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又是一年將終，龐大的帝國沒有真實的興奮，連真實的痛苦也沒有了，有的只是虛假的繁華，有的只是若隱若現、若有若無卻揮之不去的不安感，這種不安不僅是底層為日常消費日益高漲的不安，不僅是中等社會對正義、公平缺失的不安，也不僅是帝國特權階層可持續地撈取最大利益的不安，而是一種深入社會每一個細胞的時代的根本性不安，如果要為這個年度找一個關鍵詞，我想，就是「不安」。
我認識一個在餐館看門的保安，他來自內陸農村，已年過半百，有一次他聽我們幾個朋友聊天，淡淡地對我們說，現在的日子還不錯，但恐怕好日子不長了。他的感受是樸素的，卻是真實的。誰都知道，中國已進入大轉變的前夜，怎麼變？往哪個方向變？雖然充滿了不確定性，但變是確定的。
今天動用一切行政資源、國家機器布下一張維穩的天羅地網，充其量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不是根本解決之道，連治標都算不上。它可以延緩但阻擋不了變的步伐，就是維穩本身也只是時代不安和求變的派生物，維穩是應對這個大時代風浪起伏、暗潮湧動而產生的對策，它也是時代不安的組成部分，甚至是劇變的前奏曲，是國家機器與社會的一種此消彼長、此起彼伏的較量與博弈。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帝國靠這樣的維穩手段可以維持長治久安的，維穩的成本將隨著時間水漲船高，最終會成為帝國不堪重負的沈重負擔。簡而言之，維穩類似於鯀的治水之道，不斷地筑壩攔截，這種辦法或許可奏效於一時，最終還是擋不住滾滾而來的時代洪流。
這一點連許多不在其位的紅二代也感受到了。在不久前舉行的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週年座談會上，馬文瑞的女兒馬曉力提及當年黃炎培在延安窟洞裡對毛澤東提出的「週期律」問題，就是其興也勃矣、其亡也忽矣的興衰週期律。她直言不諱地指出，一直到現在，這個週期律問題還沒有解決，「這個黨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週期律問題呢？我們能不能避免這條路？可能我們有點著急，我們不希望這個國家亂，我們最害怕亂了，就因為不願意讓它亂，老百姓過點安生日子，我們的幸福長遠一些，我們要有一個好的機制。」葉劍英女兒葉向真提出一定要反對封建專制，認為「我們現在是短腿，經濟和上層建築應該相應地發展，但是我們的上層建築缺失了很多。......這個問題發展下去，是非常危險的一條路。」
陸定一的兒子陸德列舉一系列數據來證明「黨的腐敗現象嚴重」，雖然他用的還是二○○四年的數據已經足夠觸目驚心，這七年還不知到了怎樣驚人的地步──「二○○四年，全國公款吃喝三千七百億、公款用車四千零八十三億、公款外出旅遊三千億，二○○四年我們財政收入三萬多億，三分之一拿去吃喝玩樂了。請問，全世界有哪一個政府敢這麼花錢？公務性支出，美國在這方面花的錢，佔整個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九點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點一，法國是百分之六點五，韓國是百分之五點零六，英國是百分之四點一九，日本是百分之二點二八左右。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們，百分之三十七，是美國的四倍。為什麼？沒有監督，沒有制衡，這種現象再發展下去怎麼辦？」（見《炎黃春秋》二○一一年第十一期）
這種感受與普通民眾是接近的，到處在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呈現出暴力化的趨勢，這也是社會情緒惡化的不安信號。錢明奇十年維權，求告無門，只能以死相搏，既是警告官員，更是提醒世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個廣土眾民的大國，汪洋大海般的底層人口，面對超級強大的強權只有深深的無奈、無望和無力感。與無力感相隨的是刻骨銘心的不安，正在不斷加深、不斷擴散。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不安何時才是盡頭，但我知道，一個社會經不起這樣的不安。當這些紅二代清楚地看到了問題所在，公開對現實發言，呼籲政治改革，我們可以察覺到不安同樣困擾著他們。這些紅二代之所以憂心忡忡，就是怕如此下去，他們父輩打下來的江山持續不了多久，就將面臨新一輪的不可逆轉的動盪。
整個座談會的氣氛就是對現狀不滿，表現出迫切求變的心態，可以看作是他們這些人在喊話。要求掌權者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為，不要裝聾作啞，原地踏步。一位朋友說，中國又一次走到辛醜年和辛亥年之間，歷史留給統治集團的時間不會太多了，如果沒有主動變革的勇氣、決心和智慧，只會維穩一招，把警察、軍隊作為自己的依靠和磐石，他們將被歷史毫不留情地甩出去。不安的後面是絕望，絕望的後面是什麼？溫家寶在南開中學的這幾句話倒是清醒的：
「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樑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民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決定時代走向的最終還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軍隊。
任何溫和的漸進變革主張今天都被視為洪水猛獸，非把一切扼殺在萌芽狀態，以保持鐵桶江山，維持整齊劃一的表面穩定，這樣的穩定恰恰是危險的。我經常想，中國最大的危險來自兩極，首先是特殊利益集團為了保持現有地位不計後果、不惜代價地壓制任何不同聲音、阻擋任何健康力量的成長。然後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民粹主義情緒，當然後者是前者培育出來的，日復一日，溫和變革的聲音都成為打擊對象，只會把越來越多的人趕到民粹主義的陣營，社會心態越來越焦慮不安，根本的緣由在這裡。人們通過自己生活的感受發現，那些有節制的變革主張一而再地遭到拒絕，自然而然對此不抱希望，轉而尋求另外的道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最為明智的選擇就是給公民社會一定的成長空間，而不是堵死一切通道，讓中國人有學習做公民的可能性，無論未來如何，通往公民社會的這個方向是不可逆的。只有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健康的有生命的民主制度。
前段時期，我在一個公眾場合回答聽眾提問時曾說，公民社會的成長是一個過程，永遠沒有結束，只有更好、沒有最好。中國人有一個巨大的誤區，在古老的農業社會有一個大同夢想，包括康有為寫《大同書》，孫中山喜歡「天下為公」。我們從先秦時代就有大同夢想，這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空想，我們很容易接受高大空的東西，不容易被公民社會這樣尋常的理想所吸引、陶醉。公民社會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它只能在地上生長出來的，要帶有泥土氣息，只有在我們的公民生活當中才有可能生長出公民社會。
我們在一起討論歷史的、現實的問題，這種形式本身也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們通往公民社會道路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夜晚，但是這樣的夜晚很重要。未來的公民社會就是由一萬個、一千萬個、五千萬個、一億個......這樣的夜晚構成的。有這樣的夜晚就會有公民社會。其實公民社會沒有那麼宏大、那麼高深莫測、不著邊際，它很具體，也許就是我們寫一篇博客，發一條微博，一百四十個字不到，也許就一條簡訊，十個字、二十個字。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在這些微不足道的舉動當中，我們的公民社會正在慢慢地成長起來，像一棵樹一樣從土地上長起來。
我特別不相信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一夜之間恩賜給我們的東西，我只相信自己用付出努力千辛萬苦得來的果實，那些東西才真正屬於我們，才靠得住，雖然我為此付出了血汗。這樣的公民社會也才真正靠得住，無論誰來當政，我們都能驕傲地對他說，我們是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你只不過是我們臨時僱用的公僕。到那時，中國的公民社會就成型了。
在不安困擾的帝國黃昏，談論公民社會的平凡理想很不過癮，很不雄渾，缺乏大刀闊斧、氣吞山河的雄圖大志，缺乏激動人心、直搗黃龍的豪言壯語，自陳勝吳廣以來，我們經歷了一次次的改朝換代、取而代之，今天我們更要尋求的是一條全新的道路，在更深刻的層次上不是指向政權的更迭，而是制度的重建，文明的更新，腳踏實地，步步推進中國的公民社會，最終達到制衡強權的目的，這個過程也許點點滴滴，平平常常，缺乏大戲的驚心動魄，但對於見慣了太多大戲的中國人來說，這一輪的轉型可能完全不同。這個古老民族在不安中將看到，歷史的又一次峰迴路轉如何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