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一直是個很傷腦筋的大問題。
北大教授季羨林給自己提出的原則是：「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這條原則雖不算高調，但有時也很難做到。例如在毛時代，遇到政治運動，一般人不但沒有言論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言論的自由。在那時，沉默都可能招致迫害。所以，錢理群教授在《說話的底線》裡，除了「一、做人應說真話」和「二、想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沉默」；還補充「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應該不加害於人。」
好在那種十分暴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我們不難做到「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但問題是，在今天，這條原則是不是又太低了呢？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靠人們的冷漠而維持。現在專制者作惡，不再迫使也不再需要我們去當幫凶，去隨聲附和，只要我們都保持沉默，那就夠了。
所以，哈維爾響亮地提出：「生活在真實中。」我們應該說真話。
不過細細想來，堅持說真話這一條，就算我們可以用來要求自己，但不大好用來要求別人；何況，我們自己能不能堅持做到也還是個問題。看看自由民主的美國，做到這一點的人好像也不算太多。
既然美國人的道德勇氣也未見得比中國人高多少，那麼，為什麼人家美國有自由而我們中國還沒有自由呢？
依我看，主要是因為美國人的權利觀念比我們強。此處的華人家長恐怕都有體會，在美國長大的孩子不好管教；因為孩子會動不動就說「我有這個權利」；動不動就說「你無權強迫我」。
回到說真話的問題上來。固然，我們應當提倡說真話；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人會在說真話上打折扣，真話不全說。這其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維護言論自由。每當言論自由遭到侵犯，我們應該挺身而出。
前年年底，劉曉波被判重刑。崔衛平教授向她的知識界文化界同仁發去詢問，請他們談談隊劉曉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沒有回覆，而幾乎所有的回覆者都對劉曉波被判刑表示反對。
有些回覆者聲明他對劉曉波的觀點並不讚同，甚至強烈反對，但是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對劉曉波以言治罪。有的人乾脆引用伏爾泰那句名言－－「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我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對劉曉波的觀點。或許有些人本來是贊成的，但不敢明說，甚至還要假裝說不贊成，免得給自己惹麻煩。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衛了劉曉波的權利，維護了言論自由。
這種說法的好處是，風險很小－－因為你並沒有表示你贊成那種「反動觀點」，你甚至還表示和反動言論「劃清了界限」，當局怎麼好整你呢？這點風險一般人都承受得起。表達這樣一種態度，要比堅持說真話容易多了。我們既可以用來要求自己，也可以用來要求他人。
共產專製造成了這樣一種怪圈：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所以大多數人不敢說真話；但只要大多數人不敢說真話，我們就永遠無法贏得言論自由。要打破這種怪圈，我以為，與其呼籲大家都來說真話，不如呼籲大家都來捍衛言論自由。因為後者要比前者更容易也更簡單。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