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魏錦華編譯】本文譯自中國作家余華1月1日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
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上訪制度與司法系統平行運行，並獨立於司法系統。
腐敗和不公的受害者不相信法律，他們於是夢想著會出現清官還他們公正。儘管各級政府都有上訪機關，但訪民們寧願相信中央當局更不易腐敗，所以湧向北京。據估計，每年全國有超過1千萬上訪案件，遠遠超過了普通法院受理的案件。
中國法律，至少在紙面上，比過去更建全，一些法律專家提出撤銷上訪制度。但中共當局還是保留了它，或許，它也對法律缺乏信心。也許，更關鍵的是，它想為那些上訪者留下一線希望，幻想有一天不公得以伸張，如果所有的希望都失去了，上訪者可能會採取更加極端的行動。
通常，國家信訪局只是登記投訴，然後要求地方政府處理。但多年上訪未果的請願者也學會了鬥智鬥勇，他們知道，只有不斷的持續的到北京上訪，才能對當地政府造成壓力，他們意識到，集體上訪更有效。政府硬性控制示威，但集體上訪仍然是普通人（向當局）施壓的手段。
與此同時，一些上訪者把重點放在登記投訴的過程，而不是結果。看到司法不公，上訪制度是假的，於是，他們把上訪當作勒索的手段。
舉個例子，2007年秋，時值中共17大，山東省的一個村民打電話給村長說他在天津，要上火車到北京上訪。村長嚇呆了：在這關鍵時刻要是有人到天安門廣場上訪，不但村長要丟官，他的上司，鎮長和縣長，也會灰頭土臉。村長於是請求村民不要去北京。好吧，村民說，但需要2萬元。村長放下電話，從公款裡取了錢，當天給村民的妻子送去了。
對此我們不應感到驚訝，社會動盪日益惡化，使「維穩」成了政府官員的口頭禪和扼殺抗議的藉口。儘管上訪制度與正常法律系統同時存在，但維穩卻經常與之完全相左。
現在維穩成了最重要的，這使得地方官面對投訴或抗議變被動為主動。在維穩的名義下，攔截、關押上訪者變成完全合理的。
去年7月溫州兩輛高鐵撞車後，死傷者的家屬趕到現場。3天後，溫州的律師事務所接到了當地司法局和律師協會的緊急通知：「火車相撞是重大的、敏感的事件，事關社會穩定。」通知指示律師們接到案子要「立即報告」給司法局和律師協會。「不可以擅自回應法律請求。」
當通知內容被媒體曝光後，引起一片嘩然。律師協會承擔了責任並道了歉，說它沒有發該通知的司法許可權。
但律師協會是從司法局接的命令，所以道歉在網際網路上受到嘲笑。這讓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諺語，「一個士兵怕他的上司甚過敵人。」
最近烏坎居民發生了起義，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該事件反映了申訴程序、司法系統和維穩之間的不平衡。地方當局無視村民對出售農地腐敗的投訴，鎮壓了隨後的抗議。騷亂最終通過政治安排解決，而不是通過司法行動。
在中國，第三者插足被稱為「小三」。有個玩笑講3個幼兒園孩子玩過家家。
男孩說：「我要當爸爸。」
一個女孩說「我要當媽媽。」
另一個女孩皺著眉說：「看來我只能當小三。」
如果法律，上訪和維穩一起玩過家家，我想，我們會看到這個對話：
維穩說：「我是爸爸。」
上訪說：「我是媽媽。」
法律撅著嘴說：「那，我是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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