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職業榮譽已經降到無以復加，社會腐敗的深入，不允許剩下光榮的職業
年末，網路上流行這樣的段子：說是有新聞人下夜班走在街上，被警察叫住，問，什麼人？答，記者（或編輯）；又問，你們用的什麼出版系統？答，如何如何；警察說，你走吧。記者（或編輯）納悶，問警察為什麼問這個問題；警察說，半夜在街上走，一副苦逼的樣子，不是流浪漢（或小偷）就是記者編輯。
毫無疑問，這是業內人士自己編出來調侃自己人的。它透露出一些新聞人的辛酸。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出現這個幽默？考慮到同時出現的，有某些壟斷行業，基層幹部年終獎都達到十數萬，還有一人一輛豪車之類的新聞。人心都是向上比的，記者編輯們弄完這樣的稿子，在寒冷的冬夜回家，再編這麼個段子放在網上，比較符合情理。
除了幽默的方式，還有咆哮體：「老子幾年前進了報社！於是踏上了尼瑪不歸路啊！你大爺跟老子說搞媒體工資高啊！尼瑪一個月兩千塊錢月經都要來不起了啊有木有！領導名字搞錯要被扣錢啊！最大的領導圖片沒放中間要扣錢啊！領導開會的稿子不准你寫啊！業主維權不准報因為開發商是大客戶傷不起啊！學校負面不准報因為校長有背景傷不起啊！拆遷不准報因為都是政府行為尼瑪更傷不起啊……」
不難看出這種憤怒中的真情實感。我覺得，這樣的文字會流傳下去也很難說的。
也許社會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在媒體裡，純粹的記者編輯，日子並不好過。他們身心兩累。文化不比公務員低，待遇一定比公務員低。當然各個具體的媒體情況不同，我這里特指市民媒體裡「純粹的編輯記者」，至於不與市民搭界的、體制內的媒體，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此論。
十多年前，市民媒體剛剛興起，一切都還新鮮。除了員工待遇的體制糾結——市民媒體的領導，是體制內人員，是有行政級別的。例如，省級黨報主辦的市民報，其第一領導，是處級幹部。他還會帶來幾位體制內的員工做各部門的領導，形成「一報兩制」——以外，在社會上招募的一些沒有「正式工作」的青年——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有一批青年離開學校就遊走於社會邊緣——成為第一批骨幹，他們比體制內的員工待遇低一等。但作為第一份「正式工作」，雖然那時連勞動合同的說法都沒有，工資也不比農民工兄弟高，被稱為「流浪記者」，但他們那時寄望未來，心裏是明亮的。
到今天，這一批人已經分化。有的成為領導，名字後面有括弧，寫著相應的待遇，利益既得。另一些人離開了，即便留在報社，也是做廣告經營去了。最不濟的，也做「專刊」去了（專刊是新時期的中國報紙的發明，即專門掙錢，不做新聞的「刊」）。他們都比堅持做純粹的記者編輯更「有出息」。
今天，只有少數相對有追求的市民媒體，還給一些堅持十多年的編輯記者以足夠的尊嚴。相應地，這些媒體的新聞人也才留守下來，支撐著中國新聞最後的顏面，其他大部分市民媒體裡，如果40歲以上還在做編輯記者，只能是越來越苦逼的樣子。
此外，一些記者捲入了「敲詐案」中。新聞可以用於「敲詐」，而且並非個案，這只能稱為中國的體制環境裡的特產。這個情況不是一篇短文可以釐清的。大致說來，這些案子以「黑吃黑」為主，即記者用曝光的可能脅迫有不光彩嫌疑的當事人以獲得好處。還有的，可能是該記者所在媒體太強勢了吧，據說是可以製造假新聞去威脅當事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吃黑」並不一定是記者個人行為，某些媒體是以「吃黑」為生存條件的。此外，被吃的某些「黑」，包含一些黨政部門，他們搞出了「不和諧的事件」後，一方面威脅記者，另一方面給記者和媒體塞「紅包」，反正不是官員自己的錢。
在任何一種邏輯上，這些情況都很不可思議。但這就是中國新聞的環境和一些新聞人的命運。媒體的職業榮譽已經降到無以復加。社會上用「妓者」的諧音譏笑記者已經成為習慣。在以前的任何社會背景下，記者都被稱為光榮的職業。但是，社會腐敗的深入，卻不允許剩下光榮的職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