地指鹿為馬，怎麼會看不出我一個十八歲高中生憑直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大躍進放衛星，那樣離譜，怎麼沒人看出是虛假欺騙？
五十年過去了，直至今日，我還時常會在睡夢中忽然驚醒，突然看到一個餓死的人的臉，那種神魂不寧的痛苦對誰去說？中國歷史幾千年，有哪一個暴君哪一個昏君曾經草菅人命到這種地步？喪失人性到這種程度？
我小時候，父親曾給我讀過一本書，是蘇聯馬戲訓獸專家杜羅夫寫的《我的會演戲的鳥獸》，說他訓練動物的一個訣竅就是不給它們吃飽，那樣它們就會百依百順地聽從指揮；在它們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動作後，才給一點食物，但仍不讓它們吃飽，它們才會永遠俯首貼耳順從如奴──毛時代的農民，還不如訓獸師籠子裡的鳥獸。
那段歷史不能忘記，值得留下真實的文字，讓我們的子孫後人牢牢記住，以史為鑒。
(根據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