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臺灣
一、中共暴政對臺灣政治戰略的確定——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臺灣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團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對於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決臺灣問題意味著最終解決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半個世紀以上的愛恨情仇；以中共最終的完全勝利結束這一段歷史，構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後的政治激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曾在中共內部的秘密會議上和中共公開發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內解決臺灣問題。只是由於八九年六.四慘案，使中共和鄧小平個人受到政治的重創，十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計畫才被擱置。
對於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新中共官僚，臺灣仍然是插在他們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轉瞬間便在人民大起義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也在六.四事件中徹底崩潰——新的中共官僚集團是在這樣極端危險的政治狀況下走上權力之巔。恰在幾乎同一個歷史時期，臺灣掙脫威權政治的陰影，走上自由民主進程。臺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意義遠遠超過臺灣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團意識到，臺灣民主化在十五億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和政治召喚效應，已經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脅。於是，通過國家政權統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併進而消滅臺灣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這成為中共新官僚集團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確的政治戰略。
另外，六.四之後，中共暴政企圖通過經濟發展重建其統治合理性。但是，權力貴族市場體制運行的結果，在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也造成極端的財富兩極分化。從兩極分化中湧現出對中共極權的不滿和憤怒，已經超過經濟能量對社會的安撫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官僚集團也急需揮舞民族主義旗幟，解決臺灣問題，從而以「民族英雄」的資格，為其用鐵血暴力鎮壓中國大陸民眾對極權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辯護。
鄧小平死前作出的關於臺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現在依然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當時也只傳達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一級和軍隊的大軍區正職一級。現將鄧小平遺囑的最關鍵的內容引述如下：
「… … 幾年來，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動，想要效法所謂臺灣經驗。還有人勸我們學習蔣經國，開放黨禁。這個政治動態應當引起我們百倍警惕。要教育全黨明確認識，臺灣問題現在超出了我們同國民黨的歷史恩怨。… … 臺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 … 要創造條件，儘可能早解決臺灣問題。臺灣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條約，所以百年後還可以解決。臺灣沒有條約，拖下去，對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難解決。… … 臺灣問題要在胡錦濤同志的兩屆任期內解決。不要超過二○一二年。希望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慶功會。… … 江澤民同志不要爭功，不要冒進，要踏踏實實為胡錦濤同志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條件。毛主席，還有我和許多老同志，幾十年都在為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條件。只是由胡錦濤同志代我們黨去收穫。」
鄧小平的遺囑用典型的中共黨文化語言表明，這個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經意識到，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對大陸的政治示範作用，構成對中共政權的致命威脅，因此，他也把所謂「解決臺灣問題」當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脅的基本方法，並為解決臺灣問題制定出最後時間期限。
江澤民最終交出黨軍大權之前，愛將陳良宇曾極力勸其發動台海戰爭，然後以戰爭狀態為名，中止向胡錦濤交權的程序，從而繼續掌握黨軍最高權力。王守業也在二○○一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後，用寫血書的方式，勸江澤民果斷解決臺灣問題。江澤民沒有接受勸告，並非由於擔心美國介入台海作戰，而是因為鄧小平遺囑中已經直接告誡他不要爭功，他怕用對臺作戰的方式阻止胡錦濤按正常程序接掌權力，引發黨內針對他的反對浪潮。他自知在權力鬥爭中積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險。陳良宇和王守業則由此為自己種下禍根。二○○五年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之後，立即拿王守業開刀，對其實施「雙規」，即變相逮捕，終至軍法起訴，判死緩。陳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員之高位，也不免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這兩位官員的罪名都是貪腐。在中共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狀況下，貪腐乃是整肅權力鬥爭對手的風流罪名。對於中共官員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貪腐被治罪將萬劫不復。胡錦濤不可謂不毒。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表面上竭力宣揚「和平崛起」，不過是疑兵之計，暗中卻全力推動於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為主解決臺灣問題的計畫。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國民黨有在選舉中獲勝，重新執政的重大可能。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八年間，中共有計畫地對國民黨權貴階層進行收買利誘，眾多國民黨上層家族已經在大陸開設企業或商號，使自己的經濟利益與中共政權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眾多國民黨高級知識份子也通過同大陸的學術交流，把自己的學術命運與中共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學院和研究機構連接在一起；更有國民黨主席連站之類，除其家族在大陸經商之外，其本人更通過「聯共製臺」的方針，親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與中共極權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係。鑒於上述情況，胡錦濤判斷，國民黨一旦重新執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為主，即用統戰方式為主，迅速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在二○○八年臺灣大選還沒有結束之前，胡錦濤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計畫統籌，王滬寧副之，組建一個寫作組，以國民黨重新執政為前提，起草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政治戰略。
馬英九如中共的判斷當選總統之後，中共於二○○八年六月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部門部署對臺戰略。為了保密，會場設在北京西山洞穴深處的中央軍委第一戰略指揮中心。參加會議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員外，包括書記處成員、軍隊大軍區和軍兵種副職以上領導；國務院辦公廳正副秘書長；統戰部、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副職以上領導等，共計二百餘人。
胡錦濤在會議的發言中講到：「… … 毛澤東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統一戰線是我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經過多年有計畫、有步驟的工作積累，我們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成果。這次國民黨重新執政，為我們用和平方式迅速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重大現實可能性。這是我們重新修訂對臺政治戰略的事實根據。」
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胡錦濤還特別表揚了中共國安部和外交部。他說，「國安部通過高效、縝密的工作，從兩年前起就發現掌握了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行的確鑿證據，一些愛國台商也向我們有關部門揭發了陳水扁家族向他們勒索的情況；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績，經過努力，使美國政府同意給我們提供幫助，一起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陳水扁家族貪污的罪證透漏、轉交給臺灣司法當局。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陳水扁很快就會被捕。他的被捕將給台獨勢力造成重大打擊，也會進一步加強國民黨政府控制臺灣局勢的能力。這次美國在陳水扁問題上同我們的配合也說明，國際關係形勢對我們迅速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十分有利；美國確實把『台獨』視為麻煩製造者。現在，日本對移送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證的問題態度還比較曖昧。外交部要就此進一步加強對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當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證，其影響就會超越案件本身，對分化日本同台獨勢力的關係，起到積極作用。」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的三個文件：《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關於對臺軍事鬥爭準備預案》、《統一臺灣的政治法律 處置預案》。重點是第一個文件。
在《解決臺灣的問題政治戰略》中，中共關於新情況下對臺灣的總體政治戰略任務是這樣表述的：「全黨要緊緊抓住國民黨重新執政的時機，通過加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務必於二○一二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不戰而勝，政治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徹底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臺灣的所謂『民主經驗』，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這個文件中還對政治統戰方案、經濟統戰方案、社會文化統戰方案、相關的外交戰略方案作出了指導性和原則性規定。對上述各個方案，本書將用專章介紹。
《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最後提出：「在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 ，全黨、全軍的工作重心要轉到實現二○一二不戰而勝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上來。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工作，都要主動為對臺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 … 要把解決臺灣問題提高到關係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來認識。… … 在努力爭取用統一戰線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為主解決臺灣的同時，全黨全軍也要繼續毫不鬆懈地作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鄧小平同志的遺囑確定的，也是我們這一屆黨中央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靈所作的政治承諾，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一些臺灣朋友聽到關於中共對臺政治戰略的介紹後，第一反應是震驚，而且不相信中共會實施這個政治戰略。這些臺灣朋友斷言這個政治戰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這一點上臺灣朋友們說得沒錯——中共的這個政治戰略確實是非理性的。但這些臺灣朋友們沒有認識到，所有極權政治體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上的高度理性」。
關於極權政治體制的這個共同特徵，首先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不斷被歷史史實證實的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預見到德國會主動發起兩線作戰，但德國就那樣作了，這顯然是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與之同時，德軍的「閃電戰」等戰術，卻又顯出精確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機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情況下，日本會發起對美國的戰爭，因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與軍事家群體恰好選擇了戰略上的非理性。不過，日本海軍對珍珠港的偷襲又具備極其高度理性策劃的素質，即戰術執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根據理性判斷，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既無空軍掩護，又缺乏後勤保障能力的中共軍隊會投入韓戰，與剛剛用原子彈轟擊過日本的美軍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戰略決策的意義上被極權政治忽視，而中共軍隊的戰術則達到了以弱搏強所能達到的理性的極限。
上述這類史實還可以引證許多。為什麼極權體制會具備「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徵呢？對於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數千年前關於人治與法治的論述，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的治理優於人的治理。因為，人都是理性與感情的結合體，所以，人的統治會由於個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過，儘管每個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卻又有能力創造超越個體，因而超越情感的純粹理性形式，這個純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亞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對於理解極權體制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有直接的意義。極權體制與人治是同一回事。極權體制之下，獨裁者或者寡頭集團的個人情感是其戰略決策的根據，而以個人情感為根據的戰略決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對臺灣的政治戰略為例，在決策過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寡頭集團的愛恨情仇和寡頭們對極權利益的認知，臺灣民眾的意志、願望、情感、利益則完全被忽略。這種完全忽略臺灣民眾存在的對臺政治戰略決策怎麼可能是理性的？
長期以來，國際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共的判斷少有準確的時候，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不懂極權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用理性的標準判斷極權戰略決策，必定得出錯誤的結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誤導世界，也在誤導臺灣。臺灣的政治家和知識份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對臺戰略決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臺灣面臨的危險，更不可能找到戰勝命運大劫難的方法。胡錦濤等中共寡頭的個人心理狀態，在此次中共製定的「2012不戰而勝臺灣」的政治戰略中起到關鍵的實質性作用。從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對臺戰略決策不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瘋狂的。這正是我在緊接下來的一節中要討論的問題。
二、胡錦濤個人心理因素在確定對臺政治戰略中的作用——是歷史的荒謬，還是人性的荒謬
民主政治之下，權力意志之魂在於法律，而法律以公民的意志與利益為依歸；極權政治之下，最高獨裁者和寡頭集團的個人意志就是權力意志。當前，《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構成中共權力意志的首要的興奮點。所以，這個政治戰略的最終決策基礎，就在於胡錦濤和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個人的心理狀態。只有剝去表面的官樣文章的外衣，我們才能發現，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真實背景，是多麼陰暗，多麼瘋狂，又多麼荒謬。為此，我們首先需要對中共黨首胡錦濤的人格與心理狀態，作必要的探討。
極權政治要求用奴性人格與阿諛逢迎之術筑成陞官之路，因為，向上負責是極權政治的基本邏輯；極權政治是陰謀政治，所以，華麗謊言修飾的偽善與偽善深處隱藏的陰狠，就構成專制官場中生存與發展必須具備的人格條件；極權政治以對獨裁權力的貪慾，以及獨裁權力帶來的榮耀和特權，作為基本的政治動力，因此，對權力的貪慾必定是專制者心理的聚焦點。
奴性、偽善、陰狠的人格，對權力的沸騰的貪慾，構成中共官員普遍的基本人格與心理特徵。不過，要想從中共暴政兩千餘萬貪官污吏中脫穎而出，踏上權力之巔，除了命運的機遇之外，還必須是奴性、偽善、陰狠至極者，必須是把追求權力視作生命的唯一意義者。胡錦濤正是這樣的人。
對於胡錦濤，貪婪與權力已經成為唯一的生存價值。在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養成上，命運也為胡錦濤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胡錦濤出身於大學的政治輔導員。凡在中共建政後的大學裡學習過的人都清楚，大學裡共青團幹部、學生會幹部和政治輔導員一類人，是學術上無知無能，醉心於幫助中共對大學師生實施政治控制的告密者群體。在大學裡，與其說他們受到學術訓練，不如說受到中共控制人的政治陰謀和權術的訓練更準確。而這種訓練正是養成純熟的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搖籃。
胡錦濤雖然具備成為中共獨裁者的全部人格條件和心理素質，但他的仕途卻並非都一帆風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與共青團淵源甚深的中共領導人在權鬥中失勢之後，得勢的中共頑固派對共青團出身的幹部的政治可靠度產生懷疑；胡錦濤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順理成章處於懷疑之列。於是他從貴州省書記任上被調為西藏自治區書記。這次調動雖說屬於平級調動，但由貴州調到更偏遠的西藏，本身就是有貶謫的意味。而且從中共歷史上看，西藏的書記幾乎沒有能繼續升遷的。一時之間，胡錦濤的仕途似乎已到盡頭。胡錦濤心灰意冷之際，赴藏不久，便托病返回北京住院療養。
一九八九年是胡錦濤命運轉折的起點。年初，在北京養病的胡錦濤接到中共西藏黨委轉來的一份文件，文件中稱，根據公安部門秘密偵查掌握的證據，藏人僧侶準備在三月發起動亂。最初，這份文件並沒有引起胡錦濤的重視。這時令計畫找到胡錦濤。胡錦濤任團中央書記時，令計畫作過其秘書。按中共官場的潛規則，官員與其秘書之間是親密的主僕關係。令計畫得知那份文件的內容之後，向胡錦濤建議：馬上返回西藏，作好平息藏人僧侶動亂的準備；一旦事態出現，立刻高調平息動亂。令計畫指出，這可能是胡錦濤進一步發展的最後機遇；只有出現重大事態，胡錦濤的個人命運才可能出現轉機。
據知情者透露，五年之後，令計畫曾向人講起，他當時為胡錦濤獻的此策乃千古奇策，堪比漢張良當年為劉邦所獻的暫入蜀為王之策。
胡錦濤接受令計畫的建議，很快返回西藏，並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未經事先請示中央，就以西藏黨委名義，強令西藏軍區警備團和駐拉薩武警總隊，全副武裝，開進拉薩城區，用大屠殺的方式平息藏人僧侶的和平起義。胡錦濤本人竟然也完全違背中共官場規則，以文職人員的身份，頭戴軍用鋼盔、手執自動武器，赫然出現在大屠殺第一線。
據西藏公安廳一份秘密文件記載，此次大屠殺中逮捕僧侶一千三百多人，平息暴亂的當場擊斃所謂「暴徒」四百八十三人，後在關押中又有一百二十三名受傷的暴徒死亡或者自殺。胡錦濤，這個平常拘謹呆板，微笑總像不會凋謝的塑料假花一樣掛在臉上的人，竟會如此凶狠，連一些中共的老軍頭都感到驚嘆。一些曾與胡錦濤共過事的官員對此更覺得匪夷所思。
其實，胡錦濤的表現完全符合奴性人格的邏輯。在長期尊嚴被踐踏、情感被壓抑的奴性人格中，都如深海暗流一樣湧動著盲目報復的陰狠獸性。我預言，胡錦濤在對待藏人僧侶時展現出的凶殘，將在他「解決臺灣問題」過程中的關鍵時刻，再次血淋淋地裸露出來。
事件後，中央軍委和武警總部的一些高級將領對於胡錦濤未經請示中央就調動部隊十分不滿；認為這嚴重違背了軍事紀律，一度試圖正式提報告，要求對胡錦濤作出處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隨後爆發的六.四事件，不僅使胡錦濤完全擺脫受處分的可能，而且使他受到鄧小平的垂愛。鄧小平決意用自己沾滿六.四之血的手，把權力交給手上沾滿藏人之血的胡錦濤。這個精明老政客認為，只有如此，他死後才不會因六.四血債受到清算。無奈當時江澤民獲得李先念、陳雲的鼎力支持，鄧小平已不得不同意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他只好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和人事安排，隔代制定胡錦濤作未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並用政治遺囑的方式，把解決臺灣問題的權力和功勞「恩賜」給胡錦濤。當然，這絕非出於鄧小平對胡錦濤的個人偏愛，而是老謀深算的鄧小平為防止自己死後因六.四血案被鞭屍，一定要強化同他一樣有血案者，即胡錦濤的權力地位——鄧小平最怕的是他的後任者為六.四「平反」，因為，以共產黨的名義給「六.四」平反，意味著鄧小平及其家族徹底喪失所有政治依托，並直接承擔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滔天罪責。
總括而言，促使胡錦濤二○一二年之前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決策的個人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各項：
首先，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的兩屆任期已滿，按規定應當交出權力。對於獨裁者，交出權力比交出生命更痛苦。所以，在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過程中如果出現重大事件，或者主動製造重大事件，胡錦濤便會找到推遲中共十八大召開的理由，從而「合理地」延長自己掌握最高權力的時間。
其次，即便找不到延長執掌權力的理由，在權力還屬於自己的時候，運用權力「建功立業」，不但可以鞏固胡錦濤個人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而且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障胡錦濤交出權力後，其家族利用腐敗權力斂聚的資財的安全。
再次，成功「解決臺灣問題」可以使胡錦濤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對手取得絕對政治優勢，從而按照他的意願組建下一代中共領導人的核心團隊。這樣，即使交出了權力，胡錦濤也能夠繼續以太上皇的資格垂簾聽政。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胡錦濤決策二○一二年前解決臺灣問題的每一項心理因素後面，都是其奴性、偽善、陰狠和貪婪權力的人格在起作用。
同時，胡錦濤的這個決策不僅得到鄧小平政治遺囑的支持，而且也符合中共寡頭集團成員的利益。
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可以使這一代中共寡頭集團以「集體領導」之名，分享「豐功偉績」，滿足他們對榮耀的貪慾。不過，長期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洗腦，使中共官員基本上屬於極端功利主義的一類。因此，他們對榮耀的渴慕之下，隱藏著更加實用主義的考慮。
當今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及其家族，無一例外都是利用腐敗權力貪污受賄的犯罪者，其中相當一部分還犯有屠殺人民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等反人類罪行。在台上時，他們可以用權力保護自己，一旦下臺，失去權力之盾，他們的罪行就很可能成為權力鬥爭的對手整肅他們的理由。而參與「解決臺灣問題」的大功，則會為他們下臺之後提供歷史功勛意義上的地位保障，極大增強其安全感。
胡錦濤的個人慾望與寡頭集團成員的慾望和利益的契合，使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成為中共暴政整體的權力意志。那些相信中共戰略決策會遵循理性規則的人們，其實自己最缺乏理性，因為，他們缺乏對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特點作出準確判斷的理性能力。
遙想當年，慈禧太后為維持其專制皇權的安全，便把臺灣出賣給日本。在那個過程中，沒有誰想到要考慮臺灣人民的情感、意願和利益。臺灣的命運就這樣被一個衰朽荒淫的老太婆所決定。今日，中共政權，一個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極權統治的外來寡頭集團，卻又要以「統一」為藉口，用極權專制的鐵鏈鎖住自由的臺灣。在此過程中，臺灣人民的情感、意願仍然被忽略不計。難道臺灣的命運又要被腐敗至極、貪婪權力的中共寡頭集團決定嗎？這既是人性的荒謬，也是歷史的荒謬；或者說，這是獨裁者的荒謬的人性書寫的荒謬歷史。所幸，歷史並不總是由獨裁書寫。所有渴望自由的人們，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握住歷史之筆，書寫自由命運的時候——為歷史免於被獨裁者的意志主宰，渴望自由的人們必須書寫歷史，即便需要蘸著血淚書寫。
三、中共對臺戰略的策略和戰術設計 ——非理性下的精確理性
過去，智者告訴人類：貪慾是萬惡之源。現在，我願說：對專制權力的貪慾是萬惡之首。
正是對權力的貪慾構成專制者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基礎；權力的貪慾像一團猩紅的火，日夜燒灼著專制者的心，使他們成為非理性的動物。不過，專制政治的官場又是陰謀遍地、險惡至極的叢林。只有最具實用主義生存理性的人，才可能生存下來，並成為黑暗的叢林之王。專制官場的這種極端實用主義的生存理性訓練，又把專制者培養成深諳人性弱點的理性動物。專制者權欲沸騰的靈魂是非理性的，專制者的權謀之術則極端理性。專制者的這種分裂的人格特徵決定了，極權政治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特徵。而這也正是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通過精確的理性設計和運作，來實現專制權力的貪慾中的反自由、反人類內涵。這種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已經成為臺灣必須面對的現實。
從中共官員的身上，人們可以明確地發現非理性和權謀理性集於一體的雙重人格。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臺灣問題」的三個決議，是胡錦濤授意，由令計畫統籌的三個工作小組擬定的。那次會議上，令計畫在對三個決議進行說明的報告中講到：「… … 有同志提出疑問，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是不是倉促了一些，時機是不是成熟。… … 胡錦濤同志和常委班子，是在對未來我黨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局勢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之後，才果斷作出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決策。這個決策一點也不倉促，時機也早已成熟，即使有一些條件暫時不具備，也要用開創性的工作使之具備。… … 我們處於戰略機遇期，但也處於改革深化，深層矛盾將逐步暴露出來的時期。未來的五年之內，在經濟、社會和思想政治領域，可能集中出現不穩定因素，甚至可能出現大規模社會動盪。在這種情況下，果斷把解決臺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有利於凝聚全黨、全軍的意志，有利於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有利於預防可能出現的各種危機。… … 而且，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也是鄧小平同志對胡錦濤同志和這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囑託。鄧小平同志在遺囑中就高瞻遠矚，提出要盡早解決臺灣問題；指明這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關係到我黨的生死存亡。」
令計畫的這番話對於不熟悉中共黨文化的讀者，可能不容易準確理解。因此有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翻譯」。令計畫的上述發言的中心意思如下：由於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運行二十餘年造成的極端兩極分化已經到達臨界點，中共將在未來五年進入經濟、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大危機期。因此，實施二○一二年之前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可以把大陸的重大矛盾引向外部，同時有利於煽動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情緒，用以欺騙大陸民眾，緩解沸騰的民怨，為中共暴政度過危機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令計畫在戰略決策的層面上完全非理性。他只為中共度過危機的一黨私利，並根據一個化為飛灰的老政客的個人願望，就同意把專制的枷鎖加諸於臺灣的決策，這不僅是偏私的，而且是極端的，是極端非理性的表現。但是，為實現二○一二對臺灣不戰而勝的政治戰略，由令計畫主持擬訂的一系列具體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統戰方案，即戰術執行層面上的方案，卻顯示出迥然不同的風格。這些方案是本書下面將要介紹的主要內容之一，相信讀者會從中明確感受到下述這種風格：其對人性弱點之洞察、考慮問題之全面、分析判斷之冷靜、思想表述之縝密、行動設計之合理、權謀思辨之詭譎難測，等等都全然是高度理性的產物——沒有偏頗的激情、沒有極端的衝動，只有冰冷如鐵的堅硬的邏輯。
中共官員的非理性與理性的雙重人格，在中共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身上得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另類表現。中共將領中，包括公開用核戰爭威脅美國不得干預台海戰事的朱成虎在內，共有十一名將領曾先後分別寫血書給中共中央軍委，要求盡早發動對臺灣的作戰。王守業就是寫血書者之一。後來，王守業因得罪胡錦濤被逮捕。在審訊過程中，王守業精神完全崩潰。他供出，自己寫血書要求盡早開始台海作戰，除了為使江澤民有藉口繼續掌握軍權之外，還有其個人目的。他說，在眾多權力競爭的對手虎視眈眈的情況下，通過權錢交易斂聚的大量財富使他寢食難安。而對臺作戰無非兩種結果，一是戰勝，統一臺灣；一是戰敗，國家大亂，中共垮臺。無論哪種結果都對他有利——戰勝了，他作為主站的鷹派和對臺作戰後勤主官之一，定然獲得「民族英雄」的無尚榮耀和不可動搖的政治地位，在此情況下，那些權力競爭的對手和政敵也會知難而退，他的財富和個人的政治生命就都安全了；如果戰敗，中共倒臺，天下大亂，他也可以得到解脫，因為，根據蘇聯的經驗，蘇共垮臺後，前蘇共官員用腐敗權力獲得的財富不僅沒有受到清查，反而以私人財產的名義受到法律的保護。
據中共軍事法院的良知人士透露，胡錦濤在王守業的供詞上批示：「我軍的高級將領的思想意識竟會腐敗墮落到這種程度，難道還不應當引起全黨的高度警覺嗎？」其實，在戰略決策的選擇上，王守業遵循的是和胡錦濤同樣的邏輯，即以個人的主觀心理願望，而不是客觀理性，作為戰略決策的根據。區別只在於，兩個人的地位和處境不同，其戰略選擇的非理性的內容也有不同而已。
不過，就是同一個王守業，又具備出類拔萃的戰術設計的理性能力。王守業作為主管後勤保障的海軍副司令員，曾受命領銜設計台海作戰的後勤保障預案。在王守業主持下，由海、陸、空三軍種的後勤將領組成的設計組，僅四個半月就完成了預案設計。以遲浩田為首的退居二線的老軍頭組成的鑑定組，對預案鑑定後大為滿意，稱讚其設計之縝密與巧妙，超過當年日本海軍奇襲珍珠港的作戰謀略。
在人格的非理性和理性的雙重性問題上，胡錦濤則是中共官員的最經典的代表者。如前所述，中共二○一二年前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決策，實質上是圍繞著胡錦濤個人的權力貪慾與野心作出的非理性選擇。然而，只要沉降到如何在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戰術層面上，就可以看到精明的理性的權衡開始發揮作用。所謂「不戰而勝臺灣」的戰術方式設計，正是理性權謀的選擇結果。
胡錦濤確定用「不戰而勝」，即用統戰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既不是基於對中國古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則的理解，也不是像某些賣身中共的國民黨權貴人士宣揚的那樣，「中共不願看到兩岸同胞兄弟相殘的悲劇發生」，而是為實現胡錦濤個人權力野心所作的理性權衡的結果。
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無非兩種基本戰術方式選擇，即武力方式和統戰的非戰方式。中共軍方極力主張用武力為主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以便為軍人「建功立業」，提高軍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創造條件。但胡錦濤與軍隊素無淵源，如果武力解決，整個過程將由軍方主導，胡錦濤只能作一個政治木偶，難以真正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而且，武力解決臺灣之後，軍方將領的權威和政治影響力將極大加強，從而造成對胡錦濤政治主導地位的威脅。正是出於上述理性權謀的考慮，胡錦濤才否定以武力為主的戰術選擇。相反，用「統一戰線」的和平滲透、利誘收買的方式，不戰而勝臺灣，則可以使胡錦濤在整個過程中處於理所當然的主導地位，使臺灣問題的解決首先成為胡錦濤個人的「不世之功」。國民黨的重新執政，以及國民黨權貴階層的親共、媚共、投共、賣臺的政治取向，恰又為胡錦濤確定「不戰而勝「的戰術方式，提供客觀可能性的現實基礎。
用統戰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戰術方案，引起中共軍方極大的反感與反彈。為安撫軍方，胡錦濤同時要求令計畫統籌擬定《關於對臺軍事鬥爭準備預案》。這個預案的主要內容本書後面也有介紹。除安撫軍方之外，胡錦濤在選擇「不戰而勝」方式的同時，又制定「軍事鬥爭」準備的預案另有深意。這個預案為其在統戰過程中用小規模戰爭方式激化局勢，從而找到在大陸實施緊急狀態的理由，提供了根據。緊急狀態之下，胡錦濤便可合乎邏輯地推遲中共十八大的召開，並繼續超期控制最高權力。書寫到此，不禁感慨：中共狗官的權謀理性，真是機心萬端，陰暗如晦，鬼神難測。
中共戰術層面的極端理性不僅表現在戰術方案的設計上，而且表現為實施過程中對既定戰術方案的及時有效調整。現只隨手拈來一例說明之。
臺灣實行開放陸客來臺旅遊的政策之初，由於馬英九當局刻意鼓動起的樂觀情緒，許多臺灣人滿懷乞盼，等待大批陸客如「及時雨」從天而降，給臺灣帶來商機。但是，最初數月，大陸客每日入臺只區區數百人，多者也不夠千人，使臺灣眾多景點建起的各種旅遊設施大部分置閑，投資者面臨慘痛損失的前景。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已經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開始步入危機，而國際經濟危機此時發生，又給其雪上加霜。在此情況下，大陸一般民眾缺乏旅遊消費的能力，而中共國務院也沒有能力為大規模公款赴臺旅遊支付賬單。
二○○八年十月，中共統戰部給中共書記處的一份報告中稱，由於赴臺旅遊的人數遠低於預期，不僅開始影響馬英九政府在臺灣民眾中的聲譽，甚至可能對馬英九加強同大陸經濟聯繫的戰略政策產生重大消極影響。此份報告提交僅三天，中共書記處就在令計畫主持下，作出應對決定。這項決定的保密層次為「絕密」。該決定要求，由統戰部牽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參加，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任務是，促使在中國盈利的海外華人投資的企業（不包括台資企業）和中國的民營企業出資，組織員工赴臺旅遊；對積極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要給予工商管理和稅收方面的合理優惠待遇，對於不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要從工商和稅務的角度，依法嚴加管理，對其在工商和稅務上的任何違法行為，都要及時查辦，從重、從嚴處罰。對於其他性質的企業願意出資組織員工赴臺旅遊，也要積極鼓勵。
該決定還要求，在中共統戰部協調下，工商總局、稅務總局和國家旅遊局要確保二○一二年徹底解決臺灣問題之前，每年赴臺旅遊人數達到五十萬左右；並聲稱，「上列各單位必須以對黨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把這項任務當作重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中共享上述方式逼迫華商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為陸客赴臺旅遊，這個被稱為「政治任務」的活動買單，與黑手黨收保護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共統治下能夠長時間生存的華商和民營企業，以及其他企業，都學會了奴僕的乖巧。對中共這種敲竹槓式的號召自然至少表面上大力支持。因傳銷而常受打壓的直銷集團此次搶到獻媚的先機，不僅首批組織並資助員工赴臺旅遊，而且責令其員工必須按照行前中共統戰與國安部門培訓的要求，把旅遊當作「統一祖國的政治任務」，要向台胞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宣傳只有和祖國大陸在一起，臺灣經濟才有出路的觀念。如此這般一來，才出現了直銷團員在臺灣猶如暴發的土財主式的表演。
相信在中共暴政強權的逼迫之下，不斷會有企業組團赴臺旅遊，人數定可達到每年五十萬人次左右。只是這種以二○一二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為期限的政治任務式的旅遊經濟，對於臺灣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中共給予臺灣的經濟利益，是要在二○一二年收回政治利息的，——政治利息的實質，就是自由的臺灣要淪為中共極權專制之下的政治奴隸。
我們用較長篇幅論證中共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非理性與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人格分裂的特徵，是為了明確表達一個事實：中共享極權鐵手扼殺臺灣自由命運的非理性的戰略決策，正在而且將繼續由極其富於策略理性的戰術設計來推行，即非理性的罪惡的政治目的是被遮蔽在用精巧的理性編織的騙局後面；只有等到中共在二○一二年條件成熟之後翻開政治底牌時，其政治目的才會裸露出來。所謂圖窮才會匕現。可是，臺灣有能力洞察騙局，看清中共政治目的對臺灣自由的致命威脅嗎？
四、簡要結論
一個社會養活既不作工，又不務農，也不經商，還不搞科研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是為了經過這個群體，實現特定的社會職能。這種特定社會職能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當重大的危險逼近時，政治人物能夠憑藉其政治敏感性，文人能夠憑藉其智能與知識，為社會敲響警鐘。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臺灣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辜負了養育他們的臺灣。
現在，政治大劫難已經逼近臺灣，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中共又用精緻的理性鑄成華美謊言的幕障，阻斷普通臺灣人看清事實真相的目光。這正是臺灣需要大政治家和智者的時刻。然而，我們看到——歷史也必然看到了，眾多國民黨的政客、馬英九與其政府的官僚、利慾熏心的文人，以及俗不可耐的電視名嘴們，都在隨著中共的謊言歡歌醉舞；他們試圖讓臺灣人相信，對中國人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造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社會悲劇的中共貪官污吏集團，已經天良發現，洗心革面，由嗜血的暴政變成樂善好施的菩薩，從而將給臺灣帶來豐饒的財富和永久的和平安寧。
這群臺灣的小政客和無恥文人在幫助中共傳播謊言，也是在幫助中共暴政推行其反自由的政治戰略。無論這次大劫難將來以何種方式落幕——是臺灣的自由被劫難所摧毀，還是臺灣人戰勝劫難，歷史都將把這批臺灣小政客和無恥文人，作為永不饒恕的詛咒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