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多年觀賞清末照片，當筆者看到這張照片及其說明時，直覺得不對勁。四人中間兩人，分明是滿清大員。在武昌暴動的日子裡，操北方口音的人被疑為滿人被殺者不少，何人還敢頭帶滿清官帽？遑論是「起義軍中樞人物」！再者，被指為黎氏的右起第一人未有口髭，甚至長有黎元洪不具有的顴骨，總之與黎氏判若二人。
由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的大型歷史照片圖冊《20世紀初的中國印象——一位美國攝影師的記錄》，集五百餘幅由美國人施塔福拍攝或保存的近代中國老照片，是十分珍貴與罕見的老照片集。由於直接由原照片製版，清晰度較高。
圖冊中的這幀非常搶眼而罕見的照片，因與辛亥革命掛鉤，而顯得極為重要。照片背景是操作中的炮兵，前景是四位男子，左、右各為軍人，中間是兩位清官吏裝束的要人。照片的說明詞為：「黎元洪及參謀在戰場指揮炮兵作戰。此照為《大陸報》記者丁格爾攝，在當時以‘真正的新聞照’聞名於新聞界。照片反映了正在工作的起義軍中樞人物。黎元洪站在右邊，手捧一份急件。」此照在圖冊中的位置是在武昌起義一章內，作為義軍的現場新聞照介紹給讀者。
筆者因多年觀賞清末照片，看到這張照片及其說明就覺得不對勁。四人中間兩人，分明是滿清大員。在武昌暴動的日子裡，操北方口音的人被疑為滿人被殺者不少，何人還敢頭帶滿清官帽？遑論是「起義軍中樞人物」！
第二個疑問是，黎元洪在辛亥年，甚至再早數年，留下的照片都留著口髭，而被指為黎氏的右起第一人未有口髭，甚至長有黎元洪不具有的顴骨，總之與黎氏判若二人。
接下來的疑問是這位所謂的黎元洪，頭上的新式軍帽帽頂上方有一個「蒂」，這個「蒂」，是第一代清末新軍歐式軍服的軍帽上所特有的。新軍的軍服與軍帽式樣，從1905年啟用至1911年清亡，有過三次變動。變動最大的是1911年春。改制後的軍帽上不僅沒有「蒂」（第二次變動時已取消了），而且帽章大為縮小，另統一佩帶「寬同領高」的領章與肩章以區分軍階，取消從前以袖章區分軍階的方式。
此照上的兩位軍人，明顯未有任何1911年春改制後的著裝痕跡。相反，除了老式軍帽的「蒂」之外，領口沒有領章，袖口則有上等官階的三道槓。帽徽亦是老式的雙龍寶珠，而非1911年頒行的紅藍黃三圈小帽章。
從人物之從容，以及「黎元洪」左臂上的白袖章來看，都是似在演習現場，而非實戰戰場。否則與軍隊位置相比較，這四位「中樞」豈非成為敵方的靶子？
據此推測，此照當攝於清軍某次秋操的現場。時間當在1905年至1910年之間，較大可能是在1908年前後。
由於沒有找到丁格爾的較詳細資料，我把這一質疑壓下了，一放兩三年。
最近又看到更多的新軍照片，佐證了我的判斷。尤其是我忽然認出左側的軍人，應是蔭昌無疑，蔭昌在清末民初是著名的軍界人物，其相貌也十分獨特，尤其是兩撇摹仿德式的口髭向兩頰翹起。
那麼中間的兩位滿洲大員呢？比照手頭的相片資料，與年長（左二）那位相似者，職位相稱的有兩人：端方與徐世昌。端方的檔案照比較慈祥，沒有此照中人的凶狠相。徐世昌更與之相近，但徐世昌從1906年起調長巡警部門，後又任東三省總督，只有1905年與1906年上半年有機會參與軍演。
最後的結論，是蔭昌的傳記給出的。
我在檢閱《民國人物小傳》（劉紹唐主編，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第八冊〈蔭昌〉篇中讀到如下記載：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清廷釐定京官制，改兵部為陸軍部，任鐵良（寶臣）為陸軍部尚書，蔭昌為右侍郎，……三十四年八月，奉派與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午橋）為閱兵大臣，校閱兩湖、江南兩軍太湖陸軍秋操，同月廷命以陸軍右侍郎繼孫寶琦（慕韓）再度出使德國。
「三十四年」正是1908年。蔭昌簡歷一般只提他出使德國，一度使我以為他沒有機會如照片所示出席國內的陸軍秋操。此記載說明瞭一切。
如果以上推斷成立，那麼左一為蔭昌，左二為端方，時在1908年太湖秋操。左三年少氣盛者尚無從考證，應是滿人新貴之一。「黎元洪」則待考，但決無可能攝於1911年秋武昌起義之時。
諷刺的是，鎮壓武昌起義的總指揮正是時任清廷陸軍部長的蔭昌。
丁格爾拍攝倒是有可能的。但現在的照片說明（從文風看很像譯自英文）是如何寫成的，為何出了這麼大的錯，則也是值得再去查查的。
關於清末新軍的軍服，以及民初的軍服，迄今沒有專著問世。只有散見的資料。筆者記憶中，瀋陽的圖書館裡藏有1905年清陸軍服帽章記圖說。北京一檔自然也有。在軍事科學院則曾查閱到宣統三年（1911年）的陸軍服帽章記以及民元的資料。
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徐平、徐海燕編繪的《中國百年軍服》首次涉及這一領域，但不詳盡，亦有錯處。最大的錯誤是將日軍官兵合影當作中國軍人用在該書封面上了！其實很易區別：同樣使用豎式肩章的民國初年陸軍，其領章外側是凸尖角，而日軍的領章外側是凹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