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代以前的席地長跪
握手致意，是現代中國人最常用的社交禮儀之一。人們習慣於此，很少想到握手為禮也是近代對外開放以後舶來的洋貨，倒是我們久已荒疏的跪拜叩頭更合乎祖制。
古代中國堪稱「禮儀之邦」，歷代禮制最為推崇的致敬方式主要是跪拜叩頭和作揖。古代致敬方式多種多樣，這兩種禮儀顯然最能體現儒家理想的禮的精神。禮的本質，在古人看來是「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師」。事實上，在禮真正受到人們重視以後，天地主要是陪襯，重要的是用禮來誘導和強制人們敬畏尊崇祖先和君主師長。敬畏尊崇還是輕慢蔑視，往往藏在子民的腦袋裡，口說無憑。先賢對此多有感觸，為防範口是心非，特別規定：「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
說白了就是，不論你心中如何想，我非要強迫你對畏敬之心有所表現，除了物質的和語言的表現，有所表現的一個更重要方式是跪拜叩頭，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重視形體語言。
跪拜叩頭並不是中國人特有的創造，但是說到跪拜叩頭的多樣化和規範化，我們的祖先卻可以當仁不讓。據《周禮》記載，至少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官方規定的跪拜已有九種不同名目的樣式：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花樣層出不窮，卻不允許任何人自由選擇，各行其是。每種跪拜叩頭如何動作，適合何種場合與何種對象，當時都有明白規定，從而防止任意妄行的自由化傾向。
跪拜的名目和樣式如此之多，說明跪拜之禮在形成的初期曾經是一種相當多數的人普遍實行的主要禮儀，必須加以詳盡細緻的區別，以免混淆錯亂和偷工減料。事實上，在遠古時期，至少在孔老夫子最為留戀的堯天舜日時期，跪拜是全體炎黃子孫人人不能免的主要禮儀方式，王侯將相與販夫走卒概莫能外。這是由當時的起居方式決定的。
在魏晉以前，中國人還沒有發明或引進桌椅板凳，只要不是家徒四壁，可以稱為傢俱的不過是質地不同的席子和矮几而已，全體男女老少不分貧窮貴賤只能一律席地而坐。直到漢代，中國人也還一律穿開襠褲（當然有外衣遮擋），所以在公共場合的坐姿只能是雙膝併攏踞地，以臂部置於腳後跟上，不能盤腿而坐，更不能兩腿向前平坐，否則就可能不雅觀。《儀禮》因此禁止像 箕一樣岔開兩腿的「箕踞」，規定：「坐則禮膝」，禁止東張西望，看來這在當時是很有道理的文明禮貌規定。
這樣坐著的古人對人表示敬意時，上身挺起，伸直腰股，當時稱為「跪」或「長跪」；彎腰低頭，兩手至地，則稱為「拜」；進而以低頭的不同程度和不同的輔助動作區別為不同的跪拜名目。頭不至地為「空首」，最為方便，恭敬的程度也最差，曾經是男子之間通用的一般禮節，後來成為君長對臣下致意專用；頭至地稍作停留為「稽首」，是稍重也是最恭敬的禮，後來專用於臣下對君長表示尊敬；頭至地即起為「頓首」，恭敬的程度稍差，是平等相待的禮；「吉拜」和「凶拜」適用於紅白之事的特殊場合，等等。
不論何種名目，以當時席地而坐的姿勢而言，跪拜是一種動作較少、省力而又方便的相互致敬的普遍禮儀，所以古代中國人不論尊卑一律跪拜相待，行之若素，當時並沒有任何屈辱的意味。秦王何等威武尊嚴，對範睢照樣跪在地上恭恭敬敬。
《史記·範睢蔡澤列傳第十九》（岳麓版第595頁）曰：「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範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範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範睢曰：‘非敢然也。’」
文中三個「跽」，即長跪之意，席地而坐直起腰股之意。根據《禮記》的規定，吃飯喝酒的時候，只要尊長或長者給你夾菜或遞酒，你就必須先拜，然後才能品嚐。可見「拜」是日常生活中始終跪坐在席子上的先民習用的平常和方便的禮節。一旦人們不再席地而坐，跪拜就成為非常費力和麻煩的動作了，必須加以改變和規定。
二、唐宋「跪拜」含義的變化
唐代的中國人逐漸發現坐在床上比較舒適。到了宋代，人們更認識到椅子有靠背扶手，坐起來更為愜意，雙腳垂地而坐至此取代了跪坐，於是席地而坐和在床上跪坐的禮節都需要革故鼎新，站在地上作揖因此成為常用的禮儀，跪拜從此成為費力而又繁瑣的禮儀。只有到了這個時期，跪拜才可以從心理上抑制致敬者的人格，從形式上拉大尊卑距離，因而成為表示特別尊崇的重禮，違反者當然就是有意表示不敬，往往會被視為大逆不道。
跪拜從上古的普通禮儀發展演變到後來的重禮，其間歷經變化。後來的君主因為地位日隆往往跪而不拜，所以，「空首」就逐漸消失了。跪拜變化到後期的花樣翻新的「稽首」為主，先是增加數量，有一跪三叩，三跪九叩，後來又延長時間和增加力度，到清末有「碰響頭」，必須撞地有聲才合規矩，而在重要場合，稽首還輔以歌唱舞蹈、山呼萬歲等等。跪拜發展的主旨是可能抑制致敬者的本性，突出尊卑的差距。漢代大將軍衛青允許應該行跪拜禮的汲黯行揖禮，康熙帝允許外籍欽天監南懷仁覲見時不跪拜，他們都受到史家的稱許。這就從反面說明致敬者和受禮者都知道跪拜有背人的本性，而跪拜的作用也正在於盡力貶低致敬者的人格。
跪拜變化的一個例外是肅拜。肅拜在古代是婦女和軍人專用的禮節。婦女不和男人同席而坐，所以只在必要時走來行禮，因此很可能只是彎腰致敬，如果實行男人通行的跪拜，反而要延長停留或接觸的時間，於禮不合。軍人因甲冑在身無法跪坐，只能「肅手致地」，類似於現在的深度鞠躬，後來的揖可能即由此演化而來，成為地位和等級相近的人相互致意的禮儀。
在中國古代，揖作「敵體禮」，即地位平等的人之間的致敬方式，運用非常廣泛。宋代以來，歷朝都有專門規定。揖的廣泛運用，一來是方便易行，二來是存在揖正可以突出跪拜的重要意義。也正因為如此，揖遠不如跪拜更受重視。關於揖和跪拜的規定歷來都非常具體和繁瑣，基本的原則則一成不變：臣民對君主始終是三跪九叩；子孫對長輩必須跪拜；百姓對官員必須跪拜；官級地位相差多時必須跪拜，等等。總之，跪拜可以隨時提醒人們，沒有平等的人格可言，必須時刻小心從事。「男兒膝下有黃金」、「寧肯站著死不能跪著生」、「屈膝投降」、「俯首稱臣」，正是從兩個極端說明跪拜往往和生死榮辱有關，因而特別重要。
三、近代「跪拜」的強化
跪拜延續到近代，成為顯示尊卑、突出社會地位和身份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有力手段，在維護專制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跪拜叩頭不單是所有中國人必須遵行的社交禮儀，而且推延到來華的外國人。清王朝曾長期堅持要求外國使臣向清帝行三跪九叩禮，為此一再和以鞠躬握手為禮、至多單膝及地俯首而已的西方列強發生爭執。列強的武力為後盾，傲慢無禮，但禮儀之爭確實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專制等級制度與近代文明的衝突。
其實，中國古代也有鞠躬和握手，但並不屬於正式的社交禮儀。鞠躬在古代只是彎著腰表示恭敬和謹慎的一種姿勢。孔夫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只是跪拜前的準備功夫，到君王面前還是要雙膝及地才能禮成。
古代的握手則是在離別、會晤或有所囑託時，用以表示特別親近和特殊信任的方式，也不屬於一般的禮儀。曹操臨終前，曾對同一山頭的親戚兼愛將曹爽「握手遺詔托以天下」，這是關於子孫命運、江山誰屬的大問題，非握手，不足以表示誠懇和重要。陸游見了老朋友「握手開苞顏」，這是特別熱情的表示，非老朋友不足以握手。清代詩人納蘭性德則是「握手西風淚不干，年來多在離別間」，像是和情人重逢，這種喜極而泣的握手更有種種其他的興味。他們握手的目的不盡相同，但可以握手的都是心腹知己或朋友情人。現代人的握手和古人不大一樣，通常只是純粹的禮儀，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握手，即便是公開或秘密的敵人，往往也有握手致意的情況。可以想見，古人的握手比較熱情，基本屬於「緊緊握住你的手」一類的理想情況，而現代人的握手就複雜多了，絕不能以為和你握手的就是自己人，可以無話不說。這或者也是一種人心不古的表現。
四、西式「鞠躬」、「握手」的東漸
以人格平等為主旨的西式的鞠躬和握手，作為正式禮儀飄洋過海來到中國是從清代開始的。康乾時期到中國的西方國家使節往往被迫行跪拜禮，但清廷由此知道西方人另有不同於跪拜的「西禮」，時人稱為「折腰」，後來套用現成的中國話改叫「鞠躬」。雍正年間，羅馬教皇的使節到北京，清帝表現開明，「許行西禮，且與握手」。雍正帝可以說是首先以握手為禮的中國人之一，但多半是出於好奇心，僅此一試，下不為例。乾隆帝也曾不得不同意英國使節馬嘎爾尼行單屈膝禮，不過他只是認為英國人不懂得文明禮貌，可以原諒，沒有試試西禮的興趣。到清王朝後期，由於國勢衰落，清廷不得不承認西方各國不同於藩屬國，而是地位平等的「與國」，因此被迫接受了部分西方禮節作為官方禮賓儀式。1873年，列強使節要求參加同治帝親政典禮，並要求覲見時採用西禮「折要者三」，廷臣尤為反對。李鴻章熟悉洋務，因而不同意要求外國使節行跪拜禮，主張「禮與時變通」。討論和交涉的結果是清廷諭令照西禮執行，雖然事出無奈，這卻是禮儀觀念進步的表現。先是五鞠躬，後來是三進三鞠躬。以後這種特定的鞠躬禮儀成為清朝外交禮儀的一部分，雖然只許外國人實行，皇帝的威嚴卻因此大打折扣。
清朝後期有不少外國人到中國傳教或經商，也有一些洋人在中國海關、郵局、稅務部門工作，中國人同他們打交道時要採用西式禮節，逐漸習慣了鞠躬、握手，但真正有機會經常實行西式禮儀的只是少數到外國的中國人。
19世紀中期以後陸續有官員和留學生到東西方各國考察學習，他們當然只能入境隨俗，以鞠躬握手為禮。1866年，第一位去歐洲考察的斌椿已經注意到 「西俗相見，以握手為禮，間有接吻者，無分男女也。」他還注意到中外握手的區別，大為感慨：「柔荑不讓碩人篇，一握方稱禮數全；疏略恐教卿怪我，並非執手愛綣然。」由此可以知道斌椿握手頻繁，而且對和西方女子握手從不習慣到嫺熟，但還有一點心理障礙。他和初與西方女子打交道的許多中國人一樣，往往誤以為對方含情脈脈，這也是中外交流的經驗教訓之一，現在也許還應該隨時注意。自斌椿開始，出訪的清朝官員在會見外國元首時，一律以握手鞠躬為禮，這種海外見聞對於改變傳統的跪拜之禮，無形之中應當有所影響。
到戊戌維新時期，西方的現代平等觀念逐步傳播，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批評泯滅人性的跪拜之禮。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向學生宣傳：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跪拜之禮，只能受到外國人的訕笑。當地頑固派的首領叫葉德輝，他不反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是堅決反對西方的禮教，指責梁啟超「欲易中國跪拜為西人鞠躬，居然請天子降尊，悖妄巳極！」跪拜在社會、文化、政治方面的含義和影響，於此可見一斑。事實是，改變跪拜禮節和改變傳統的社會、文化、政策制度一樣，是由革命者用革命的方式進行的。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組織同盟會時，逐個教授入盟者「同志相見之握手暗號」以及秘密口號，「與各會員一一行新握手禮」。這雖然只是流亡海外的少數中國人奉行的禮節，卻可能是中國人相互之間的握手為禮的最早記載之一。
鞠躬和握手作為正式禮儀流行中國是在辛亥革命以後。隨著清王朝崩潰，舊的文化秩序同時瓦解。自由平等的西方觀念由此進一步流行，從形式上維護不平等的跪拜叩頭當然受到批評。1912年，唐紹儀、蔡元培等人組織社會改良會，主張以人道主義及科學知識為標準改良社會，其改良內容之一是「廢跪拜之禮，以鞠躬拱手代之」。他們大多從海外留學回來，自然習慣鞠躬，而拱手基本上就是作揖，這樣的建議想必很容易被嚮往平等的中國人接受。孫中山和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民國政府都曾明令廢止跪拜禮，規定鞠躬為正式社交禮儀。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有人阿諛奉承，建議恢復跪拜，袁世凱沒有同意。他知道這不是簡單的禮儀問題，中國人畢竟已經和過去有所不同了。但是沒有跪拜的帝制仍然不受歡迎，很快就破產了。辛亥革命以後，跪拜叩頭雖然始終存在，可能迄今不絕，但是主要用於對亡靈和偶像的崇拜，而且日漸衰微，失去了規範社交的意義。
鞠躬和握手在民國建立以後成為中國人普遍接受的社交禮儀，主要是因為這兩種禮儀都採用致敬雙方對等相待的方式，合乎現代的平等觀念，也合乎中國人提倡的「來而無往非禮也」的舊式平等觀念。再一方面，這兩種禮儀比較作揖更為方便簡捷。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新式鞠躬握手與中國傳統的鞠躬握手形式非常相像，意義也有相當接近之處。
而與中國傳統相去較遠的西方禮儀，如擁抱和接吻，就不大容易被一般的中國人所接受。非但是外來的洋習慣，就是土生土長的中國習慣，如果和儒家傳統不同，也往往受到限制。滿族有些習俗與歐美的鞠躬、握手、再見、擁抱相似，但清延為強化統治而主張漢化，所以主動限制與儒家文化規定的通行禮儀不同的民族禮儀，而逐漸被儒家文化同化的滿族人也認為互相擁抱不雅馴。由此可以知道，擁抱、接吻作為人際關係的一種表現形式，雖然一定也是中國古已有之，而且官私史乘和小說筆記不乏記載，卻不大可能作為正式的社交禮儀在中國流行。由此反映出來的中外文化交融的侷限和規律等等，對於今天的移風易俗也還不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