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編輯按：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於2011年11月5日出席由紐約《看中國》報社主辦的「祖國在危險中」的演講答問會。在前後三個多小時的與現場聽眾的互動過程中，辛灝年先生就大家的提問給予了精彩的解答。下面，是《看中國》整理出來的此次講演的最後一部分。
辛灝年在演講
唐柏橋：現在有兩個稍微輕鬆一點的，就是沒那麼深入的問題。第一個就是我提的，這個今天我利用一下特權，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前一段時間哪，這個中國有一批這個可以說是非常勇敢的一批女士，一位叫劉莎莎，一位叫妙訣法師，就這麼一批女士啊，就像辛亥革命那時的秋瑾，她們冒著共產黨的炮火前進。她們上哪裡去了呢？去想看一眼陳光誠——一個盲人維權人士，就像冒著敵人炮火一樣的，她們前仆後繼，衝上去一批，被打了，退回來了，然後下一批又衝上去，又被打了，又退回來了。現在劉莎莎昨天傳出一個照片，就是這個腦袋被打了，然後縫了幾針。我就懷疑她可能跟艾未未一樣，可能後半輩子就會腦震盪。現在形成一個運動叫做「自由光誠」運動。前天國內一些朋友和海外的一些學者、朋友，提出來說，希望能夠聯手提名陳光誠為今年，就是明年度，現在改明年度，接下來這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不知道我現在代表我個人，和代表那些願意，希望推陳光誠先生做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這些朋友們，向辛先生請教一個問題，你對這個事情怎麼看？你覺得如果陳光誠得獎的話，會對中華民族有什麼進步意義？
辛灝年：柏橋是比較厲害的，他專門提我不敢回答的問題。當然我去年也回答過一次，我不避諱。我這個人有自己的立場，只要你一心為公，不是從自己出發，什麼問題都可以回答。對陳光誠先生我的佩服那是不用講的。柏橋的介紹已經很清楚，我不重複。我們國內的朋友，海外的民運人士們，和其他各界的朋友，為推薦他得西方的諾貝爾獎，我認為首先是一份好心，第二是一份熱心，第三如果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的民主奮鬥，對中國的這些反共民主人士，將會是一個很大的鼓舞，這是客觀的歷史和客觀的現實給我們的一個答案。不要否定他，所以我希望光誠先生能夠在大家的提名和贊成下能夠得到這個獎。
第二，我說一點看法，我去年就在被迫回答問題當中就不得不說。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傷害，中華民族的驕傲實際上常常以自卑來表現的，或者說，中華民族自卑是用驕傲的形式來表現的。
一百多年來，我們把西方人的一個獎看的太大了，太了不得。以為西方是一定支持民主自由的，以為西方是一定能公正的對待世界各民族的，以為西方的一個獎將會激發多大的魅力。我認為，可以這樣認為，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度，因為一百多年來，西方對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沒有變，那就是在「吃定東方」的前提下，永遠不希望東方特別是中國強大起來。就當中共這個虛假的強大的出現的時候，它都非常的驚慌，非常的害怕，根子就是要「吃定東方」，這四個字不是我說的，蔣介石先生的原話，這是一。
第二，西方走向了民主和自由，在思想政治文化許多方面，在近二百年來，或者更多一點吧，三百年左右吧，走到了我們的前面，我們要承認的，人家有好東西我都要，我都承認，但是你也有不好的東西，我一樣不要，我一樣不承認，我認為這是必須的。
諾貝爾和平獎，對西方一些國家來說，對今天這個世界來說，它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諾貝爾和平獎不是一個絕對的標準，大家也不要以為它一頒獎就會觸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甚至整個世界形勢的變化，沒有那麼神奇。巴勒斯坦的一個領袖得過獎，那些不好的人也得過獎。有些人得獎等於沒有得獎一樣，有些人得獎會產生負面作用。比如說，當一個國家，不論是伊朗、埃及還是中國還是其他地方，當一個專制政權在搖搖欲墜的時候，西方的國家常常都是支持這個專制政權，反對這個國家人已對這個政權的反抗的，這個時候它選擇得獎人，就比較符合這個專制政權的需要，而不符合人民革命要推翻政權的那樣一種要求。
我不想具體的舉例子，大家心裏都明白。比如說，當一個國家，比如就說我們中國吧，當楊佳殺警案在中國掀起了一股民間革命思想的風潮時，這時候就忽然出來了一個正當的海內外媒體輿論，甚至於正當的西方社會的什麼「憲章」，就把楊佳殺警案所引領的人民革命的思想風潮，就這麼悄悄悄悄的壓下去了。把六四20週年，本來海內外中國人應該隆重的紀念的這樣一個悲慘的日子，變成了這兒的傍晚靜悄悄，是事實吧？
六四20週年紀念日是20年當中最慘淡的紀念日，在海內外幾乎沒有一場像樣的活動，除了香港。為什麼？因為那是專制統治者的需要，他懼怕楊佳式的革命，他不願意六四在調起人民反對專制統治的信念和決心。反面的辦法就是鎮壓，正面的辦法就是誘導。誘導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比如說他反對革命，他不說我現在要反對革命，你們革命就想對著我，他不這麼說。他反對孫中山革命，他反對辛亥革命。大家請放心，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革命的火焰燃燒的越旺，海內外批判孫中山和批判辛亥革命將會越加猛烈，不信大家等著看。所以我們在談到諾貝爾獎的時候，一方面要承認它的歷史地位、它的意義和價值，另外一方面不把我們全部的希望寄託在一個獎上，一個西方的獎上。因為這個獎，它有助力，它有的時候也會成為反的方面的力量。公證的對待自己的民族自尊，客觀的對待世界上所有的獎項，這才是一個中華民族兒女應有的處世立身的態度。謝謝！（掌聲）
問：我來自德國，這次來紐約很榮幸能親自聽到辛先生的演講，我有一個問題，說這次新唐人舉辦的華人聲樂大賽在德國有三位很有名的歌唱家準備參賽，但最後沒有成行，因為中共的威脅利誘。這個威脅就是去參賽的話就別想再回到中國去看父母；利誘就是說，這個給訂單，因為明年是中德建交40週年，有很多的演出機會給這些歌手，所以他的問題是，為什麼在當今人們都認識到中共專制，也知道在迫害傳統文化，可還是擺脫不了中共的控制，就是這些文化人或者是歌手，是什麼原因？
辛灝年：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是史無前例的，它有毛澤東這句話。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歷史上，像共產黨國家，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所有國家所進行的專制統治都不是我們歷史上的人民和民族能夠想像的，太殘酷了，太血腥了。日本人侵略中國14年，殺死殺傷中國人2300萬。共產黨從1949年到今天為止，特別是毛澤東時代，在外無外患，內無內憂的情況下，害死8000萬人民，這個數字是很能說明一切，所以我們不要怪我們的人民。我過去講演中一再的講過，也不要怪我們自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中國人生命是兩次的話，早就有大多數人拿出一條命來跟它拼了，可惜只有一次，而且這一次的生命還需要覺醒。覺醒是個過程，反抗又是個過程，成功是個結果。勝利的結果常常是通過長期的奮鬥造成的，甚至於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就像許多在中國大陸監獄裡用自己的健康，用自己的身體，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衛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宗教的那些朋友們一樣，這樣一些朋友，就是在這個犧牲的過程當中，奮鬥的過程當中，也是迎接曙光的過程當中，所以第一不要埋怨。
第二個，由於我們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黑暗統治，這個統治在蘇聯叫鐵幕，在中國叫鐵桶。
我到美國來的時候教授跟我interview，他就問我：「你認為我瞭解中國嗎？」我說：「你不瞭解中國。」我承認，要是北大的教授找我interview，我都不敢說這個話，我知道美國教授這方面能夠比較直率的表達意見，我就說了。他說，「你怎麼會這樣認為呢？」我說：「很簡單，你們不是說蘇聯是鐵幕嗎？1945年以後，美蘇冷戰40年，在美國從總統到專家，從專家到人民，到所有的知識份子、老百姓，沒有一個人預言過蘇聯不需要美國花三顆子彈自己在某一天就自己垮了，說明什麼問題？你們跟蘇聯的太空大戰都設計好了。你們在歐洲辦歐洲自由電臺，你們什麼都做了，花了無限的錢財。你們不知道蘇聯自己會垮，只要三天，1991年8月19號的三天，自己就垮了，說明什麼？說明你們不瞭解鐵幕之後的蘇聯。我告訴你，中國對於你們來說是鐵桶，不是鐵幕，是全封閉的，是徹底的黑暗的。」
那麼要從徹底的黑暗裡面走出來，要自己去鑽透那個鐵桶，鑽出一條縫，鑽出一個洞，來看見外面自由的陽光，該有多艱難啊。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孫中山在他的時代能夠提出完整的中國民主建設的理論，而我們今天的朋友們，我們的民運朋友們，卻很難具有那樣高的思想。為什麼？不要怪他們，也不要怪我辛灝年，也不要怪唐柏橋先生，為什麼？因為我們是從鐵桶裡尋找陽光，我們是用自己的肉體、精神和各個方面的努力，甚至於拚命，才刺透了一條小縫，看到了一點外面的陽光。這一點，孫中山先生當時的命運可是比我們好的多，13歲到美國，知道了民主和自由。19歲回中國，在香港上大學，他對殖民地、對西方、對中國都瞭解，對什麼是民主自由親身經歷過。我們呢？我們是從鐵桶裡走出來的，我們從黑洞裡爬出來的，我們其中只有不多的人，在黑洞裡面沒有喪失人的尊嚴，喪失了也不能怪他，那是共產黨作惡的結果。我們如果這樣理解了我們的人民，我們就知道這條道路走過來，從1949年走過來是多麼的艱難。我們沒有理由埋怨自己，我們沒有理由埋怨我們的同胞，正在國中受苦難的同胞們。
第三，我們在談到中國大陸人民的反抗為什麼烽火遍地，卻不能連成一起。除了我剛才講的它鐵桶，它一切的自由都剝奪了人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任何行動的前提是思想，沒有思想的覺醒就沒有行動的付出。法輪功如果沒有個信仰，海內外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沒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就不會有法輪功的整體。不管你有組織沒組織，我不跟你抬這個槓。只要因為大家都信你們自己的法輪大法，所以你們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思想凝聚的結果，就是不是團體也是團體，不是戰鬥體也是戰鬥體，不是人群體也是人群體。
可是我們在60年的黑洞裡面，我們在自己摸索著尋找各種各樣的民主道路，各種各樣自由的光線，我們找到了。有的我們以為他就是民主的自由的，我們有的確確實實找到了一點，但是看不到全部，只能看到那一小片，或者一條線索。於是乎，各種各樣的思想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過程當中就產生了裂變，有的是對的，有的是不對的，有的把假的變成了真的，有的把真的還看成了假的，就像在孫中山先生一樣，孫中山是民主自由奮鬥的代表，現在卻成了共產黨、國民黨兩黨專制的地主。這就是有人罵孫中山說的話，不要怪他們，因為我們是黑洞裡爬出來的，我們從黑洞裡剛剛爬出來一點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哪一條路就是正確的，我們甚至會把錯誤的道路看成是正確的道路，我們甚至於把那一片幻像看成了光明，不要怪他，這是個過程，所以要害在哪裡？
第四，那就是反思歷史，繼續反思歷史。瞭解這一條路中國人民在49年前是怎麼走過來的，49年以後是怎樣被推進黑暗的深淵的。瞭解這個歷史就幫助我們瞭解了事實。而事實是最能夠警醒人心的。第二，不要忘記，不要忘記中華民族文化裡面那些優秀的成分，非專制的成分，不要忘記西方近代民主進步當中那些進步的成分。還有，特別對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不要把西方人兩三百年來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當做真理，每一個行動都當做正確。每個民族有自己民族不同的情況，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環境，每一個地方的人民有自己的追求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如果把西方人三百年來講的都奉承是對的，我們就要犯錯誤。
一百多年前，準確的說，90多年前吧，不就是認為因為我們的前輩們，知識份子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真理，是西方來的，所以它就是好思想，我們根本不知道那是連德國人都不要的思想，是一個壞思想。我們把它當成了西方的好思想才拿過來，所以這樣才造成了我們後來的這一段難關。「我們不要歐風美雨了，我們不要民主自由了，我們只要今天奮鬥，明天就能走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可是這個天堂就在49年後一轉眼變成了血腥的地獄。所以思想，真正進步的思想，真正能引導我們民族和國家走向明天的思想，第一要發現，第二在反思中，堅定自己的信念和道路，第三凝聚。如果我們今天中國大陸老百姓知識份子們都能在一個反思的事實基礎上，凝成一個真正的有傳承的民族共和思想，當這個思想在凝聚的時候能夠團結、凝結我們絕大多數人民的時候，哪怕是，凝聚了一部分真正的精英，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的時候，還用擔心我們的明天還會來的那麼晚嘛？雪萊那句詩是很有名的，「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謝謝！
問：有一個問題，非常非常大，我們可以放在最後，這有一個朋友說要表示敬意啊，希望想問辛先生現在海外的民運一盤散沙，如何整合海外民運，有什麼高見？然後呢，這個還有一個問題是，就是祖國在危險中，你是不是可以講一講，您和我們應該怎麼辦？大紀元時報的一個系列九評共產黨以及退黨運動，1億4百萬退黨及其共產黨組織的，對每個中華民族的覺醒起的作用。那這個問題跟另外一個問題有點相關聯，所以我都念出來，你是否看過《九評共產黨》，你對這本書的觀點、評價。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如何來揭露中共的罪惡。認清它的本質，讓這個盡快的促進共匪的解體。
辛灝年：我倒過來回答這個問題。就是如何去解決就是我下一講的一個內容，不是說我辛灝年有什麼本事能解決它，我像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樣提供我自己的一點看法，請國人選擇。在座的朋友如果不久以後你看到了我的下一講，你就會自己來跟我一起探討我們究竟怎麼辦。我今天就不講了，太多了。
第二個，《九評共產黨》，我想《九評》剛出來不久，我就在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受法輪功學員的邀請，在那裡，就評過一次《九評共產黨》，我當時的講話我現在不是太記得了，但是有錄像帶，有節目在，大家可以看一看。不用說，這是一座歷史的里程碑，是中國人民追尋自身解放的一個紀念碑。我就簡單的這樣回答，那麼柏橋先生叫我最好回答一下，剛才第一個問題。
2005年，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曾經有人問我過，我開過一句玩笑，我說我這人哪，共產黨都不怕，我就怕民運，當然是開玩笑。我自己呢不是民運人士，我不說自己是民運人士，跟有些人要跟法輪功劃清界限不是一個意思。有些人要跟法輪功劃清界限是劃給共產黨看的，我說我不是民運人士不是說給共產黨聽的，我真的不是。我以前沒有參加過民運，而且甚至都不知道民運這兩個字，到海外以後才知道啊，然後對我這樣的人來說，按理來說，我應該積極的沒有任何猶豫的去參加民運，跟著他們去「幹革命」，可是我沒有。原因在那裡，很簡單，一，我不知道我在國內的時候和我出來的兩年，不知道海外的華人社會的這口井有多深。所以，當我看到了這口井的時候，我就知道太深了，我不太敢輕易的往下跳。第二，開頭幾年，我在井圈邊上走過好幾圈，我甚至於幫過很多民運朋友的忙，我甚至於在一個時候曾經被他們笑話我，說我是民運的居委會主任。我真的幫過一些民運朋友，我自己親身介入避免過兩次分裂活動，雖然我的本事只能維持15天不分裂，但是我是盡了心的。
但真正叫我不介入民運的，這一點柏橋和在座的民運人士知道，是兩個原因：一個，我跟法輪功學員一樣，我也是屬於一個講真相的。（眾人大笑，鼓掌）是不是？我就是講歷史真相的嘛！我把真相講清楚了，就奉獻了我自己。有的朋友說我「你敢說不敢練」，我說共產黨的解放軍裡面還有宣傳部嘛，他專門搞宣傳，畫漫畫，寫詩歌的嘛，對不對呀？你不能叫每個人都拿槍上膛啊，我都60幾歲了，我打架也打不動了對不對呀？我就盡我的力量，讓我所有的生命都付諸一場歷史的講真相的運動，我沒錯啊，我是應該這樣的，我也不是非要去（介入民運），對不對？（掌聲）所以我沒有非要說做一個民運人士，是吧？
第二個重要的原因，我也不忌諱在海外長達10幾年的生活當中，可以說，海外各個地區國家的民運朋友，很少有我不認識的，他們當中很多人對我付出過真誠的友誼、關心。但是在接觸當中我感覺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背景問題，我們在海外，要搞中國的民主運動那就是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能是臺灣哪個黨領導的中國民主運動，也不能是美國政府領導的民主運動，更不是任何一家政府和任何一家政黨所能控制的民主運動。因為臺灣已經民主了，不需要我們這些自己還沒有民主的幫著人家去搞民主，對不對？大陸才是專制嘛，我們是希望別人來幫我們搞中國的民主。美國早就民主了，全世界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還需要我們來幫助它實現民主和自由嗎？我們只能是爭取它來支持我們搞中國的民主。但是有時候，柏橋經常說的一句話很對，屁股決定腦袋，拿人錢財，為人消災。都尋求支援不行，可是尋求了支援了就聽了別人的話。這誰都是從自己國家地區政黨的利益出發的，他並不是把你中國的民主運動，當成他的第一利益呀，那你如何區分這個？
有一個榜樣，做到的朋友不是很多，他就是王炳章博士，誰的錢我都要，但是我都是為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奮鬥的，當然，他的下場很慘。有一個黨，利用別的黨把他搞垮了，這個黨又在越南把他綁架回去了，到如今已經做了8年多的牢了，被判無期徒刑，海外愛國民主運動的艱難為我親眼所見。
而我這個人，你叫我不愛國，我不是愛的馬列中國，我愛的是中華民族的中國，我的祖宗留下的那一片江山，我的祖宗留下來十五億後代，我愛的是這個。我做不到，要我服從一個國家的政府，一個地區的政府，一個政黨的利益，我做不到。因為在我的心目當中，沒有我中國大陸人民的利益更高，沒有比我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更高的，我不是拔高自己，我真的是這麼想的。如果我在心裡面把中華民族的利益看在一個政黨之下，把中國的利益看在別的國家的政府之下，我還叫一個中國人嗎？這是不可以的。
我的國家，今天不好，是那個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不好、不是我的國家人民不好，不是我的民族不好。所以在這個前提下，由於我發現呢，海外民運人士的艱難，活在艱難當中所走的道路難免有一些朋友不發生偏差，不發生受制於人的這種狀況。對於我來講，僅僅是一個文化人，一個反共文化人，一個反共學者文化人，我只要把講真相的任務完成好就行了。（眾笑，鼓掌）
民運如何整合，不是我辛灝年能想的，也不敢想，但是渴望著民運能夠整合，確是我辛灝年夢寐以求的。如果你非要問我的意見，那我就跟許多民運人士談過多次。先要有思想的整合，才能有民運的整合，學一學法輪功學員，有一個人人都信的大法，才有一個法輪功的整體，有一個人人都相信的民主思想，民主道路，中國的民主運動才會真正的整合起來，是不是這樣？（鼓掌）
俄羅斯有一個寓言，他的俄文的原名叫……（辛先生此處說俄語），它就是，天鵝梭魚和龍蝦。這個寓言的意思就是說，天鵝要向天上飛，龍蝦要往後面退，梭魚要往旁邊走，一架馬車，三個車伕，都要走向不同的方向，這個馬車就陷在河灘上不能動了。今天我們的海外民主運動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情況呢？為什麼？就是很簡單，一個是共產黨的長期的專制教化，讓我們很多出來太早的民運朋友和中國大陸的心跳或中國大陸社會的心跳，沒有合上拍。第二個海外的多家的背景，讓我們一些有志氣的民運朋友，在長期的海外的流亡生涯中，喪失了自己應該堅持的原則。有人要罵我，我也這麼講，如果我們解釋這個問題，首先是思想上的共同方向問題，第二是在共同的思想方向上尋找著共同的民主道路的問題，早早的我們的民主，今天的民主奮鬥，不是為了要自己當開共和的皇帝，而是要傳承我們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但是還沒有完成的民主建國、民主革命道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還愁民運不能整合嗎？
第三，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海外，那個時候沒有民運這個詞，但孫中山先生在海外有一個東西非常清楚，他是以思想劃界的。什麼叫思想劃界？康有為是保皇改良，孫中山是民主革命。你保你的皇，我走我的革命，你走對了我就支持你，你走錯了我就反對你，你維護滿清我也推翻你，這樣的話，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這是個人間的正常現象。那么孫中山的時代只有兩大派，一個是保皇派，一個就是革命黨，這兩派終於在辛亥革命時候匯入為一道，成為一股洪流迅速瓦解了京城，迎來了共和革命的成功。雖然他們之間爭爭打打了很多次，但是思想的界限是極其分明的。
我今天也不揣冒昧，也懷著不怕得罪民運朋友的這種心態，我真的是從我內心裏說一句話，無論海外的還是國內的民運朋友，千萬不能再走那一條路：大是大非一團和氣，小利小害你死我活。到底是保共改良，還是反共革命，我們要有一個態度，這樣才能說明我們究竟要幹什麼，我跟你的差別在哪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從來都是研討會，開了三十年的研討會了，然後每到研討會上，各說各的，講完以後吃頓飯大家分手，各說各的，最後還是走不到一起。（眾笑）如果我們這個大會就討論兩個問題，講民主革命的，在當代追求和平民主革命的，站在這一邊，說要保共改良的，反對革命的一定要保住共產黨，讓共產黨來主持我們的憲政的，就是黨組憲政的你們站在這一邊，行，你們幹你的，我干我的，能合作就合作，不合作我們就分道揚鑣，等到有一天革命的大形勢、大趨勢讓我們不得不走到一起的時候，辛亥革命一樣，我們就走到一起了。（掌聲）我提不出民運整合的路，我對民運是門外漢，但是我想這是人類民主革命，變制度的革命，不是殺人放火的革命，不是恐怖主義的革命所具有的共同的歷史規律。我想，任何人都違背不了它，民運朋友你們也違背不了。謝謝！（掌聲）
唐柏橋：這個時間還有幾分鐘，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其實還有幾個問題，但是我現在不能說了，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非常高興的看到繼《誰是新中國》後辛先生的新書《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出版，請辛先生介紹一下你為什麼在百忙之中要寫這麼一本書。
辛灝年：這是一本小冊子，是我辛亥革命百年系列著作之四，因為它最薄，最能夠容易出版，所以我先出版了它，我將在今年這本出版之後，到明年我陸續會出版我這個系列，一共是將近200萬字，七本書，上面寫的是六本。還有我的這個國內朋友們給我編選的海外文選，除了《誰是新中國》以外，我還有200萬字的著作，被分成歷史卷、民族卷、政治卷、文化卷，這樣分捲出版，這也就是我這幾年躲在家裡不見人的原因，現在反正就給捅開了。
那麼這本書我為什麼要寫，我上面有一段話我讀給大家聽，就明白了：「我是為了中國的民主統一才寫了這本小冊子，意在探討美國歷史上分裂與統一之戰的制度原因，及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的政治關係」。我解釋幾句話，一國是不能兩制的，我這本書的副題就是「辛亥百年致國人，一國不能兩制」，兩制就是兩國，兩制就會打內戰，這是必然的。我以美國歷史為個案，分析了北美洲的殖民地從一地兩制怎樣走向一國兩制，然後怎麼樣被引向一場殘酷的內戰，這場殘酷內戰的結果不是以暴易暴，不是像現在反對革命的朋友所說的，它是以和平民主進步取代了分裂的美國，把美國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強大的國家。原因是什麼，就是美國再也不是一個北方民主，南方存在著黑奴制的國家，而是一個全體美國都是民主的國家，整個美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我寫這一本書，再明確的介紹一句話，「反對一國兩制，追求民主統一」。謝謝！
我謝謝大家，我只說一句話，還是我紐約的鄉親最了不起，謝謝!（眾人鼓掌）
媒體記者提問：
大紀元時報的記者問：我是，我有一個問題，辛教授「祖國在危險中」，是一個系列演講，系列之一呢是民主主義的使命，系列之二是中國分裂的危險，那麼今天講演的主題是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辛灝年：剛才講的就是我們如何群策群力去解決祖國的危險，具體題目的七個字我還沒有定下來。好，你等我的答覆，我會及時的答覆你。
看中國記者問：您好，辛先生，今天這個演講很精彩。我到海外看到的情況就是，在海外華人對中國的那個理解，對中國現象的理解，很多人還不如在國內的人，國內人很多都已經看到了中國的腐敗，對中國人的殘暴，從歷史上、現實上他們都很清楚，反而海外的一些華人沒有根據的就是說，聽中共的反面宣傳之後呢對中共採取一種容忍，甚至推崇的態度。第二個呢，就是臺灣人，在那個舊金山特別明顯，那個白蘭已經是明明顯顯的被美國調查的特務，還有那麼多臺灣人被她控制，為她賣力，所以我想請問辛先生，這到底是一個什麼現象，它的那個根源，謝謝。
辛灝年：這個問題，我在溫哥華做了比較詳細的回答，那麼我現在簡單的回答你一句話，不耽誤大家時間。第一，是中共所製造的中國人的恐懼，不論海內海外，這個恐懼都存在。第二，那就是中共對海外，包括臺灣的統戰，一個恐懼，一個統戰，就足可以讓海外的華人，從中國大陸走出來的華人，包括臺灣華人，都因為這兩個原因而在海外變成了不像我們大陸那樣有堅定果敢追求的中國人。不奇怪，當年的孫中山先生所經歷的，正是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不奇怪，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保皇黨反對革命，較之滿清尤劣；不奇怪，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華僑是革命之母」。可是他的另外一句話被有意的淡化了，被我們自己忘卻了，「美洲是保皇黨的巢穴」，就是指舊金山。孫中山先生當年的經歷就是我們今天正在經歷著的，不奇怪，因為不論是海內華人，還是海外華人，要想真正的認識中共，劃清界限與中共，都需要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正在越來越短的顯示在我們面前。因為人心的覺醒，畢竟是以海內為根，只要海內的人都覺醒了，海外又奈何得了我們中國大陸的人民，不在乎。謝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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