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已成為中國最令人糾結的社會問題：年輕人舉全家資源為結婚買房，本應成為社會中產階級的白領階層淪為房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每年獲得數萬億的土地出讓金，有關係的開發商輕鬆獲得巨額利潤，被查處的貪官手握數十套房產亦不足為奇。公眾的不滿情緒由此而來。
面對房價問題的政治化，中央也不得不多次重申要堅定調控房價。但中央的調控政策難免投鼠忌器：房地產不僅綁架了GDP，更綁架了地方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到地方融資平臺的還款前景，乃至銀行業資產安全。事實上，自2005年以來，中央的房價政策一直在走鋼絲。
2011年以來，房價調控政策愈加升級：房產稅、限購令先後出臺，一些地方還出現了限價令。不過真正產生一定效果的還是銀行信貸緊縮。2010年－2011年，央行12次提升準備金率，這一旨在打擊通脹的努力卻「意外」影響到了房地產，因為房地產屬於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陷入資金鏈困境的開發商近期開始被迫降價銷售。
但是這樣的調控效果不僅不可持續，而且從長期來看效果適得其反。首先，過度提升準備金導致「硬著陸」風險加大。目前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鐵道部都存在很高的違約風險，硬性的信貸緊縮，有可能導致經濟硬著陸。其次，房價過高，是因為需求相對於供給而言太高。而眼下的調控正朝著逼死做為房屋「供給方」的開發商的方向演進，這與「增加供給、抑制需求」是相悖的。一旦信貸政策鬆動，大量觀望需求湧入，而供給方又出現能力萎縮，結果將是房價新一輪的反彈。事實上，2011年12月初35個月來首次降低準備金率，已經預示了信貸緊縮不得不向「硬著陸」風險低頭的結局。
那麼，中國房價究竟有沒有解？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清楚中國房價泡沫的本質。
一方面，中國的確存在房價過高問題。目前中國城市房價收入比高達8至10倍，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甚至接近30倍。相比之下，即便在美國房地產泡沫達到頂峰的2005年，全美國房價收入比最高值不過5.1倍，而泡沫最嚴重的拉斯維加斯也不過為5.6倍。日本20世紀80年代房價泡沫時期的房價收入比也不過15倍左右。因此，相對於普通公眾而言，中國房價嚴重泡沫化了。
另一方面，與美國2007年房價泡沫不同，中國一直對個人房貸有嚴格限制。美國房價泡沫的起因是銀行不斷降低個人房貸的門檻，最後乾脆取消了首付款要求，甚至連月供都可以推遲交納，結果滋生了大量「次級貸款」。但是，中國的房價泡沫並非買房者過度運用金融槓桿進行投機的結果。
可以說，中國的高房價既是泡沫又非泡沫。說它泡沫，是因為嚴重偏離了普通公眾的購買能力；說它並非泡沫，是因為全社會做為一個整體有合理的支付能力來承受目前的房價。
出現上述悖論的原因並不複雜：中國房價泡沫，並非典型的金融泡沫，它不過是社會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集中體現而已。
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5左右，超過貧富分化最嚴重時期的美國。更重要的是，中國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又偏好於投資相對於股市更為省心的房地產。根據王小魯的研究，中國2008年灰色收入即高達5.4萬億。灰色收入與房地產的關聯，從大量落馬貪官案件上得到一再證實。
因此，中國房價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房子太少，而在於分配嚴重不公：太少的人手中集中了太多的房產。這集中表現為高空置率。按照國際一般標準，房屋空置率在5%－10%之間為合理區域。雖然中國政府未能公布空置率數據，但謝國忠估計為25%-30%。《第一財經日報》曾報導有四類房產空置率高達40%左右，其中包括郊區的高檔住房、投資性住房、商住兩用樓盤和無產權房。央視發布的調查顯示，中國660個城市有高達6540萬套住宅電錶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這表示全國有高達6540萬套空置房。雖然有關部門事後否認這一數據的準確性，但空置率高當是不爭的事實。
理解了中國高房價是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結果，就不難明白房價調控為何如此艱難。解決中國高房價問題，必須從調節收入分配結構入手：第一，要限制政府部門的權力，從根子上遏制腐敗。在存在大量空置房的情況下，政府以大躍進的方式推進「保障房」，將導致嚴重的社會資源浪費。正確的做法是嚴厲打擊腐敗，將沒收的貪官房產進行公開拍賣，然後以拍賣收入去投資保障房；第二，要通過減稅、打破央企壟斷等方式還利於民；第三，要開徵遺產稅，縮小收入差距。顯然，解決中國中產階級的「房事」，路漫漫其修遠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