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丞相趙高妄圖篡朝，先試探群臣態度。他將一隻鹿作為馬送給秦二世，昏君責令朝廷眾臣分辨。不敢逆趙高意圖者逢迎說是「馬」，敢於反趙高的人說是「鹿」。事後，說真話的人都被趙高害死了。這種「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荒唐事，在其後的專制年代裡，層出不窮；文革中，更是司空見慣。進駐我校的軍代表，一手泡製的揪「叛徒、特務」案例，可列其一。
一九六七年，蕪湖市「三結合革委會籌備處」[簡稱「三籌處」]，鎮壓「全市革命造反隊聯合總部」[簡稱「聯總」]的兩派武鬥，甚為慘烈，震驚京城。李德生軍長率六四零八部隊進駐安徽，蕪湖進入軍管範圍。我校是省屬重點中學，兩派學生視對方為仇敵，武鬥中共有八人死亡。校園瘡痍滿目，人心渙散。教工雖無人持槍械鬥，但持不同觀點的人對立情緒相當嚴重。進駐本校的軍宣隊，先從教工隊伍打開突破口，促進兩派「大聯合」。
掌權者先造輿論，要揪出煽動武鬥的「幕後黑手」。進駐我校的軍代表Z參謀[營級幹部]採用的手法，不僅因襲了「指鹿為馬」，而且升格為「殺一儆百」，赫然製造了全校教工意想不到的場面。Z參謀不知從何處找來「材料」，當眾宣布：「聯總」的W是「叛徒」，「三籌處」的Y是「特務」。被揪出的兩人，立即被掛上黑牌子遊街示眾，全校教工豈敢不隨隊遊行、呼喊口號？那天正下著濛濛細雨，遭揪鬥者被人撳著頭髪仰面遊街，灌了一肚子雨水。
W和Y被揪鬥遊街，很多教工無不驚詫萬分。相處多年，怎不知道二人的底細呢？年過半百的W，是位體育教師。據說年青時代，他在市級運動會上，百米賽跑得過名次。年歲增長，近年教課極少，僅是早晨廣播操的領隊而已。平日從不參加任何黨派活動，成天手捧報刊、清閑自在。文革以來，未參加任何過激的「革命行動」；只因好友大多屬於「聯總」的，他的「觀點」自然傾向這一派了。他和「武鬥」不沾邊啊！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W不是共產黨員，何時成了「叛徒」呢？
至於Y被說成「特務」，也讓人大惑不解。Y是政治教師，口直心快，好抒己見，喜歡辯論，被人戲稱「大吹」。他雖是「三籌處」派的活躍份子，也僅是「口頭革命派」而已，與「武鬥」持有距離。他究竟是誰家的「特務」呢？
校園烏雲滾滾，人心惶惶。軍代表掌權的校革委會成立了，進駐學校的工宣隊也由他掌管。他指示「吹鼓手」在全市《斗批改》戰報上發表專文，揚言要揭開我校的「階級鬥爭蓋子」。十多位有政歷問題的教工，與W、Y一起被關進「牛棚」，監督勞動、交代「罪行」。他們的工資遭扣發，僅發給生活費。
全校教工被集中「辦學習班」，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交代各自的政歷；不放過任何一點「蛛絲馬跡」，相互揭發的大字報，大多是捕風捉影。紅色政權的掌門人，處心積慮地要「抓出幾條大魚」！
被關進「牛棚」的人，大都已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交代過自己的問題，且有過「結論」；唯獨W和Y是此次抓出的「大魚」，其涉案深度，自然要查個水落石出。Z參謀派出工宣隊中一名黨員，另指定一位「老實、聽話」的青年教師，作為外調人員，前往京城調查W的問題。那裡有位著名的文藝家，蕪湖人，二十年代在家鄉活動過，是W的崇拜偶像。六十年代初，兩家尚有來往。
這位參與外調的青年教師是普通群眾，非黨員，無權接觸機密材料，一切聽從那名工宣隊員調遣，他深感外調任務責任重大，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一切需實事求是。外調物件是聞名全國的文藝家錢先生，二十年代在蕪湖從事新文化的傳播工作，主編過愛國刊物；還在新學堂講過白話文，深受青年人尊敬，是W兄弟言聽計從的良師益友。文革以來，錢先生在京城早已成了「文藝黑線」的審查對象。對於家鄉來的外調人員，他還是「有一說一」。據他回憶，W原姓B，過繼給舅父後才改姓W的。他的哥哥從事過進步文化的宣傳工作，後來失去聯絡，據說到臺灣去了。至於小B,錢先生忍俊不禁：「小B是體育場上的活躍份子，他既不是黨員，也未加入什麼政治團體」。一九六四年，錢先生的妻子回蕪探親，曾到W家作客。
至此，W的「政歷問題」應該說是眉目清楚了；然而，掌權者為維護自己的「權威」，棄法規、道德而不雇，始終不宣布外調真相。Y的「政歷問題」更是易於查明。校內有權調閱教工檔案材料的，只有以Z參謀為主的幾名黨員。據說，他們再次調閱了Y的檔案，又與幾位元「研究敵偽檔案資料」的行家磋商過，y參加的什麼「讀書會」，僅是三青團的周邊組織，與「特務組織」有別；也未發現Y有過「非正常活動」。自此，Y的問題被擱置一邊、無人問津了。Y仍被關在「牛棚」裡。
被指定參與校革會「群眾定案組」的幾名群眾代表，非黨員，無權決策；定案組的重大事項，均由z參謀等少數掌權者說了算。因此，直到一九六九年學校解體、下遷農村辦學，被關進「牛棚」的多數人仍未得到「重新審查」的明確結論；其本人及其親屬仍生活在政治陰影之中。
由「指鹿為馬」到「殺一儆百」，歷代謀取私利的政客留下了多少難以磨平的歷史傷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