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臺灣的希望
一、鄭南榕精神
——燃燒的臺灣之魂
一九八九年，海峽兩岸都發生了對各自未來命運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中國大陸，六.四學運，風起雲湧；六.四屠城，舉世震撼。臺灣則發生了一件與六.四相比較少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件——鄭南榕為抗爭威權，堅守自由的信仰而自焚。
六.四學運黯然敗北，曾如太平洋的波濤般激盪的國際影響也已風平波靜，極權專制依舊主宰中國的命運；二十年後的今日，紀念六.四者形影相吊，寥寥無幾，歷史似乎已在忘記六.四。臺灣的情況正相反。鄭南榕燃燒的生命中熔鑄出打開臺灣自由之門的金匙——他在烈焰焚身的慘烈痛苦中所作的生命之舞，宣示出不屈的自由意志，使威權政治心驚膽搖，步步敗退，臺灣的自由民主事業終有大成。
為什麼全人類關注的六.四運動不能結出民主之果，至今其精神魅力已成昨日黃花，而當時並沒有引起世界廣泛關注的一位臺灣知識份子自焚事件，卻成為臺灣專制與自由之間的歷史界碑？原因或許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則在於中國六.四是一場沒有自己的精神聖徒的運動，而鄭南榕被金焰熔鑄為鐵黑色的軀體，則是臺灣自由民主運動的聖物。沒有屬於自己的精神聖徒的運動必敗，因為她缺少感動命運的道德魅力；把生命作為祭品獻給自由民主事業的聖徒，是一場社會運動獲勝的主題歌——這便是歷史的邏輯；歷史似乎很殘忍，但歷史是公正的。
六.四之夜，北京市民激於義憤，舉行了人民起義，用石頭還擊坦克與槍彈，以至於血漫北京。然而，那流淌的血河卻沒有升華為屬於聖徒的精神價值。因為，之後沒有誰宣告，他是自由民主的獻祭者，他的血是獻給自由民主的祭品。「六.四運動」過程中，眾多中國知識份子在學運可能會勝利的幻想鼓舞下，爭先恐後，衝進歷史的聚焦點，作熱烈火辣的政治之舞表演。血漫六.四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的整體表現一言以蔽之：心驚膽破，蛇行鼠竄。其典型者如方勵之，躲進美國大使館，把學生運動的命運留給血雨腥風；至於劉曉波，一朝被捕立刻骨軟心碎，向屠夫搖尾乞憐，長安街上的血還沒有完全歸乾涸，他便撰文發表在臺灣《聯合報》上，以詛咒六.四。關鍵之處在於，從方勵之到劉曉波如此作為，既沒有韓信忍胯下之辱，以期申大志於天下的願望；也沒有勾踐嘗糞偷生，為圖復邦強國的大謀略；更沒有太史公忍恥負重，以成就煌煌巨史的大良知——方勵之、劉曉波們如此作為，竟只是出於恐懼，只是因為他們那一顆怯弱的心被暴政嚇碎了。
中國知識份子卑鄙的政治投機心態和庸人的怯懦，弄髒了六.四精神，而歷史不會給不潔者戴上凱旋的榮耀之冠。
國土縱橫萬里，文人碌碌千萬，卻無一人願為自由民主而視死如歸——這是中國民族人格深刻墮落的標誌。在鄭南榕精神前，中國千萬文人應羞愧得無地自容。鄭南榕點燃自己的那一刻，也同時點燃了屬於臺灣的理想主義的聖火。從此之後，對於臺灣，自由不再僅僅是人們的願望，而升華為熾烈的精神信仰；同時，臺灣的自由民主事業和獨立建國理念也由於有了偉大的獻祭者，成為充盈著生命神聖感的事業。釘上十字架的基督是基督教道德精神的象徵；埋葬在金色烈焰中的鄭南榕，則是臺灣自由精神的聖徒。對於這位聖徒，自由意味著宗教，自由就是上帝。
臺灣是幸運的。因為有了鄭南榕，臺灣就有了永遠燃燒的魂魄。鄭南榕精神之所以成為臺灣之魂，既是由於他為理想主義而獻祭的聖徒人格，更是由於他的生命中蘊涵的精神價值。我，一個願終生尋找詩意與哲理的浪跡天涯者，對彫刻在臺灣命運之碑上的鄭南榕的理念感觸良多。
鄭南榕為獨立建國注入自由價值的內涵。這是一位大智慧者揭示出的關於臺灣命運的真理，即臺灣獨立建國是獲得自由的政治前提；人的自由，構成獨立建國的核心價值。
當鄭南榕為獨立建國架起通向自由，這個生命哲學的最高價值的精神橋樑時，他已使獨立建國的理念超越臺灣地域的限制，超越族群利益的限制，而達到人類普世價值的信仰高度。理解自由，是人類最神聖的精神事業；每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本質上都意味著對自由的獨特理解，人類就是在對自由的不斷更新的理解中走向進步。臺灣之魂由於以自由為精神之王而崇高；臺灣獨立建國由於以自由為精神價值的起點和歸宿，而與至上的真理一致。對此，鄭南榕之功厥偉。
智者視野寬廣如大海，聖徒胸懷遼闊如蒼天。一句「我，叫作鄭南榕，我是外省後代，我主張臺灣獨立」，便賦予獨立建國理念大海蒼天般的包容性，使之超越臺灣內部族群分裂的狹隘意識，成為生活在臺灣這個命運共同體內的所有人群的共同利益的象徵。把獨立建國視為一部分人的事業，甚至精神特權，只能導致臺灣族群分裂的結果，把獨立建國引入絕境死地。對此鄭南榕早有警示，而至今卻依然有宵小狹隘之徒樂此不疲。
鄭南榕不僅引導獨立建國的理念走出單純族群或地域利益的狹小眼界，進入自由價值這個生命哲學的最高境界，同時，他又使自由的價值具象化為與臺灣實際命運一致的理念，即對言論自由權和政治選擇權的要求，並通過發布《臺灣共和國憲法》，確立了實現基本人權的法治方式。這樣，鄭南榕就以獨立建國為基礎，將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法治等現代進步的國家意識，熔鑄成一個有機聯繫的價值體系。臺灣因此而擁有豐饒的國家意志。
鄭南榕是一個屬於臺灣的奇蹟。他雖然生長於海島，卻又有絲毫不受島國意識限制的人類價值觀和世界歷史觀。他的「好國，好民」新國家意識中，凝聚著一個雄心壯志：以臺灣命運的名義，對人類未來發展應當遵循的新的價值原則，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
鄭南榕似乎在二十餘年前就預見到了人類精神的大危機。當前，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從本質上講不是經濟的，而是生命哲學的。以風行數百年的「自由主義」傳統衍生出的放縱物慾的生命態度，以及這種生命態度創造出的生活方式和無節制地超前消費的虛擬數字經濟，構成當前經濟危機的基礎。要從治本，而不是治標的層次上解決這次經濟危機，就必須對構成人類以往生活方式基礎的價值觀念作深刻反思，並以此為前提，創建更符合人類生存保障和幸福追求的生活方式，以及作為這種生活方式物質基礎的經濟機制。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切應對經濟危機的具體措施，都只不過是下一次更嚴重危機到來之前的鎮痛劑。
鄭南榕不可能在二十年前就洞察這次危機的具體內容，但他的「好國，好民」意識已經提出了一項會為臺灣帶來歷史榮耀的責任，即臺灣要通過創建新型國家，確立新的公民意識的努力，為人類未來的發展，尋找到更符合人性的國家制度形式。臺灣將因此而成為人類國家史上的一顆精神價值的明珠。
島國小邦有四海之志，凌雲之想，並非為圖虛名，而是要在強權虎視鷹顧之下，為臺灣獨立建國創造更具世界感和歷史感的價值基礎。不如此，臺灣獨立建國就不會獲得殺出命運重圍，並戰勝強權所必須的精神價值能量。我相信，這正是鄭南榕為臺灣籌思之深意。以色列亡國千年仍能重建祖國，其精神能量之源，在於古猶太智慧中的宗教情懷對人類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影響。臺灣無法像上帝的選民猶太人那樣，從古老歷史的遺產中發現精神能量的源泉；屬於臺灣的精神能量只在未來——通過臺灣的立國精神，創造出更符合人類自由發展需要的國家形式，從而使臺灣的立國精神成為人類時代精神的前導。開國立邦乃重大歷史事件，而人類歷史本質上是精神史，意志史。因此，強大的精神能量——無論其來自歷史的遺產，還是源於引導人類走向未來的精神價值能力，都構成開國立邦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對此，非大智慧不足以理解。鄭南榕的「好國，好民」思想表述的新國家意識，正是這種大智慧的棲息之所。
釋迦牟尼因踐行其大智慧的苦修與傳道，被稱為「大雄」。鄭南榕的生命中亦有大雄之氣魄。這位臺灣的智者既顯示出創造精神價值之大智，也證明了他有踏平萬里艱難，實現精神價值目標的大勇。智慧是美德，但智者如果只思不行，人們便會懷疑智者是否真得愛戀美德。鄭南榕乃是知行合一的英雄，是美德的苦戀者和熱戀者。一旦確立了與真理一致的價值目標，他就毅然前行，絕不瞻前顧後，絕不左視右盼；在他的視野裡，唯有崇高的理想主義和不變的現實目標；他無視命運凶險，不顧個人安危，只把自己的生命許給了自由。
創造真理需要智慧，實踐真理需要勇敢，創造並實踐真理者便是聖者。鄭南榕實踐自己精神價值的行為，以壯烈的殉道之死作為終結。那是英雄生命的風格，那是悲愴史詩式的終結。鄭南榕之一言：「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便將令千古歷史為之動容，因為，歷史也尊敬英雄。當鄭南榕把自己埋葬在金色烈焰之中時，鄭南榕精神就以臺灣之魂的名義不朽；鄭南榕所創造的英雄人格之美，就以臺灣之魂的名義永存。
回顧英雄的生命點燃的歷史，凝神注視聖者之死，更覺現實中庸人俗物的可鄙。那些用獨立建國理念作政治投機以換取選票的小政客們；那些以「立法會不佔多數」的藉口，為自己在獨立建國理念的實踐領域首鼠兩端進行辯護的庸人懦夫，——他們在鄭南榕充盈著高貴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前，面對鄭南榕義無反顧，只求真理的命運足跡，不知是否還有羞愧的能力，不知是否還有自省自責的勇氣。
作為立國之本的精神價值乃是國魂。即便國土被奪，國權淪喪，只要國魂不滅，就永遠有希望。以色列國滅千年，終能復國，其要在國形雖銷，而國魂不死。今日，中共鐵血強權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陰謀，正在榨干屬於臺灣的時間；國民黨權貴賣臺投共的腳步聲風急雨驟。所幸鄭南榕已完成為自由之臺灣鑄國魂的大任；只要鄭南榕精神還沒有被臺灣人完全遺忘，臺灣的自由之魂就不死。就算最冷酷的命運降臨臺灣，即使臺灣的自由在大劫難中一時淪喪，只要臺灣之魂尚存，絕望就不屬於臺灣，臺灣自由的命運之星便不會隕落。
二、重建國家意志、臺灣主體文化價值，社會道德基礎和人民的自信
——知識份子與政治家的天職
由於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的失職，臺灣人正在忘記鄭南榕精神。這種遺忘，導致臺灣喪魂失魄，精神價值混亂，缺乏應對命運大劫難的意志能力。為臺灣的自由不死於中共暴政的政治陰謀，臺灣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應當意識到自己的天職之所在，並首先引導社會回歸鄭南榕精神。當然，時間不會倒流，歷史也沒有純粹的回歸之路。所謂的回歸，意在以鄭南榕的精神價值和他的英雄人格魅力為起點，重建國家意志、臺灣主體精神價值、社會道德基礎和人民的自信。
重大的命運問題，往往需要通過重大的社會運動才能得到解決。為解決國魂喪失的問題，並應對正在逼近的大劫難，臺灣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有必要盡快啟動四大社會文化運動，即以重建國家意志為目標的「全民制憲運動」；以重建臺灣主體文化價值為目標的「自由文化運動」；以重建社會道德基礎為目標的「淨化政治權力運動」；以重建人民自信為目標的「理解鄭南榕英雄人格運動」。這四項運動共同構成「重鑄臺灣之魂」的歷史進程。
四大社會文化運動緊急啟動，同時並舉，驚醒昏昏欲睡的臺灣社會的良知，震撼渾渾噩噩的茍安心態，擊碎政治道德虛無主義，從而讓重建國魂的事業重返臺灣時代精神的中心。
「全民制憲運動」的要旨在於，使重建臺灣國家意志的運動超越族群的界限，成為全民共同的事業，從而確立「臺灣是所有臺灣人的命運共同體」的政治意識。
「全民制憲運動」首先應當撞響臺灣命運的警鐘，揭示中共欲滅亡臺灣主權與自由，將臺灣置於其中央極權統治之下的政治陰謀。通過制憲運動，要達到重建國家意志的緊迫性的全民共識：為給臺灣的自由以國家意志保障而制憲；為臺灣免於淪為中共的政治奴隸命運而制憲；為阻止一小部分國民黨權貴賣臺求榮而制憲；為應戰臺灣命運大劫難而制憲。
理解自由與正義，乃是人類崇高的精神事業，是人類政治法律思想的永恆主題。臺灣「全民制憲運動」要成為這項崇高事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要成為這個永恆主題的最新表述——臺灣制憲運動一定要超越島國和族群利益的範疇，直接與人類的精神命運對話；唯有如此，才能為臺灣重建國家意志的事業贏得整個人類的理解、尊敬與支持。
在總結以往數百年人類追求自由、正義的政治和法律實踐之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重新以憲政法治之名，對自由與正義作出具體的制度性理解，從而使臺灣憲法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對自由和正義的經典法律表述；要在把「權力關進牢籠」、防止財富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特權、保障競爭過程的公平和競爭結果的合理性與人道性、個人自由與社會共和利益的關係、人的自由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等所有同自由與正義相關的範疇內，都能體現人類所達到的最新思想邊界。臺灣憲法，以及書寫在憲法中的臺灣國家意志，將會因此得到歷史的肯定。
國家是政治的範疇，但又首先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構成國魂的精神價值背景；抹去一個國家，必定要滅絕表述這個國家精神價值的文化特徵。中共在其「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就確定，要在極權政治「統一」臺灣之前，先行實現「文化統一」——命運已經發出冷峻的警告：如果臺灣的自由文化不興，臺灣的文化精神便將死於中共暴政的極權文化。
就臺灣而言，為有效重建國家意志，必定要同時通過「自由文化運動」，重建臺灣主體文化價值。文化價值的重建只有具備浩蕩的社會文化運動的巨大能量，才可能全面實現在哲學、文學、音樂、繪畫、歷史學、法學等領域的狂飆突進。臺灣「自由文化運動」的主題就是，以自由的理念為主導，以多元文化為原則，創造出具有臺灣命運風格的美學形式、智能樣式和價值魅力。
臺灣處太平洋萬里波濤間，乃是東西交匯，南北通達，四方響應，八面來風之地，恰為發育具有獨特命運風格的多元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理條件。關鍵在於臺灣的知識界不要辜負了這片鐘靈毓秀、天造地設的多元文化之地。
意志是人類史的根本動力，而文化精神則構成意志之源。西方文化主宰時代精神數百年，主要依憑「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的巨大精神能量；直至現代，許多精神範疇內，人類還在執行「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遺囑。以史為鑒，可知興衰。今日臺灣重建國魂的事業能否成功，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臺灣是否具有創造出主體文化價值的精神潛力。任何領域的文化創作固然都是個性的嘔心瀝血的過程，然而，以個性為根據的文化創作成果像夏夜滿天繁星一樣，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蒼穹中璀璨升起，就將構成一次魅力無限的社會文化運動。現在，臺灣的命運在召喚「自由文化運動」，以重建臺灣主體文化價值；「自由文化運動」則將召喚屬於臺灣的文化大師群體，用他們的個性之美所創造的精神成果，點燃臺灣主體文化價值的聖火。
「淨化政治權力運動「的必要性，直接肇因於政治道德基礎瀕於瓦解的現狀。國家權力可能扮演兩個角色：當權力符合正義、廉潔的原則時，它就是一個偉大的導師，會引導整個社會走一條向上的道德之路；當權力不公、不義、不廉時，它便成為最邪惡的教唆犯，它會教唆整個社會不相通道德，走一條墮落的道德沉淪之路。
臺灣從「光復」直到今天，一直沒有真正解決國家權力腐敗不潔的問題。國民黨當初敗於中共的一項重要原因，便是其官員的腐敗。但是，潰退臺灣之後，國民黨並沒有找到根治權力腐敗之策；臺灣人民對國民黨黑金政治的厭惡，構成國民黨敗選於民進黨的原因之一。不過，連上帝都難以逆料，肩負臺灣人對廉潔政治的歷史性期待的民進黨，竟讓上帝和臺灣人民一起失望；陳水扁家族的貪瀆，似乎在論證權力腐敗已成臺灣的政治癌變。
陳水扁家族貪瀆事件對於臺灣社會政治道德的影響，比國民黨黑金政治更具災難性。因為，人們從來就沒有指望國民黨政治會乾淨；在人們的心目中，國民黨權貴階層貪污，就像小孩要尿床一樣不可避免，而權力腐敗是長在國民黨屁股上的政治胎記——不被寄予希望者，不會使人傷心。對於陳水扁則完全相反。臺灣人民把他當作政治良知的象徵和權力廉潔的希望，送上國家權力意志的峰巔。而他用自己的所作所為告訴臺灣社會，政治良知是虛假的；權力廉潔是幻想。
我曾有言：「高貴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社會運動一旦凋殘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經死亡了。」民進黨二○○八敗選，正是因為它的候選人已經喪失高貴人格的魅力。
人不怕艱難困苦，就怕沒有希望。在陳水扁使權力廉潔的希望破滅之後，臺灣社會對政治道德的信心怎麼能不崩塌？對政治道德的信心是社會整體道德體系的重要支點之一；支點崩塌了，社會道德體系就面臨重大危機。試想，一個對道德缺乏信心的社會，怎麼可能支撐起崇高的國家意志，怎麼可能湧現出絕世之美的主體文化價值？所以應當認識到，「淨化政治權力運動」之必要性雖然直接源於政治道德的危機，但其深刻的意義則在於，淨化政治權力是重建臺灣國魂事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高貴的國魂要求淨潔的政治。
「淨化政治運動」是，卻不只是政治範疇的進程；只有成為社會文化運動，淨化政治才會對全民重建對道德的信心產生關鍵性影響。一個社會沒有理想主義，就沒有道德信心；重建對道德的信心，與回歸理想主義是同一回事。淨化政治的社會文化運動要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人格，都重返理想主義——要堅信民主政治是乾淨的政治，國家權力必須純淨如水；要堅信承擔重建國魂的天職的政治家必須是冰肌玉骨、兩袖清風的聖徒。我完全知道，在權力腐爛的骯髒時刻，呼喚純潔的理想主義是艱難的；在人性腐爛於物質的時代，召喚理想主義的聖徒人格更意味著大艱難。但是，為了重建臺灣國魂的事業不敗於政治道德的崩潰，為了臺灣的命運不葬送於權力的腐敗，「淨化政治權力運動」只有高揚理想主義的旗幟，用良知的淨水，洗去政治權力上的人性貪慾的污跡——在艱難的時刻，必須相信良知；喪失對良知的信心；理想主義者便喪失一切。
我已經聽到，臺灣命運的大劫難日夜都在呼喚願為重建國魂而生死存亡的聖徒。危難出聖徒。臺灣是否能夠獲得屬於未來的高貴而自由的命運，相當程度上取決於這片奇麗與娟秀共存、壯美與清幽同在的山河，是否還能產生出堅守理想主義原則的聖徒群體，以他們純潔的人格，重建臺灣人對政治道德的信心。另一方面，僅從政治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也可以得出結論：無論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只要如果能在淨化政治權力的過程中卓有成效，從而獲得人民的信任，它也就必定成為權力的執掌者。
政治權力意志喪失自信，必然導致人民的自信的喪失。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已造成臺灣社會自信心崩潰的惡果——臺灣人喪失政治自信，畏中共如虎狼，只想委曲求全，不思強國自保；臺灣人喪失經濟自信，視中共如財神，大陸市場如救星，於是資金洶湧外流，到中共極權下去尋求暴富，成滾滾如塵的台商之艷夢；臺灣人喪失文化自信，學者常游大陸作學術「朝聖」之旅，藝人則以大陸文化市場為戀，本土主體文化價值意識似已駕鶴西去，中共黨文化之思想意識載體滾滾湧入；臺灣人喪失對前途之自信，多有私備他國護照、暗移資財於國外者，只待一朝國家淪亡，便惶惶然作鳥獸之散。
臺灣人喪失自信之現象不一而足，全在控訴馬英九政府投降政策之罪；臺灣社會自信崩潰之現象林林總總，皆在指證馬英九政府媚共政策之惡。一個沒有自信的族群，不可能有豐饒而堅硬的國魂；一個缺乏自信的社會必定喪魂失魄。為召回國魂，臺灣必恢復自信。而我願把重建人民自信的社會文化運動稱之為「理解鄭南榕英雄人格運動」。
懦夫自卑，勇者自信。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故重建自信必以召喚英雄人格為始終。鄭南榕為爭臺灣之自由，敢直面凶險，一往無前，與強權作生死之決，真震古爍今之英雄。英雄人格是鄭南榕留給他熱戀的臺灣之最寶貴的精神遺囑；我分明聽到，那遺囑間迴盪著對臺灣民族人格的期待。
重建人民自信之所以應當採用社會文化運動的形式，不僅在於強調其社會性和全民性，更在於強調其哲學性，即要通過文化努力，使鄭南榕人格成為英雄人格哲學的表述。英雄人格的魅力只有升華為生命哲學，升華為一個族群的哲學信念，才可能鍛造出具有英雄人格特徵的族群。對於大劫難正在逼近的臺灣，為作自由人而不懼與鐵血強權決死戰的英雄人格，乃是自信之源。無英雄人格便無自信；英雄人格內化為臺灣的民族人格，人民自信的重建便隨之完成。讓鄭南榕那具有金焰神韻的人格魅力，通過文化創作，升華為英雄人格哲學的史詩和臺灣的民族生命哲學信念——這是臺灣哲學家和文學家的天職與榮耀。
光陰如白駒之過隙，中共統戰又管弦繁急，二○一二大劫難步步逼近，屬於臺灣命運的時間之河似正趨於乾涸。但是，作正確的事永遠不會晚；作與真理一致的事，即使太晚也必行之。更何況，對於良知未泯的臺灣知識份子和政治家，他們此生所能作的最後一件有意義的事，可能也只有為臺灣召喚自由而高貴的國魂。
一個需要聖徒的時代也必定是需要英雄的時代。重建國家意志、臺灣主體文化價值、社會政治道德基礎和人民自信——這便是既屬於聖徒，同時屬於英雄的事業。我祈願，我相信，命運將把最後的微笑獻給聖徒與英雄。因為，命運女神心中也應有聖徒和英雄之戀。
三、中共暴政的強大與衰弱
——命運最後將對誰微笑
歷史常常表現出難以預料的戲劇性，因為，命運才是最傑出的戲劇大師。源自中共暴政的大劫難正逼近臺灣，屬於臺灣的時間似乎已經不多了。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共巨大的經濟外形之下，政治危機正如地火奔行，並為最後爆發儲存能量。在臺灣的大劫難和中共的政治大危機之間，歷史很可能再次展現出戲劇性。
中共暴政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擁有千萬貪官、百萬警特、十萬鐵牢、御用文人無算，用一黨獨裁體制控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國家權力，用專制權力壟斷全部國土資源和經濟資源，用國家恐怖主義式的暴力控制媒體、學校和其他文化單位。在物質的意義上，中共暴政極其強大。不過，人類區別於萬物的本質只在精神；人類史本質上是意志史。從精神意志的角度，即從人類史本質的角度審視，中共暴政已經達到政治大崩潰的臨界點。
此前眾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曾作出過中共崩潰的預言，但預言都沒有得到現實的肯定。其原因在於，這些「中國問題專家」總是按照外國的經濟規律，來對中國的前景作出經濟的判斷；他們根本不懂中共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而非經濟動物，所以對於中共而言，只有政治危機，沒有經濟危機。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出現餓死四千萬人的經濟災難，中共卻穩如巨石，就是因為當時中共全面的政治危機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今日之中共雖然獲得前所未有的經濟能力，但其政治本質已經病入膏肓，徹底腐朽，來日無多。為明中共政治崩潰在即，試看其政治危機的諸種表現如下。
其一，對於任何政治形態，精神凝聚力都意味著最重要的生存保障。而無論這種凝聚力是源於真理，還只是一種歷史的誤會。然而，現在共產極權理論已經徹底破產，中共血腥殘暴的政治實踐又使其成為政治道德的破落戶。中共在理論基礎和政治道德雙重意義上都喪失了精神凝聚力；中共暴政由此淪落為赤裸裸的追求私利的貪官污吏集團。
絕對權力必然絕對腐敗；喪失精神信仰的權力則是腐敗的極致。中共暴政現已是無官不貪無吏不腐，貪污腐敗已成中共官員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共官僚集團，這個人類有史以最龐大、最無恥的經濟犯罪集團，不僅構成社會不堪重負的經濟負擔，而且也是中共的政治癌變。
精神凝聚力喪失，以及權力不可逆轉的全面腐敗，必然導致一個政治後果，即中共體制內部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權力鬥爭的激化。處於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狀況下，貪腐就自然而然成為置權力鬥爭對手於絕境的最方便的風流罪名。權力鬥爭的勝者將獲得更強大的腐敗權力，以及與之相連的個人特權；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喪失的不僅是權力與榮華富貴，而且將身陷黑牢，萬劫不復。前深圳市長許宗衡權力鬥爭中失勢後，受到貪污罪的追究。他面對中共紀檢委的審訊時哀嘆：「做共產黨的腐敗官員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也是最危險的職業。說幸福，花天酒地、美女孌童，可算人間天上；說危險，周圍多有如狼似虎的覬覦者，一朝不慎，就會從天堂掉進地獄。」
權爭的激化和貪腐罪名在內鬥中的大量運用，是像自然本能一樣不可逆轉的趨勢；這種趨勢造成中共官員的普遍恐慌。許多官員都暗中祈盼中共崩潰，以逃離這種日夜不停的極度恐懼，並使其腐敗權力轉化而來的財富合法化。前蘇聯崩潰時，千萬黨員和官員中鮮有挺身而出維護蘇共體制者，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官員們類似的心理因素的作用。
不過，中共官員也有與前蘇聯官員不同之處，即在政治崩潰之前，中共官員便普遍未雨綢繆，一方面把腐敗權力當作聚寶盆，瘋狂斂財，另一方面，送妻子兒女或者親友情人前往國外，設立賬號，轉移財產。同時自己也備好外國護照或者簽證，以便一有風吹草動，便立刻逃國，振翅遠颺，到異鄉作富家翁。二○○四年，時任國家安全部長的許永躍，經政治局常委會批准，委派他在河北省當官時的親信、河北省政法委秘書長王雁飛，帶員前往貴州，對安順地區官員持有外國護照或者簽證的情況作過一次秘密調查。結果發現，全地區處級以上人員，百分之八十六點九持有多次往返的外國商業簽證；科級以上官員，百分之七十二點五持有多次往返的外國商業簽證。中共最高當局雖然也制定了一些相應防範措施，但大多形同虛設，根本擋不住官員外逃潛流，更不可能擋住在腐敗權力支持下的資金外逃大潮。
現在，北方加拿大、南半球澳紐已被中共官員家族視為天堂。從溫哥華至悉尼，從墨爾本到奧克蘭，駕寶馬奔馳，招搖過市者，大多中共貪官之親朋密友；購大屋豪宅、華衣鮮服者，儘是中共狗官之妻妾情人；揮巨額學費於大學校園內勾肩搭背之痴女肥男，皆為中共狗官之紈絝子弟。由於中共專制鐵幕的嚴密遮擋，我們很難對中共官員外逃資金數額作統計學上的準確估價，但從現象上看，可知其數額足以構成中共的政治大危機。因為，巨額資金湧向海外的表象之下，隱藏著中共官員對中共極權的生存普遍喪失信心的真實內涵；絕大部分中共官員都處於最後一搏的賭徒心態之中，即在中共政權崩潰之前，運用腐敗權力聚斂財富，以便中共壽終正寢之後，其家族仍能躋身於「上層一萬家」。顯而易見，官員普遍的末世心態，恰意味著中共政權之末日。
其二，政權建立之後的人材逆向淘汰，是極權專制政治的鐵律；這個規律也成為中共暴政的政治絕症之一。
只有鐵腕人物才能夠為極權專制提供源於人格威信和政治權威的政治凝聚力，並構成極權專制正常運行的軸心。其「鐵腕」的形成又依賴於人格威信——無人格威信，即無「鐵腕」。現在，中共暴政的一項致命政治危機正在於，它喪失了產生具有人格威信的鐵腕統治者的能力。
經過半個多世紀人材逆向淘汰規律的沖刷，當代中共暴政各級當權者，整體上屬於極端自私而又無恥無能的族群。他們精於專制官場的權術，因而能官運亨通，卻又不具備政治家的基本素質，所以缺乏有效運用政治權力的能力。遍觀中共廟堂之上下，盡為逢迎拍馬有術，安邦定國無能的狗官：其平民出身者如胡錦濤、溫家寶流，慣會假笑欺人，不過是靠循循奔走於權貴之門而得手握重權的庸輩；其「太子黨」出身者如習近平、俞正聲之類，乃將門犬子，驕奢淫逸有術，治政理國無才，聲色犬馬能拔頭籌，若讓其執掌國政，則可謂趕跛鴨上高架，驅肥狗追狡兔，焉能不廢。
今日之中共正是群鼠無王，群狗無首，群蛇無龍，暴政無魂。這種狀況之下，人人皆有運用溜須拍馬之術，覬覦高位之心；各個皆思用權爭陰謀之策，力爭重權，從而導致政令不通，尾大不掉；權爭激烈如火如荼，不死不休。
原中共高官陳良宇，受胡錦濤整肅之初，尚思負隅頑抗，以求江澤民之保護，故態度囂張。審訊者申斥他不尊敬中共最高領導胡錦濤，陳良宇竟反唇相譏：「胡錦濤不懂經濟，不懂政治，不懂軍事，還停留在大學生的政治輔導員的水平上，讓我怎麼尊敬？別說我，就是縣城裡的小科長也覺得他可取而代之。無才、無德、無能之人，想叫人尊敬也難。」
陳良宇此言，無意之中生動地道出中共的一大危機。民主政治的穩定之基在於法治，極權政治的穩定之基在於鐵腕統治者。法治傾頹，民主政治必趨混亂；鐵腕不張，極權政治必起震盪。在此意義上的極權政治震盪的主題，便是自殺式的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以及如影隨形的中共權力意志的分裂。
其三，極權政治的穩定依賴於其官員在政治上的高效率。但現在中共官員的政治效率，即防範和制止民眾抗爭暴政的活動的效率，已經由於權力深度腐敗而趨於喪失。
六.四血案之後，鄧小平及其家族意識到，他們犯下了天人共怒的反人類罪行。如同所有的預謀犯一樣，鄧小平家族實施犯罪後第一個心理衝動，便是試圖毀滅罪證。鄧小平基於對人性弱點的洞察，選擇讓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慾中腐爛的方式來毀滅證據——良知與心靈都因物性貪慾而腐爛，中國人就會忘記六.四之罪。鄧小平的方法是卑鄙的，但卻有效。六.四之後中共的所謂經濟改革的各種政策取向，實際上都在鼓勵無節制的貪慾之洪流衝決一切道德堤壩。中國的民族人格腐爛於物慾，對六.四的記憶也就隨之腐爛。
不過，也許是由於命運對暴政的卑鄙陰謀的懲罰，千萬中共官員群體成為中國社會道德腐爛的領頭羊。人格的深度腐敗使中共貪官污吏群體完全喪失社會理想、政治道德、人性操守，淪為政治黑手黨——用腐敗權力攫取財富和地位成為其唯一的政治激情和心理衝動。
極權體制的官員的政治效率，取決於官員對極權制度整體利益的忠誠。在深度腐敗使每個官員都把手中的權力視為個人財富的情況下，對極權體制整體利益的忠誠便是奢望。因為，心靈腐爛於物性貪慾者，只能聽懂個人私利的召喚，並喪失對私利以外的任何事務忠誠的能力。權力深度腐敗恰是對權力本身的否定；中共官員因腐敗而達到的個人私利絕對至上的狀態，正意味著對中共官僚體制政治效率，即維護極權統治的政治能力的否定。在平常狀態下，這種否定只是隱性的政治危機。一旦出現超常情況，官員群體政治效率的缺失，將使極權體制失去保衛自己的政治存在的能力。前蘇聯的共黨政權在人民起義中的風流雲散，便是官員政治效率缺失的政治後果的表述。
其四，人心喪盡，萬民唾棄——這是中共暴政的致命危機之所在。任何極權專制都意味著特權階層同全社會的矛盾；特權階層只能以對全社會的政治壓抑和財富剝奪作為其存在的前提。中共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運行二十餘年，已使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極端。現在，中國百分之○點○二的人口，擁有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三千名億萬富豪中，百分之八十屬於中共權貴階層。可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過程，既是經濟指數的增長過程，也是社會兩極分化將中國血淋淋地撕裂的過程——經濟能量的增長反而成為中共政治危機深化的指標。據此，我預言，中共政治危機爆發之日，恰是其經濟發展達到頂點之時。那些以經濟危機為基點對中共是否崩潰作出判斷的理論可以休矣。在當今之中國，一個基本規律在起作用：由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經濟越發展，社會危機便越深化；經濟越強大，中共政治上便越脆弱。
憑藉謊言和暴力維護政治存在是一切極權專制的共性。現在，中共暴政下的罪惡和社會的不公不義，超過了漫天的謊言所能遮蓋的程度，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認清了中共暴政這個貪官污吏集團的反社會本性，每年數萬起被中共當局稱為「群體事件」的「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人民起義，形成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主流。與之同時，運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鎮壓社會反抗，越來越成為中共暴政的唯一可能的選擇。由國家暴力到人民憤怒的惡性循環，正急速趨向人民憤怒的最後爆發和暴政的總體崩潰——曾經主導前蘇聯東歐地區人民大起義的歷史邏輯，現在已經開始主導中國的局勢；在相同邏輯的推動下，歷史將要重演，歷史正在重演。
物質意義上的空前強大和精神意志領域內的極度衰弱，這種強烈的反差構成中共暴政的基本時代特徵。物質是表象，意志才是本質。本質上的極度衰弱將最終決定中共暴政的命運。不過，源自中共暴政的臺灣大劫難，同中共暴政內部政治大危機之間，正進行時間上的競爭。我無法預言誰將贏得這場時間的競爭，但我知道一個真理：把前途交給命運來決定者，必被命運拋棄；命運只願把最後的微笑獻給自強自立者。
四、簡要結論
一個脅持了十五億人的鐵血強權，像黑暗的噩夢，低垂在臺灣命運的上空；強權已決意將臺灣的自由關入極權政治的鐵牢。同時，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從精神意志到實際政策的全面投降，又使臺灣國家意志頹然崩塌，主體文化精神黯然湮滅，人民自信喪失殆盡；《中華民國》已成魄飛魂散之邦，自由臺灣淪為精神信念衰敗之地。
無論如何千思百慮，即便愁緒如霜雪染白英雄長發，所能看到的，也似乎只有重重絕望如高山大嶺，阻絕臺灣自由的前途。但是，在絕望的極致之處，在絕望按其自身的規定性再也沒有餘地向前發展的地方，我卻發現了臺灣的希望，或者說我從鄭南榕精神中找到了臺灣希望的價值源泉。
人世間有一種事物生命力最頑強，即使地獄之火將其燒成死灰，他也會在某一個歷史的清晨中，伴著朝霞復活——那便是與族群的自由命運生死相依的精神價值。而鄭南榕精神正是臺灣不死的自由之魂。就算中共鐵血強權在國民黨權貴協助之下，將鄭南榕精神挫骨揚灰，那臺灣之魂也終
有一日，重返故國，再舉自由之旗，引領臺灣殺出命運的重圍。
對於一個國家，最悲愴而又艱難的命運，莫過於國魂破碎。不過，就在臺灣最悲愴而艱難的時刻，我已發現一批才俊之士，他們或偉岸如山，或激盪似海；或深沉如淵，或慷慨悲歌；或才華橫溢，或文采內斂，但均把重建臺灣國魂作為神聖的事業；在物慾氾濫的時代，他們正踐行精神聖徒之事。
我堅信，在命運凶險、劫難將臨之際，臺灣更需要一次「招魂」運動。通過這次社會文化運動，讓重建國家意志、主體文化價值、政治道德基礎和人民自信的理念與激情，深深刻在歷史之碑上。即使最壞的情況出現，即使這種理念與激情成為自由的墓誌銘，臺灣的國魂也將由於這場浩蕩的社會文化運動而不朽。只要臺灣的自由之魂不死，只要臺灣不墜作自由人的青雲之志，臺灣就永遠與希望同在。
更何況，中共鐵血暴政因其神人共憤的重重反人類罪必遭天譴——民心便是天意。豪華的古羅馬帝國頃刻間煙消雲散，龐大的蘇聯共產帝國瞬息內灰飛煙滅，都是天譴民怨的鐵律在主宰命運。只要臺灣的「招魂」運動感動蒼天和大地，命運便將對臺灣微笑——這是希望，也是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