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在黑暗的時代下，國家機器往往會成為不可一世的恐懼之獸。然而性本善的萬千民眾何以願意示弱於專制與恫嚇，甚至出賣正義感與勇氣，最終成為鐵血體制與思想 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為沉默、屈服和獻媚，使得人性終結於蔓延氾濫的猜忌和懷疑，。這是一個現代國家能發生的最讓人痛心的事。二十年來，斯塔西檔案的逐漸 揭開，拷問的是數十萬個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檔案中逐漸清晰的當年善惡一念之擇，也曾是無數個歷史的轉折。
被撕碎的罪惡之書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對我們的，反對我們的人就是敵人，而敵人將會被消滅！」】
——埃利希·米爾克末任斯塔西部長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牆被推倒的一個月之後，東德埃爾福特市的一棟政府辦公大樓樓頂冒出了陣陣黑煙。這棟大樓屬於東德秘密警察機關「斯塔西」，正式名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因德語Staatssicherheit(國家安全)縮寫為STASI。這個惡名昭彰的機構自1950年成立以來，一直是執政的統一社會黨對內進行言論壓制和政權維持的有力武器。然而當1989年東德政權開始崩潰之時，這個龐大的機構逐漸感到自己正在成為民憤的替罪羊，慌忙決定銷毀總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檔案。有關極權國家壓迫人民40年的罪惡記錄，旦夕之間就可能被毀掉。
然而埃爾福特的火光卻引起了一名正巧經過的女醫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識到這異樣的情形意味著什麼。憑著勇氣與正義感，她與市民們赤手空拳地衝進了埃爾福特斯塔西大樓，強行從接管了正在被銷毀的秘密檔案。
搶救斯塔西檔案的行動蔓延至首都柏林與全國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萬的市民衝進了斯塔西總部大樓，他們看見的是推擠如山的碎紙——這些來不及焚燒或者投入粉碎機的海量檔案僅憑人手被撕成碎片，裝滿了足足16000個大麻袋，甚至於大樓內所有的碎紙機都因為超負荷工作而統統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萬張檔案卡片和排起來可達180公里長的文件來不及銷毀，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統一後的的德國宣告了「前東德國安檔案聯邦管理局」的成立，開始了對浩如煙海的斯塔西檔案的復原與整理。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處理前共產國家秘密檔案的國家機構。迄今二十年來，工作人員幾乎全憑人力對這座「紙片之山」進行整理。他們首先根據檔案紙張顏色、筆跡、墨水等進行初步分類，然後再嘗試拼接。在最開始的階段，一個工作人員一天只能拼對出10頁紙。而在第一個十年中，他們僅修復了2.5%的破碎檔案，相當於90萬張紙的內容。他們需要靠靠手工粘貼這些碎片，將碎片鋪在大桌子上，然後核對名字、筆跡和簽名，根據這些信息並使用打字機、鑷子、放大鏡，努力進行拼圖，每一張紙都要花費15歐元的人力成本。而按這樣的速度，整個修復工作將需要至少四個世紀。
為了加快復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經過招標參與了電腦復原程序的設計。這個被稱為「反碎紙機」的項目將是世界商最精密的辨認設備，耗時10年，花費600萬歐元研製，其還原文件的能力高達80%以上。傳送帶上的每一張碎紙片都將被雙面掃瞄存檔，，通過分析紙屑的形狀、顏色、紙質、厚薄等，定義它們兩兩之間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終在電腦中拼湊還原成原來文件紙頁的電子圖像。雖然這大大加快了修復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後，還需要人工校對。而如果用作法律證據的話，碎片仍需手工拼貼。
枕邊的線人
【「WIR SIND UBERAL」(德語：我們無所不在)】
——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對內情報組織與秘密警察機構，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憲法和公民權益，而是不惜代價維護政權的穩固，肅清任何可能的敵人。這個可怕的組織曾經監視監控超過全國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從此下落不明。這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執行效率，在歷史上從無出其右者。
回到上世紀80年代，環保主義者邁克爾·貝雷特斯在他祖國的生活猶如奧威爾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說明斯塔西是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學，他的學業被無緣無故地中斷，在學術上的努力從來無法得到任何回應，不能出國旅行，也永遠無法得到任何晉升機會——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祖國就像一個深淵。而暗中為他設計這樣的生活的，正是無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牆倒下之前，貝雷特斯只是一個溫和的改良主義者，並不屬於任何一種激進的反對派。作為一個環境保護分子，他從未嘗試挑戰黨與政府的權威，只是積極地提出自己對於社會與自然的看法——作為從小在這里長大的人民一員，他當然明白如果他對政府叫板的後果，因此他謹慎地拿捏著自己活動的界限。然而他當時並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監視，而執行這些任務的卻都是他的平日熟人。而所有針對他的懲罰，諸如出境限制，同樣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年，貝雷特斯「有幸」成為了前東德地區第一個閱讀自己絕密卷宗的人，在這本由斯塔西在兩德統一前為他秘密寫下的檔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記錄下來，經由親人、朋友、同學、同事一一向組織匯報。像這樣的個人秘密檔案，有超過600萬份，而當時東德總人口僅僅1800萬人。通過廣泛、細密、有效的組織工作，斯塔西早已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肌體，從上至下，層層布控，有效預防，對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言行實行全面監督。自1950年創設以來，斯塔西的僱員始終在穩定增長。1974年，該組織已有全職員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則達到91000人。這些人的親友往往知道其身份。而像貝雷特斯身邊的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簡稱「IM」)，更是數以十萬計。
[學者約翰·科勒在其《斯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一書中認為，IM的總人數可能接近50萬，而另據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計，若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IM總數可能高達200萬人。這意味著每6.5個東德公民中，便有一人為秘密警察工作。
靈魂的尋人啟事
【「在遮蔭的栗樹下，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
——《1984》喬治·奧威爾著
可以想像，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復時間中，什麼樣的驚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復原。雖然德國歷史學家認為，如果能將它們全部恢復，將是一件意義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倖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後，已經對德國社會形成了巨大衝擊，導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許多友誼也在一夜間走到了盡頭。二十年來，這些秘密檔案曾經供人們公開查閱。可是，沉痛的「真相」成為人性難以承受之重。秘密警察曾把1800萬人口中的600萬納入了秘密監視之列。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教授，兒女監視父母，情人相互監視，使這個民族拖著長長的心理陰影。
奪得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竊聽風暴》，正是還原這一歷史的精彩電影。從告密、出賣、傷害，到掩護、同情、轉變。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個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監聽行動中良心發現，最終作出了人性的選擇。電影關乎國家罪行，也關乎殘酷的大時代下個人的選擇。主演烏爾裡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靜、內斂卻極其細膩，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卻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摯愛的人出賣。
穆埃曾經的妻子簡妮·格羅爾曼是東德著名的話劇明星，與穆埃曾是一對在東德時代就家喻戶曉的名人伉儷，然而最終離婚並成為陌路人。當《竊聽風暴》上映後，穆埃向媒體自爆他曾經摯愛的簡妮就是斯塔西的線人，曾經替國家暗中監視自己的丈夫。已經臥病在床的簡妮也不甘示弱，與穆埃對簿公堂，一時引起軒然大波。當穆埃從檔案處調取了自己往日的機密檔案來佐證時，簡妮卻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後穆埃也辭世而去，讓這銀幕外的一切紛擾顯得愈加無奈與悲劇。
早在1991年，德國議會即通過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法》，詳細規範了對這批檔案的收集、整理、利用、處罰等多方事項，並規定民眾有查看與自己相關的秘密警察檔案的權利。希望瞭解真相是人的一項本能欲求。迄今為止，提交查看檔案申請的德國人共有170萬人，相當於前東德人口的10%。很多人曾經擔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檔案，從中發現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們送進監獄的人的名字，他們會採取報復行動，會有新的流血事件發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民眾面對真相時的態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預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年，前東德著名女作家克里絲塔·沃爾夫被指認曾在60年代為斯塔西充任線人，專職監視文藝界的危險言論。曝光之後，她曾矢口否認，直到解密的檔案將白紙黑字的證據呈現於前，她又改口稱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卻，並說自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
在黑暗的時代下，國家機器往往會成為不可一世的恐懼之獸。然而性本善的萬千民眾何以願意示弱於專制與恫嚇，甚至出賣正義感與勇氣，最終成為鐵血體制與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為沉默、屈服和獻媚，使得人性終結於蔓延氾濫的猜忌和懷疑，。這是一個現代國家能發生的最讓人痛心的事。二十年來，斯塔西檔案的逐漸揭開，拷問的是數十萬個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檔案中逐漸清晰的當年善惡一念之擇，也曾是無數個歷史的轉折。
前東歐秘密警察組織
民主德國
國家安全部STASI
僱員總數91，000
佔人口比重1：180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
國家安全理事會Sigurimi
僱員總數10，000
佔人口比重1：300
波蘭人民共和國
公共安全部/安全服務處UB/SB
僱員總數87，000
佔人口比重1：350
蘇聯
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僱員總數290，000
佔人口比重1：600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
國家安全局UDBA
僱員總數15，000
佔人口比重1：1400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
國家安全局Securitate
僱員總數13，000
佔人口比重1：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