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浩劫降臨
1966∼1967年 72∼73歲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專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義上的組長是陳伯達，實際掌權的是江青，康生做「顧問」。「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來一道成為毛的新內閣」。劉少奇的倒臺只是時間問題。
為大清洗開道，對毛的個人崇拜被推到瘋狂的頂點。每天的《人民日報》頭版都有一欄「毛主席語錄」，經常還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鋪天蓋地，兩、三年中生產了四十八億枚。毛的像印了十二億張，《毛澤東選集》印了八億套，超出全中國人口數量。這年夏天，以「小紅書」著稱的《毛主席語錄》也上了市，全國人民人手一冊，走到哪裡，舉到哪裡，天天要念，要背，要搖晃。
社會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鬥的青少年學生作製造恐怖的工具，拿學校老師當犧牲品。從街頭巷尾到處豎起的高音喇叭裡，從《人民日報》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裡，學生們得知學校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著，教的都是「毒草」，老師把他們「當敵人」，用考試來「迫害」他們。考試從此取消。學生被號召「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沒人解釋老師怎麼可能加害偉大領袖，也沒人說明偉大領袖到底出了什麼事。
學生們動了起來。他們本來就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慾望，這種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壓制。現在毛允許他們在他操縱下參與政治。他們激動地建立組織，按毛定好的調子、設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華附中學生貼出大字報，結尾署上的是一個響亮的名字：「紅衛兵」。意思是要保衛毛澤東。與一九五七年校園裡的大字報回然不同，這裡毫無人性，毫無思想，除了蠻橫就是亂罵：「什麼「人情」呀……都滾到一邊去！」「我們就是要粗暴！」「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毛播下的「對敵人要狠」的種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輸的對他的無條件崇拜現在開花結果。那些血液裡躁動著暴力，最容易受煽動的青少年，開始了為毛的衝鋒陷陣。
毛下令學校從六月十三日起停課。他說：「現在停課又管飯吃，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叫鬧事幹什麼？」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校園裡設起了所謂「斗鬼臺」，幾十個教師、幹部被抓到人群前亂打亂鬥，臉上塗墨汁，頭上戴高帽子，罰跪、揪頭髮、連打帶踢，婦女被亂摸私處。暴行在全國蔓延，自殺成風。
毛在外省掌握局勢。他是頭年十一月發動文革時離開北京的，南下到中國腹地，八個月中不停地換地方住。六月全國動亂四起時，他鬧中取靜，住進了一所他還從未涉足過的格外幽靜的別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時授意建的。他當時在水庫裡游泳，對周圍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靜動了心，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咯個地方倒很安靜，我退休後，在這兒搭個茅棚給我住好嗎？」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成員，「茅棚」也暫時沒修。第二年，毛又對接任的張平化再提此事，於是有了稱作「二0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鋼筋水泥的單層巨廈。整片山全部封閉，居住的農家一概遷走，後來又在「洞」內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彈的特別房間。造價是天文數字，修的時間正是大飢荒最嚴重時。毛在這裡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沒有回來過。
毛的灰色住宅不協調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綠水間，四周山花爛漫。房子背後是毛家老祖宗的墳地，面對龍頭峰，是塊風水寶地。毛看到很高興，跟他的警衛們談開了早年風水先生怎樣把這裡稱作「龍脈」。
雖然毛回「家」了，但一個村民他也沒見。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個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駛過的汽車看了一眼，恰好毛掀開窗簾往外觀看，被小姑娘瞧見了，興奮地回去報告了村裡人。很快，公安人員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說：「你看錯人了，車裡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亂說了！」村子里特地開了會，告訴老百姓不要「亂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就是思索問題。散步不超過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庫跟前也沒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勢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漢，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萬的人觀看下，在長江裡游泳一個多小時。就像十年前一樣，這是一場「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敵發信號：以七十二歲的高齡，他有這樣的體魄、精力和決心來打垮他們。毛的信號也是發給全國人民，特別是年輕人的：「跟隨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無處不在的高音喇叭，配著音樂反覆喊這句口號，把已經躁動的頭腦煽得更加狂熱。這次游泳的宣傳規模之大，連在外國也出了名，好些外國人提起毛時，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務的周恩來見面，過問詳情。他異常忙碌，整天不是開會就是找人談話。毛沒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豐澤園」，說是剛維修過的房子住起來不舒服。其實，他是怕房裡裝了竊聽器，或更可怕的東西。他搬進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內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裡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這幾間單調的更衣室裡，毛製造了「紅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給那些發誓「我們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表示熱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連同紅衛兵凶神惡煞的大字報，印發給他幾天前剛下令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要與會的各地大員支持紅衛兵。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將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們來推動紅衛兵的發展。他們的孩子們組織擴大了紅衛兵，紅衛兵在全國勢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幹子女成群，毛的兩個女兒也曾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們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師，五十歲的副校長卞仲耘。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被強迫挑重擔子來回跑，女學生們用皮帶抽她，用帶釘子的木棍打她，用開水燙她。卞仲耘就這樣被折磨至死。當天晚上，學生到北京飯店請示北京新領導怎麼辦。沒有任何人發話叫她們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權以來第一次穿上軍裝的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數十萬紅衛兵。紅衛兵從此在全國、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獲得了派代表給毛戴紅衛兵袖章的「殊榮」。現場廣播說：「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在「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背景歡呼聲中，現場女播音員說：「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改成「紅色要武中學」。北京紅衛兵被派去全國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陰陽頭」，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回憶道：「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繫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裡怎麼這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
為了讓全國紅衛兵更好地學習北京的榜樣，為了讓他們明白毛是他們的靠山，毛鼓勵他們來北京「朝聖」，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錢。四個月內，總共一千一百萬青少年來到首都，毛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七次接見他們，每次的人群都如山如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
在紅衛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師。毛在八月一日給紅衛兵的信中格外稱讚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這個組織已經在做一件特別的事：把同學按家庭出身劃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由「紅五類」對「黑五類」進行各種凌辱。《人民日報》報導毛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他們，稱他們為「以敢於衝鋒陷陣聞名的戰鬥組織」。在打死卞仲耘老師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強迫「黑五類」站在教室前面挨鬥，拿一根長繩子繞過挨斗者的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動手打她們，逼她們「交代反動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們不斷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在這些榜樣的帶動下，把無辜的孩子變成犧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國學校。當時有個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少高幹子弟愛把這句話掛在嘴上。他們哪裡知道他們的「英雄」父親才是毛的真正目標。
讓小孩子做犧牲品，無疑得到毛的鼓勵。四川省負責人從北京開會回來後，對他做紅衛兵領袖的兒子講會議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跟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原來我們跟他們鬥，現在我們的子女跟他們的子女鬥。」
毛接著把紅衛兵暴行從校園引向社會，首當其衝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號召紅衛兵「大破」「舊文化」。最早被搗毀的是傳統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稱。長發、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頭揮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犧牲品。從此以後多年，中國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褲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的不厲害」，「北京太文明瞭」。當天下午，一群群紅衛兵，多是女中學生，來到北京市文聯的大院裡。那時候，紅衛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綠軍裝(有的是父輩傳下來的，有的是染的)、紅袖章，手拿小紅書，腰上繫著帶銅扣的寬皮帶。那天日頭特別毒，作家們被集中在文聯院子裡，在「XX站出來！」的喝聲下一個個出列，脖子上被掛上事先準備好的大木牌，上面寫著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動權威」等罪名。紅衛兵用銅扣皮帶劈頭蓋腦地朝他們打去。
作家們接著被塞進大卡車，運到曾是孔廟的首都圖書館。那裡集中了北京各劇團的大量戲裝、道具，紅衛兵用它們點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幾十位中國最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演員按倒跪在火堆旁，對他們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盡。
打人的地點、火燒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經過事先策畫安排，用來代表「舊文化」。受害者們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迄今為止被官方尊為「人民藝術家」，拿他們做毒打對象毫無疑問是最上層的決定，鬆散結合起來的少年紅衛兵只是打手。
為了使這天的暴行順利進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兩天，給軍隊和公安人員分別下令，不准他們制止學生：「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八•二三」後，紅衛兵暴行在全國升級，「抄家」開始。當局把犧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給紅衛兵，讓他們去抄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負責人，就要專管「民主黨派」的「統戰部」，把非黨知名人士的名單交給兒子做領袖的紅衛兵組織。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長謝富治要警察同紅衛兵「取得聯繫」，「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中共統治下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幫助他們抄家。有人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針對心有疑慮的人，謝說：「連周總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導，血腥的抄家席捲全國。紅衛兵超越名單的侷限，到處破門而人。他們燒書、撕畫，砸唱片、毀樂器，凡是沾「文化」邊兒的東西都在掃蕩之列。貴重物品被沒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報》「好得很！」的歡呼聲中，不少人在自己家裡被打死。有的被拖到電影院、戲院、體育場，那裡如今是刑訊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處是紅衛兵抄家的腳步聲，拷打審訊的怒喝聲，受刑者的痛苦呼叫聲。
八月三十日，周恩來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後來，人們常引用這張單子，說紅衛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組指使，周恩來插手進來保護受害者。事實上，單子上的人都是毛澤東要保護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來也都管。名單要保護的不過幾十個人，而據後來的官方統計，從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僅在北京就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偽善地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不少紅衛兵得以用這句話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護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懲處。暴力當然也就繼續了下去。
毛要紅衛兵抄家還有實際的目的：把民間尚存的財富挖出來送進國庫。據後來的官方數字，北京紅衛兵在一個月的時間內為毛政權增加了黃金十萬多兩、白銀近三十五萬兩，還有無數現金和名貴的書、畫、文物。有些文物用來出口換外匯。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處，對毛、林、周、康生、陳伯達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開放。江青選中的有一隻十八K金的法國懷錶，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在「咱們不白拿，給錢」的「原則」下，她付了人民幣七塊錢。類似的毛政權的所謂「不腐敗」的表現，還包括領導人開會喝茶付茶葉錢。至於眾多的別墅，成群的僕人，隨叫隨到的專用飛機、火車，還有無數其他特權好處，都是一分錢也不用付的。
愛文物的康生從抄家中所獲甚豐。管抄家物資的人說，康生經常自己來挑來選，「一鑽進庫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時候，康老還特意囑咐過我，說誰誰家的東西出來時，讓我告訴他。」
愛看書的毛澤東則開出長長的書單，把抄家得來的數千冊古舊書據為已有。用紫外線照射消毒，這些書便堂而皇之地擺上偉大領袖會客室的一排排書架。以這些書為背景，毛會見了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同他們合影留念。他們無一不為這些書所顯示的毛的博學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說他好似身在「學者的書齋」。美國人有所不知的是，「書齋」倒像納粹元帥戈林(Hermann Goering)用來陳列從猶太人那裡搶來的畫的畫廊，那裡的書留著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跡。
毛政權用紅衛兵抄家還解決了其他實際問題。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極度匱乏。中共掌權多年，基本上沒為一般城市居民造過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擠進一兩間小屋子，把其他房間騰給趁火打劫的鄰居。同一個屋頂下住著的人們，就像仇敵一樣彼此痛恨。
許多家庭在抄家後被趕出北京，下放到農村。毛政權一直在想辦法減少城市人口，因為他們得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條件，而放到農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個月的抄家浪潮中，將近十萬人被趕下鄉去。據作家鄭義描述，在北京火車站的大廳裡，一群隨父母被驅逐出京，即將登車起程的孩子們被勒令在大廳裡跪成一片，一夥身著黃綠軍衣，臂帶紅袖章的紅衛兵用皮帶抽打他們，甚至有人拎起開水壺，朝著孩子們淋去，大廳裡一片慘號。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裡有書、有藝術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膽，生怕紅衛兵闖進來看見，全家遭殃。嚇壞了的人們或者自己動手燒書，或把心愛的書拉到廢品店當廢紙賣，或把珍藏的藝術品藏來藏去最後還是在恐懼中毀掉。毛澤東幾乎把「文化」從中國人的家庭裡一掃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蹟，中華文明的標誌，也被紅衛兵掃蕩破壞。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來的六千八百四十三處文物古蹟，有四千九百二十二處在一個月中全部毀掉。
古蹟中的佼佼者受到保護。單子上自然有天安門城樓，毛還需要站在上面受大眾歡呼。它們由軍隊進駐，有的關了門，人民也就無緣涉足。
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師梁思成，曾反對毛要「從天安門城樓望出去，看到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建設指示」，認為「那情景實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鬥，寶貴的藏書大部分被毀，一家大小被趕到一間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裡。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嚴寒裡，小屋的牆上、地上結著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塊塊打碎。梁思成不斷在病中，幾年後默默去世。
人們一般認為紅衛兵對文化的摧殘是「亂打、亂砸」，中心是一個「亂」字。事實上，大部分行動並非自發，而是毛政權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說「北京太文明瞭」之前，紅衛兵沒有破壞文物古蹟。毛髮話的那天，第一處古蹟才被砸：頤和園佛香閣的釋迦牟尼塑像。之後破壞重要古蹟時，上邊常派有專家到場，把最寶貴值錢的文物挑出來送進國庫，其他的拉到工廠作廢銅爛鐵熔掉，或到造紙廠化作紙漿。
在破壞文化上，毛政權是導演。這突出表現在對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壞上。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蒼萃的寶庫，歷代帝王，來這裡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築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無數藝術品。文革開始，當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們不忍心下手，於是「中央文革」專門把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派來。出發之前，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舉起拳頭，用當時特有的語言，「向最最敬愛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莊嚴宣誓」，誓詞說孔子「是毛澤東思想的死對頭」。砸碑時，「中央文革」的指示具體到可砸什麼，不可砸什麼，「以明清劃線」。山東省博物館的文物專家到場告訴紅衛兵該保留哪塊碑，紅衛兵便在上面寫一個「留」字。
江青是毛毀滅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嚴厲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書絕大多數被禁，只出了幾本所謂小說，差不多每頁都有黑字體的毛語錄。畫倒是有幾幅，歌倒是有幾首，無一不是歌頌毛的。舞臺被江青的八個「樣板戲」獨霸，銀幕上也只有寥寥幾部欽准電影。數千年文明的中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文化沙漠。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產黨內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時機成熟了。他簡稱「走資派」。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向紅衛兵宣布：「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但究竟誰是「走資派」毛沒說明。他也不知道全國眾多的幹部誰反對過他，誰對他忠誠。毛的辦法是先把他們全部打倒，換上新的人後，再一個個審查他們。至於忠實於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時不再以高幹子弟為主體，而是遍地開花的、專整「走資派」的「造反派」組織。一九六七年一月，憑著造反派的衝鋒陷陣，毛推翻了全國走資派。
共產黨的控制一點也沒有放鬆。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規定：不許搶檔案(中共給人人都立了檔案)，不許為以往政治運動迫害的人翻案，不許「階級敵人」「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監禁，就是被槍斃，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羅克。
對毛來說，造反派的用場是幫他懲罰失去權力的走資派，方式是寫大字報攻擊，開批鬥會，打罵侮辱，遊街示眾等等。這也挺對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們有的恨領導，乘機報復。有的想往上爬，看到這是一條捷徑。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們，現在是過癮的時候了。
第一個被打死的高級幹部是煤炭部長張霖之，時間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對毛和毛的大躍進表示不滿。兩年前毛開始說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問他誰是這樣的當權派，毛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親自導演下，張霖之被多次殘酷批鬥，一位目擊者偷偷在日記中寫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張部長被送至台上，強行按倒跪下。他使勁抬頭，李XX，載XX猛扑上前，用力壓。接著，又有四個人一齊踩在他的小腿上，讓他無法再站。又有些人拿著一根釘著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領，張部長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臉、鼻子都劃破，順著脖子淌血。會剛開完，李XX和一群人扭著張的胳膊串過大、小禮堂游鬥，後又到院裡鬥，大門口鬥。張部長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嚴寒裡凍著。他遍體鱗傷，雙手舉著木牌，又氣又凍，全身哆嗦。有幾個傢伙說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礦務局的李XX來京，還帶來一個特製的六十多斤重的鐵帽子。……鬥爭會一開始，幾個小子就拎著鐵帽子往張部長頭上扣。他雙腿打戰、臉色蠟黃，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鐘，鐵帽子就把他壓趴在台上，口吐鮮血。這麼折騰了三四次，張部長已奄奄一息，昏死過去。
最後，打手們把一個大鐵爐掛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帶鐵頭打裂他的後腦骨，他就這樣死去。有專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來手裡--毫無疑問，也到了毛澤東的眼前。
毛並不喜歡為後世留下記錄，也不想張揚他統治的殘暴，為什麼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這些照片，看他的敵人受罪心裏痛快解氣。一些批鬥大會還拍了電影，毛在他的別墅裡看錄像。有的批鬥大會的影片也在電視上放映，配的音樂是樣板戲。當時很少私人有電視，造反派被組織起來觀看。
毛很清楚他從前的同事、部下們在受什麼樣的罪。紀登奎副總理曾回憶，毛問他挨了多少決鬥，紀說他挨了幾百次鬥，坐了「噴氣式飛機」。「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這樣的日子中過了兩三年，百萬幹部被流放到鄉下的「五七干校」，待遇僅比勞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還有文化人：作家、藝術家、學者、演員、記者，在毛的新社會裏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取代各級幹部的是軍隊。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們受命進駐全國每個單位。此後幾年中，成為新當權者的有近兩百八十萬人次，其中五萬成為縣以上中高級負責人。在這批人的領導下參與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還有留用的老幹部，以保持政權的運作照常進行。如今的軍隊什麼都管，國防倒成了其次。當擔任海防任務的李德生部被調去安徽接管內政時，李請示周恩來：「萬一有情況怎麼辦？」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來」。毛不相信蔣介石會打進來。
三月間，學生們被召回學校，儘管在那裡他們什麼也學不到。以往的教學秩序、方式、內容不復存在。教育恢復正常，是毛死後的事了。
社會上，人們照常上班，商店照常開門，銀行照常營業，醫院照常看病，工廠、礦山、郵政、交通，大體上都在運轉。軍工企業比以往抓得更緊，給了更多的投資。農業生產不比往年差。中國沒有失控。
然而，人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變化。變化主要在業餘時間。娛樂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學不完的「紅寶書」，念不完的《人民日報》社論，開不完的使人頭腦麻木、情緒緊張的會議，參加不完的批鬥大會，看不完的對「走資派」和其他「階級敵人」的「噴氣式」。殘忍的暴力成了公眾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每個單位都設有自己的牢房，稱作「牛棚」，折磨著自己單位的人。無書可讀，無雜誌可看，無電影可觀，無戲劇可欣賞，收音機裡也絕無輕音樂可讓人放鬆。唯一的歌舞來自「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噹噹響的樂聲中揮舞著小紅書，唱著語錄歌，雄赳赳、氣昂昂地蹦跳著。就連江青的八個樣板戲，老百姓也難以看到。
毛的新當權者們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審查被打倒的幹部們，看他們是否反對過毛，抵制過毛的指示。這些幹部們每人都有一個「專案組」。在最上層的是「中央專案組」。這個極端秘密的機構由周恩來任組長，康生為副，組員是陸海空三軍調來的中級軍官，專門審查毛想審查的人。毛特別關注的是中共上層有沒有人同蘇聯合謀想推翻他。因為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曾對賀龍說要他「搞掉毛」，所以軍隊系統的第一要案是賀龍專案。案子株連整個賀龍從前的部下，賀本人死在監禁中。
中央專案組權力極大，決定抓誰、審誰、拷打誰，也對誰該受什麼處置向毛提出建議。組長周恩來的簽字落在許多逮捕證，處理報告上，包括建議判處死刑的報告書上。
在同事、部下備受苦難時，毛的日子過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會仍舊為他舉辦，伴舞女郎用大汽車運進運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為「淫穢」而早就禁止的「游龍戲鳳」之類樂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著舞。隨著時間的流逝，同事們一個個從舞廳裡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樂的興趣，漸漸地，舞池裡的領導人只剩下毛一個。
在沒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員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發了一場反抗，反對文革給他們的黨和幹部造成的災難。對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譚震林，在大飢荒時管農業，對毛也沒有怨言，這次忍不住了，對中央文革小組發作道：「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個打掉。幾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給林彪寫信說他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外交部長陳毅說：「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這批人畢竟跟毛多年，對毛誠惶誠恐。毛對他們發了一通雷霆之怒，他們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樣蔫了下來，向毛作了檢討。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來，顯然是無往而不勝。對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懲罰他們，懲罰夠了又給他們些甜頭吃吃。反抗被毛輕易地壓了下去。不那麼容易壓倒的幹部中有一位蔡鐵根大校。他不僅在日記裡譴責毛，甚至還在流放之地和幾個朋友談論上山打游擊。他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是文革中被槍斃的最高級軍官。行刑前，他向獄中的難友道別，然後從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許多壯麗的英雄。其中一位是個十九歲的姑娘、德語學生王容芬。在參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集會後，她的反應遠遠超過了時代侷限--她覺得這「和當年的希特勒簡直沒什麼區別」。她給毛寄出這樣一封抗議書：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麼？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同樣內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寫出。把這封信帶在身上，她到藥店買了四瓶DDT殺蟲劑，然後走到蘇聯大使館附近，把毒藥一瓶瓶喝下。她想讓蘇聯人發現她的屍體，把她以死來反抗文革的事傳向世界。可是，她醒來是在公安醫院裡。她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監獄裡受到非人的磨難。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擰在背後，上了半年的「背銬」，吃飯是滾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進來的窩窩頭。當背銬終於取下來時，鎖已經鏽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動不了。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澤東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絲毫不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