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著剛才賀主任的話往下說，其實對剛才賀主任講到的問題，不管是稅收的規模還是中國的財政開支結構還有關於收入差距的這些方面是非常認同的。剛剛談了在解決方法的方面我們常常有一些分歧。
第一，千萬不要在財政部民主制約不大的情況下太快地推出財產稅。
第二，在沒有民主監督在財政開支方方面面進行監督和聽證的大背景下做所謂的轉移支付，這只是理論上，實際的轉移，由政府掌握的資源越多，反而導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尤其是機會上的不平等。當然待會兒在討論的時候恐怕還有好幾位這方面的專家，可以一起來就這些話題更多地發表不同的看法和找到不同的理由。
我主要講兩方面的數據，第一是看一些數據，看看目前中國與美國、歐盟國家比目前的狀況是什麼樣的。第二，很快地說一下中國跟美國和西方等發達國家的差別。過去幾十年的背景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今天的財政沒有問題非常健康、負債減少，而其他的發達國家卻不然。第三，我主要是想回顧一下以前我談到的不論是古代還是到近代或者是到現代，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資源，政府太富有了以後方方面面的弊端和長期對法制民主制度環境的輕視又到底表現在哪裡。
我前面談到了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美國、英國、日本，今年的財政赤字都是在10%到11%，歐元區財政赤字到15%，中國的財政赤字不到2%。這是第一個反差。
第二個是在國債的水平上，國債餘額差別很大，這個我不用多說了中國比較少，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國債餘額特別高。
第三個方面是看稅負的負擔差別，我上午談到了歐盟稅率為平均GDP的41%，美國總稅率為GDP24%，中國財政稅收佔GDP的35%。這是很有意思的差別。因為我們看到了美國今年的財政赤字佔GDP10%，而中國今年的財政赤字不到GDP的2%，上面幾個數據我們想像一下，如果今年美國的總財政稅收也達到中國的35%的水平的話，那麼35%-24%，實際上美國今年的稅收負擔就會給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帶來額外的11%的收入，如果這樣的話實際上麻煩可以看到，如果美國也像中國這樣子徵稅的話，今年不僅僅沒有財政赤字反而會有財政贏余，實際上像中國這樣子徵稅不受制約，當然也可以有財政赤字也可以借很多債，但總的來說徵稅如果不受監督和制約，那財政赤字發生的傾向性應該要低很多，而美國是反過來的，徵稅非常難，尤其是共和黨議員不會輕易讓歐巴馬和民主黨議員輕易地把美國的稅率和稅種推得太高，所以美國的財政赤字在未來幾年可能都不太容易完全消失。
總體上這幾張圖是想跟大家陳述這樣的意思，第一，正如張教授所說我們的政府「真貴」。2010年中國8萬多億的財政稅收和今年的10萬多億稅收，大概相當於4.3億城鎮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今年農民的純收入做一個基數，除以今年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相當於14億農民的收入。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民數量沒有14億也沒有15億，大概只有7-8億農村人口。實際上如果把政府今年的預算內的財政稅收除以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的話，總的數字和比值是14億多農民。
與中國這些年財政稅收不斷地擴張的情況來講，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在這15年裡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脹大概只增長了2.2，農民收入只增長了1.7倍。與中國情況對比有很大的反差的是美國從1950年以聯邦稅收為指標來看，大致上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化。
第一，個人所得稅，所有的美國人交給聯邦政府的稅收，在1950年的時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這樣的水平，這中間總體的水平是有一些波動的，從1955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大概相當於GDP的7%到8%，所以今年美國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相對GDP來說，比過去50年整體上都比較低。這也體現了美國為了在08年的金融危機以後，為了刺激經濟不斷地通過減稅的方式，包括減少個人和家庭稅負的方式來刺激經濟。
尤其是我們把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加在一起除以GDP的話，在1950年時，美國的企業稅是當時GDP4%。2010年美國企業所交的稅額只有GDP1.8%，相對於GDP來講，美國企業稅收負擔在過去60年減少了60%左右。如果我們以美國所有公司的總利潤作為一個基數的話，1950年的時候美國企業總的稅負是當時美國所有公司加在一起的總利潤的45%，那是1950年的時候。到2010年，這個比值下降到20%，也就是說美國企業所有的稅加在一起去年是相當於總利潤的20%，跟60年前相比也是減少了將近60%的稅負。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趨勢，美國還富於民，在過去60年不僅沒有發生變化，反而把還富於民的制度哲學和建國哲學更強化了。
我們大家過去一兩年看到了美國國債越來越高、財政赤字越來越高的局面，不是說因為美國越來越窮了，就像兩個星期前我的侄女跟我說，我88歲的母親在湖南的農村，給她打電話說你叔叔在美國聽說美國沒有錢了，你叔叔在美國怎麼辦？是不是我們要給他提供一些幫助。因為我看到我母親看電視也看得太多了，從中央電視臺還有其他的電視頻道，每天都在說美國政府沒有錢了。在中國的老百姓包括我媽媽看來，政府沒有錢了就是人民沒有錢了，就想到我兒子也沒有錢了。美國政府可以沒有錢可是老百姓有錢，而中國是相反的。所以我們說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和觀念的差異，不僅僅是中國過去幾千年形成的差別，很多的差別也是因為目前和過去的制度差別造成的，使得我們對同一個事情的理解與美國人完全是兩回事。在美國，政府沒有錢，但百姓的日子照樣可以過得很好，因為還富與民是更大的道理，這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歐洲國家過去五六十年，稅負基本上維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現了歐洲國家現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國債、高稅負。而中國是「一高兩低」高稅收、低債務、低財政赤字。
下面我快速地說一下在中國目前不僅僅徵稅很多，而且中國也是最大的「資本家」和「地主」。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我順便再講一下我要說的話題，正因為國家擁有太多的資產和收入，所以國富民窮的現象，中國經濟的增長更多地依賴於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同時因為國內的民間消費增長相對比較艱難，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這樣的一種國富民窮的情況下，就出現了我們計畫經濟和蘇聯計畫經濟的情況，工業會得到很多的發展，很多的高樓大廈、形象工程，另外服務業發展會非常地艱難。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說了。主要還是把國富民窮其他的結果跟大家很快地再分享一下。
第一，擠壓了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們的研究，一個國家的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法制水平往往就越低。無論是從數據來看還是從學理上我們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法制跟國有經濟很難兼容，這一點尤其是我們做民營企業的人能更親身地感受到。再一個，無論是在全球範圍內還是在過去的二十世紀的後幾十年的經歷，以及我們最近的感受，我們的法官都很難當一個中性的裁判做判決。
從近代人類社會的經歷來看，1688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之後，一直到18世紀、19世紀，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在運作層面上系統地發展出民主法制的國家，相比之下西班牙按理說比英國更有可能推出民主法制的國家制度安排，因為在西歐國家裡最早推出議會的是西班牙，是1188年。哥倫比1492年發現了美洲大陸之後，使得16、17世紀從中美洲國家給西班牙運回了大量的金銀財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最早在西方國家中推出議會的西班牙，反而一直到一九七幾年才真正地完成了民主法制的建設，而英國在18世紀初基本上就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民主法制的建設，做過比較之後你會得出一個總體的結論，從17世紀早期開始英國的王室就很窮，自己的收入和財富已經越來越沒有辦法支付英國王室的生活和開支，逼得英國的國王不得不把王室更多的權力讓位給當時本來沒有多少權力的議會。因為英國王室政府的錢很少，才逼得影響英國政府把更多的權力讓位給民選的議會。相對來說西班牙在16、17世紀一直是靠美洲大陸運回來的金銀財寶使得朝廷和王室非常地富有，反過來使得西班牙國家的權力用不到主動地受到制約，因為西班牙的國王自己靠美洲大陸運回來的金銀財寶就可以揮霍和做他們想要做的開支，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西班牙經過了幾百年一直沒有走出專制架構（的原因）。
實際上我們看到不同的西方國家的近代的經歷，如果我們做更詳細地研究可以更多地證明這樣一個基本的道理。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追回到更早的古代，把古希臘、古羅馬和和中國的漢代，以及現在的埃及這樣的文明古國做對比，這個對比告訴了我們，古希臘在公元前幾百年一直是政府很窮的早期國家，因為當時的希臘政府是不可以對老百姓強行徵稅的，只能依靠民間半自願捐獻為政府公共品提供財力支持。但總體來說古希臘政府是不富有的，因為靠著半捐贈的錢維持開支不太容易產生太多的政府盈餘，那樣的話政府的錢太多了，民間半自願捐贈的支持就自然地會減少了。
羅馬共和國基本上也是跟古希臘是一樣的，從公元前509年一直到公元前29年，羅馬共和國政府也不能徵稅，只能是靠半自願的進貢來維政府提供了開支，發生了幾次戰爭把羅馬共和國政府的財政變得很差。這樣一個由政府向民間借債的先例到了後來變成了西方國家的慣例。我們今天說，歐洲國家今天的國債餘額平均相當於GDP的85%到90%的水平，如果回到古羅馬的時候，根據英國的史學家詹姆斯麥當勞（音）的估測，它也應該超過GNP的60%，因為那時候政府的公債市場不是很發達，那時候也會像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方國家一樣，2200年前羅馬共和國有這樣的經歷。與古羅馬、古希臘相對應的是伊拉克、伊朗、埃及等中東地區的文明古國以及中國的春秋戰國及之後的一段時期，中國的秦朝很富有很多的金銀財寶，慢慢地衍生出由國家做主要的高利貸的提供者，所以我們看來看到王安石青苗法，很多的經濟學者認為青苗法是最早由政府放貸增利的。這實際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
我這裡有這樣一組數據，今天我們講到的「國進民退」，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的國有金融機構他們的業務空間比民營的金融機構運作空間、發展業務的空間大很多。今天中國的這種做法官辦的空間很大、民辦的空間很小，實際上這個歷史是非常久的。從隋朝到唐朝一直到宋朝，法定的利率上限給官方放貸的時候規定的利率上限整個幾百年裡都比民間的最高借貸利率高12個百分點。比如說從公元600年到公元728年，官方放貸利率是84%，民間放貸是72%。從公元728年-公元1260年，官方放貸最高到60%，而民間放貸最高利率到48%。實際的稅率可能比這個高出去很多，但不管怎麼樣，我們看到當國家太富有了以後，不僅僅給國家提供了與民爭利的空間和機會，反過來對我們今天關心的民主法制和對政府權力進行制約的願望來說絕對是「幫倒忙」的。這個道理講起來很簡單，政府非常有錢的時候，政府的權力跟民間社會的權利博弈的時候，肯定是公權力會更勝出的，因為政府太有錢也用不著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轉移支付和播種其他的項目給我們多施舍一些，你那時候還會跟公權力討回自己的權利嗎？這是非常不對稱的地位，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我們今天看到發達國家今天的政府負債率很高，財政赤字也很高，讓很多中國人覺得我們沒這個問題，發達國家這方面的危機很嚴重，坦率地講不管是回到古代的古希臘和古羅馬還是說中國的漢代，或者是400年前的中國和當時西方國家做對比的話，我們只是重複了幾百年前文明古國和西方國家的反差，也重複了2200-2300年前、文明古國和西方國家的反差西方國家負債很多、財政赤字很多，文明古國財政赤字也不高，負債也不高。
如果我們根據過去的歷史來展望未來的話，未來50年、100年後是不是今天的政府不怎麼欠債、很富有的一些國家，在50、100年後終於可以勝過負債纍纍的發達國家呢？我就不多說了。我想我們可以自己做更多的思考。根據這個讓我們再重新思考一下，讓政府征更多的稅擁有更多的財產，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稅收政策，最終是更有利與民間社會的壯大、還是更有利於政府權力的擴張？同時使得跟關係、權力更靠近的人有更靠的發財致富的機會？結果大家是什麼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這方面的思考。
總體上，我是希望每個人能記住不管是對轉移支付寄予的希望還是通過各種稅收來調節收入，在沒有財政民主之前千萬不要輕易地又推出新的稅種，應該把現有的稅種先減下去，才有可能談新的稅種的推出。
我就先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在2012年網易財經年會上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