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告別革命」和「告別暴力」這兩個口號有什麼區別？這世上喊「告別暴力」的白痴很多，但都是躲在各種暴力保護的後面。
美國《獨立宣言》說，「然當連串之濫權者與篡奪者執迷不悟，迫人民屈伏於絕對專制下時，推翻此政府，是其權利，是其義務，並為未來之安穩提供新保障」。用武力反對暴政捍衛自由，是道德選擇。】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當革命的硝煙和共和的夢想都如紅塵般滾蕩百年後，中國還是一黨專政。百年前的「滿洲黨」，換上了今天的共產黨，紅旗紅書紅歌愚民，貪官污吏毒害全國，民族被灌愛黨迷湯，民權保障更遜清末，民生差距逐年擴大，司法不獨立，媒體不自由。中共，名有了，利有了，但卻穩握在黨國權貴手中，以及依附建制的中產階級，難及於農民、農民工、老弱病殘、拆遷戶、蝸居族。遇上公民維權，中共怕得要命，污衊公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尋釁滋事、逃稅、散播色情物品，聲稱自己才是歷史的選擇（成王敗寇）、人民的選擇（敢問何時、如何）。反觀中華民國在臺灣，開放黨禁報禁，從外來政權蛻變成民選政府，公民長期抗爭，落實憲政民主，促成政黨輪替，壯大公民社會，民權民生均有長足進步，躋身文明發達國家之列。兩岸反差之大，世人有目共睹。際此百年紀念，淺談兩個問題，拆解目前活躍在國內學界和輿論的迷思。
清末新政本質是滿清黨萬世一系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瀰漫著一套奇想，認為辛亥革命正是把清末新政漸進改良中途腰斬的元凶，否則滿清早已在君主立憲制下，逐步實現民主憲政，既可避免軍閥割據，也可避免國共爭戰。然而，這種觀點掩蓋了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嚴重誤導國人以為只可協助當權者自我改良，甚至承認所謂「有民主成份的一黨專政」才是當今中國的最佳選擇，否則可能再開百年亂局。如此危言聳聽，亟待史實澄清。
清末新政，始自一九○○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滿清簽定辛醜和約，促使慈禧太后及其後人啟動一系列政治、財政、法律、教育、軍事變革，大量沿襲一八九八年被她腰斬的百日維新舉措，包括廢科舉、興學堂、練新軍、建鐵路、編法典、整頓財政、預備立憲、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在中央成立諮政院、在各省舉辦諮議局選舉等。新政看似開明，但絕不能逾越一條當局堅守了兩百多年的底線：百分百確保滿洲皇族的政商霸權。
回顧歷史，一八九八年康梁變法失敗，不是因為慈禧本人反對新政，而是因為光緒皇帝觸動滿族官位和慈禧面子，以致失敗告終。一九○○年後，礙於列強壓力，慈禧和滿清權貴終於被迫啟動新政。在他們眼中，只要維護「滿洲黨」萬世一系（無異於一黨專政），任何行政、經濟、教育改革都可以嘗試，既可償還庚子賠款，也可樹立改革形象，但絕不允許減損滿清權貴的既得利益。這是滿清的底線，最後變成了滿清的催命符。
由始至終，滿清權貴穩守政商利益，耍花招，不放權。《欽定憲法大綱》確立萬世一系，議會選舉一拖再拖。即使經濟空前增長，士紳怨聲卻趨高漲。最後爆發三件事，充分揭露皇族偽善面目：一、一九一○年，各省諮議局聯合督撫向中央施壓，要求提早立憲和召開國會，史稱「速開國會請願活動」，但被置若罔聞。二、一九一一年五月，攝政王載灃任命慶親王奕劻籌組新內閣，十三人中滿人佔八名，當中六人更來自宗室，史稱「皇族內閣」，激起革命黨人和支持立憲的士紳強烈反彈。
三、同月，清廷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地方集資概不退款，只換發鐵路股票，引發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各地反對，激起當年夏天同志軍起義等抗爭，史稱「保路運動」。革命火苗再度點燃，武昌起義，各省獨立，建立民國，清帝遜位，結束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帝國專政，草創東亞首個共和國。
李澤厚告別革命：荒謬辯證思維
因此，清末新政只是「滿洲黨」一黨專政的遮羞布，以行政、教育等改革充撐場面，略施小惠，延續「滿洲黨」的虛弱壽命，最後還是敵不過革命黨的勇毅、士紳的旁觀、軍隊的無能、袁世凱的算計。縱使筆者先前說過，孫中山當時根本沒有參與辛亥革命，而且他十多年來搞革命的手法相當可議，但筆者依然肯定辛亥革命針對當時國家困局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當時無論有無辛亥革命，就算再給滿清政府一個世紀，「滿洲黨」萬世一系的核心原則還是不會動搖。
有些國內學者說當時正是「改良和革命在賽跑」。此說不妥，因為滿清政府只是改良了行政、考試等方面，但根本沒有在還政於民方面推行實質改革，在政制方面談不上改良和革命在賽跑（因為改良從未起跑），最後革命洪流壓垮了皇族專政。
與其呼喚當局自我完善而無果，協助當局維新變法而遭殺害，等待當局開放政權而被欺騙，不如奮起革命，用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成就，終結帝制專政，建立共和政體。辛亥革命，性質上屬於和平政變多於暴力革命，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不僅沒有阻斷不存在的改良，反而啟動真正的改良，值得稱許。
「告別革命」是李澤厚先生一九九五年的主張，近年又揚言告別辛亥革命，部分國內學者也表贊同。他堅信：有政府總比無政府好，最壞的政府也比無政府好。他反問：怎樣革命？上山打游擊、城市大暴動？他繼而提出社會發展四大順序，必須順序推進：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
依其說法，「告別革命」豈不是宣揚成王敗寇？例如：我不當權，我就不應革命，如果我去鬧革命，李澤厚一定反對我；但一旦我真去搞革命，僥倖成功，李澤厚卻會反過來擁護我，跟我一起高喊告別革命。天下間豈有此理？重視主客位置（革命或反革命），不辨是非善惡（專政或民主），是荒謬的辯證思維，不是嚴謹的邏輯思考。我們應告別的是邪惡、專制、偽善，不是告別革命。
只須告別壞的中共式的革命
革命，常遭世人（包括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曲解為暴力的代名詞，誤以為革命必定暴力。革命者，變革天名是也，亦即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因此，革命未必好，未必壞，未必和平，未必暴力。好壞的關鍵在於它的方法、目的、效果，是否有助於保障人性尊嚴和公民權利，最好能用最低成本帶來最大好處。所謂「改良即和平，革命即暴力」，顯有不妥。
正確的表述是：革命可以是改良的一種必要手段，可能和平（例如政變），可能暴力（例如戰爭）。把改良和革命二分對立，各貼標籤，顯然是中了辯證思維的蠱毒。舉例來說，英國的光榮革命正是典型的和平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更是動用小量武力而成功；最近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是動用數月的短期武力而促成。然而，中共為了建立政權所開打的國共內戰，經年累月，血流成河。革命結束，中共坐大，八千多萬中國人「非自然死亡」，慘況空前。
因此，我們只需告別壞的革命，無需告別好的革命。百年前如是，今天亦如是。針對專制獨裁、貪污腐化、屢勸不改、違背憲政民主的政權策動革命，只要把和平、理性放在首位，非必要時不動武，把社會成本減至最低，始終是個值得保留的選項。天天做說客，年年做諫官，視統治者為菩薩而跪拜祈求，有用嗎？
至於李澤厚說：有政府比無政府好，壞政府比無政府好。此說顯然違背事實，經不起考驗。例如：最近比利時陷入無政府狀態，但一個具現代文明的公民社會並無失控；反觀五十多年前，中共強權政府卻活活餓死四千多萬人。何者較好，不用深論。
此外，他提出的社會發展四順序說，本身預設了歷史發展必定遵循某種客觀規律，但這種信仰無法被否證，不是科學思考，只是一種見仁見智、自以為是的願望。更無法支持「告別革命」論，因為人民不一定為了政治民主而鬧革命，也可以為了經濟自足、個人自由而搞革命，中外例子不勝枚舉，不用多言。
百年回望，辛亥革命依然意義非凡，既不宜告別，也不宜襲用。理性反思革命，明辨是非利弊，保留革命選項，推進持久而有效的民主民權運動，方為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