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將近七千年的漫漫歷史長河中，廿世紀是最值得歷史學家濃墨重彩地大書特書一翻的一個世紀。這是一個各種思潮、思想風起雲湧的世紀；這是一個各式各樣的革命此起彼伏的世紀，這是一個各種大、小戰亂頻乃（其中包括兩次在規模上和給人類造成的破壞和傷亡上都堪稱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的世紀；這是一個科學技術、生產力和社會財富飛速發展的世紀（這一個世紀所取得的科學技術成就、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和所創造的社會財富，都超過了人類社會在此之前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總和的數百乃至數千倍）；這是一個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給人類的思想、生活方式、社會結構、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帶來無法逆料的巨大變化的世紀；這是一個由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生產方式、生產能力的高速而巨大的發展給人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帶來了巨大的希望，同時又把人類帶進由環保災難和可能發生可怕的核大戰、核泄漏而使人類陷入自我毀滅的深淵的世紀；這是一個給人類帶來無窮苦難的亂世梟雄和引導人類走向和平、民主、繁榮昌盛的歷史偉人同時登上歷史舞臺的世紀。前者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希特勒……這些給世界和本國人民精神上、肉體上、生活上帶來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的獨裁暴君（本文暫不談這些人渣）。
後者如獨具遠見卓識的丘吉爾，他在給廿世紀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兩場政治運動：一九一七年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建立的蘇維埃極權政權和上世紀廿年代末德國希特勒領導的納粹主義運動的興起之初，便以其敏銳、深邃的政治眼光準確地預見到這兩場政治運動（或稱之為「革命」）將給全世界帶來無窮無盡的巨大災難。是他在蘇聯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初便向英國議會也是向全世界大聲疾呼：「要將蘇維埃政權扼殺在襁褓之中」；是他在上世紀卅十年代初希特勒納粹黨上臺之初又向英國議會和全世界大聲疾呼：「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將給全世界帶來戰爭和災難」。極力反對張伯倫（英國首相）和達拉第（法國總理）對納粹德國採取的綏靖政策，主張英、法聯合對納粹德國採取強硬態度。世界局勢的發展不幸被他言中；是他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上臺以他的睿智和堅韌不拔的頑強精神領導英國人民聯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戰勝德、意、日法西斯，把世界從德、意、日法西斯的鐵蹄之下拯救出來。
美國的羅斯福也是後者之中的傑出代表，他在迄今為止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危機期間的一九三二年當選美國總統，上臺後立即實施一系列的振興美國經濟的計畫（世人稱之為羅斯福新政）。在全國大力開展基礎設施的建設（如興修鐵路、公路、高速公路、水壩…等），以帶動美國的鋼鐵、運輸、建材、汽車、採礦、冶金、化工等行業的快速發展，成功地解決了大批失業工人的就業問題，迅速帶領美國走出世界最大經濟危機的陰影，使美國迅速走向復興和高速發展的道路，為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德、意、日法西斯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二次世界大戰暴發後，他預見到德、章、日法西斯危害的不僅僅是歐洲、亞洲、非洲而是全世界，就連遠隔大西洋、太平洋的美國和美洲都不能倖免。他以極其巧妙的手法，引導美國人民擺脫「孤立主義」的束縛，領導美國人民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美國舉世無雙的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和技術實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無與倫比的巨大貢獻。
「後者」之中的戈爾巴喬夫則堪稱廿世紀對人類影響最深遠的偉大政治家。他是一位以他的智慧、遠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無私的獻身精神，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偉大的政治家。是他給蘇聯那塊共產極權統治下的「凍土」，帶來了一陣強烈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溫暖春風；是他在蘇聯這個災難深重的、僵化的、死氣沉沉的、封閉的極權社會掀起了公開化、透明化、民主化、自由化的改革浪潮；是他結束了東西方兩大軍事集團（「華約」和「北約」）的核對峙局面，把人類從核大戰的恐怖陰影下解放出來；是他結束了華沙條約組織對東歐各國的控制和干涉並將該組織解散；是他粉碎了共產集團的「鐵幕」，把東歐和蘇聯人民從「鐵幕」的籠罩之下解放出來；是他的理智政策促成了作為「鐵幕」象徵的柏林牆的倒塌、是他促進了東、西德的和平統一；是他促進了東歐各國擺脫僵化、陰暗的共產極權體制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進程；是他把馬克思製造出來的在蘇聯、東歐廣袤的大地上徘徊了數十年之久的共產極權主義的「幽靈」送進了墳墓；是他親手解散了給蘇聯、東歐各國、中國、越南、朝鮮、柬埔寨、蒙古、古巴各國人民帶來無窮苦難的蘇聯共產黨；是他促成了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走向獨立、民主、自由的道路；是他在蘇聯奠定了多黨制議會民主的基礎；是他首次在蘇聯實現了真正民主、自由的選舉。
戈爾巴喬夫之所以偉大，不僅僅在於他實施了上述惠澤前蘇聯各國、東歐各國乃至全世界的政策和措施，更在於他這樣做所需要的政治勇氣和無私精神，以戈爾巴喬夫的智力和政治智慧、經驗，他是完全可以預料到，他這樣做，將給他的政治前途及個人、家庭的安危、他的名譽、地位帶來多麼巨大的風險，但他為了蘇聯、東歐各國人民，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他能置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和安危於不顧，義無反顧地、堅定不移地進行徹底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朝著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目標奮勇前進，作出了上述那些足可彪柄史冊的改變了廿世紀人類歷史進程的壯舉。戈爾巴喬夫於1931年3月2日出生於前蘇聯南方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年即經歷了由斯大林推行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給蘇聯農村帶來的苦難、飢荒、死亡和鎮壓；接著又經歷了蘇德戰爭帶來的苦難。童年和少年時期在蘇聯社會底層的生活和所經歷的苦難，激發了他對底層民眾的同情心和改善底層民眾生活、減輕他們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1950年，戈爾巴喬夫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立羅蒙諾索夫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然而由於蘇共當局對真像的隱瞞、欺騙、宣傳、灌輸和洗腦，戈爾巴喬夫和其他許多蘇聯人一樣，對他們所經歷的苦難和屈辱的根源並沒有什麼認識。當1953年5月3日，給蘇聯各族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巨大災難的獨裁暴君斯大林撒手人寰時，戈爾巴喬夫與其他許多被蘇共當局矇騙的蘇聯人一樣深感悲傷，就連後來蘇聯民主、自由的傑出鬥士，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蘇聯氫彈之父、卓越的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院士，在斯大林去世時寫給友人的信中都這樣寫到：「我正處於偉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斯大林）的仁愛……」。共產極權統治的愚民政策和對真相的隱瞞、對歷史的歪曲、對人思想的控制灌輸達到了何種駭人聽聞的地步，就連薩哈諾夫、戈爾巴喬夫這樣優秀的人物也被蘇共當局搞得不明真像盲目順從。
斯大林死後，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先後上臺執掌政權，放鬆了對各方面的控制，使蘇聯進入了所謂「解凍」時期，使戈爾巴喬夫在大學的後期，對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有所瞭解，對暴露出來的斯大林時代的政治體制的陰暗面有所瞭解。
大學畢業後戈爾巴喬夫回到故鄉從事共青團的工作，在這裡的工作使他對蘇共極權政權官僚體制的弊端有了切身的瞭解，到1956年蘇共廿大赫魯曉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罪惡的秘密報告向下面傳達之後，在蘇聯這個一潭死水的封閉社會掀起了一陣驚濤駭浪，大大加深了戈爾巴喬夫對現存體制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的認識。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對政治、社會真相瞭解的深入，使戈爾巴喬夫逐漸認識到，產生這些弊端的根源，不在於某人或某項政策的失誤而在於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可以說赫魯曉夫不僅僅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思想的啟蒙人，而且也是整個蘇聯、東歐各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改革思想的啟蒙人。由於赫魯曉夫本人和當時社會環境的侷限，赫魯曉夫的改革是不徹底的，儘管如此，當他推行的改革觸及到官僚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時，他們便聯合起來把赫魯曉夫拉下了臺。
赫魯曉夫所開創的改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他在蘇共廿大的秘密報告上對斯大林在蘇聯所犯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他對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的平反、恢復名譽（儘管還不徹底）及他所推行的改革像一陣強烈的颶風，吹開了十月革命以來籠罩在列寧、斯大林……等領導人、蘇共及蘇聯極權統治社會上五彩繽紛的迷霧，將它們真實的醜惡面貌暴露在蘇聯、東歐各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蘇聯、東歐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清了共產極權統治的黑暗與反動本質，促進了戈爾巴喬夫、薩哈羅夫、帕斯捷爾奈克、索爾仁尼琴……這些社會精英的覺醒，使他們看清了蘇聯社會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戈爾巴喬夫在基層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在低層、中層官僚階層及後來在高層領導崗位上工作的經歷，以及赫魯曉夫的改革以自己的下臺而告終的事實，使戈爾巴喬夫認識到蘇聯社會存在的所有弊端和罪惡都源自蘇共的獨裁和極權體制。如不從根本上拋棄這種扼殺人性、扼殺人的尊嚴、扼殺人的創造精神並給民眾帶來無窮盡災難的共產極權體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赫魯曉夫被蘇共官僚集團拉下馬之後，接替他的是勃列日列夫（1964.10—1982.11）他不僅中止了赫魯曉夫開創的改革歷程，反而倒行逆施，對內、對外推行一條強硬的「新斯大林路線」。剛剛開始「解凍」的蘇維埃大地再次進入冰封雪飛的嚴酷冬季，勃列日涅夫在國內全面恢復舊的官僚極權體系運行機制；加強對民眾思想、言論、行動的控制、加強對新聞媒體的管制、對持不同政見人士進行殘酷鎮壓，將他們關進監獄、勞改營，有的送進瘋人院，對一些有國際影響的不同政見者如帕斯捷爾奈克、索爾仁尼琴……等便逐出國門，對薩哈羅夫這樣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本應逐出國門，但由於他曾領導蘇聯氫彈的研製，掌握大量有關蘇聯核武器的機密，為防止泄密只好把他投入監獄。
對外擴張共產主義體繫在越南、柬埔寨擴張共產主義與美國及當地政府進行戰爭；武裝侵略干涉阿富汗，發動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阿富汗戰爭；在中東擴展勢力範圍；不惜犧牲蘇聯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美國在全世界爭奪霸權；併進行瘋狂的軍備競賽，使全世界籠罩在核大戰的恐怖陰影之下。與中共為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開始於赫魯曉夫時代）進行了無休止毫無意義的論戰。在1968年出動數十萬「華約」武裝部隊，用飛機、坦克、大炮、機槍無情地鎮壓了捷克斯洛伐克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的改革共產極權體制的的運動（被世人稱之為：「布拉格之春」），將東歐各國剛興起的改革共產極權體制的浪潮無情地扼殺於方興未艾之時，致使東歐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推遲了廿年。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戈爾巴喬夫為實現其改革蘇聯的共產極權體制的理想，採取了韜光養晦的策略，一方面不斷以新的知識充實自己並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堅守自己道德底線的前題之下，小心翼翼地週旋於蘇聯官場，以不斷取得晉升的機會，以備一旦登上權力頂峰便可實現對蘇聯共產極權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最終戈爾巴喬夫如願以償，歷史賦與了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共產極權體制的重任和機會。
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後，蘇聯經歷了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兩個短暫的時代後，戈爾巴喬夫在經歷了一番複雜的權力鬥爭之後，終於在克格勃首腦切布裡科夫、軍方（這兩方面的支持在蘇聯的權力鬥爭中是至關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外交首腦葛羅米柯、政治局重要委員謝爾比茨基和大多數區、州委第一書記、地方中央委員的支持之下終於擊敗以吉洪諾夫、格裡森為首的保守派於1985年3月當選為蘇共總書記，這使戈爾巴喬夫獲得了實施其改革蘇聯政治經濟體制所必需的權力，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對在共產極權體制之下進行由上至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