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物、事件的歷史評價，需要時間沉澱。圖為鄧小平（圖片來源：GettyImages）
今年1月18日正逢1992年鄧小平南巡20週年。年輕一代論及鄧開創的改革開放大業，完全不知其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差點夭折，是他在1992年1月的「南巡」及其講話讓改革開放再度煥發生命。
「南巡講話」對中國人的療傷效應
1990年代初期，由於「六四」四件的影響，整個中國從南到北，政治方麵人們如驚弓之鳥，經濟方面乏善可陳。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確實掃去了瀰漫在中國上空那種沉悶、徬徨、疑慮和無所適從的陰沉之氣。
我至今還記得當時在深圳通過公開與小道兩條途徑流傳的各種消息。當時的中國，最害怕重歸「鳥籠經濟」的是深圳、珠海等幾個經濟特區，而某位政治高層那句「要將萬元戶整得傾家蕩產」名言，雖然未公之於世，但卻不脛而走，遐邇皆知。正是在此情況下，年屆80高齡的鄧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這30多天當中，走遍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各城市，那篇「南巡講話」讓中國人知道「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僅特區要辦下去，內地也要改革開放。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還發表了一篇內部談話，傳達到科級幹部，大意是：「有人要堅持計畫經濟，好辦。建議搞個計畫經濟特區，發糧票、布票、統購統銷。實行自願原則，讓堅持要搞計畫經濟的人住那裡去。看他們願不願意去。」
此後，中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人民掀起「經商潮」，知識份子忙趕「下海潮」，一句人人會說的順口溜是「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發展。」中國人的生活改善，外資的大量湧入，就是始於90年代「南巡」之後。從那以後，鄧一手締造的經濟改革開放的勢頭，不僅保持10年而無起伏，還為江胡兩代尤其是江時代那看似鮮花著錦似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毋需否認，鄧小平是他同時代共產革命領袖級人物中走得最遠的人。與今天仍然在世的革命領袖卡斯特羅相比，尤顯其眼光之洞達與開闊。但任何大人物都有自己的歷史侷限，更何況鄧小平作為中共當時的實際掌門人，其出發點主要是為了黨的核心利益執政權考慮。這一點注定了他的「改革開放」有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他為了中共一黨利益，留下了種種通向腐敗的制度管道，以及現在不得不面對的政治改革難題。
計畫與市場的統一：政府管制經濟的通道
計畫與市場的統一，於鄧而言，算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權宜之計，但其後果是給政府及其腐敗官員留下了掠奪財富的制度通道，造成了目前導致社會高度緊張的官民矛盾。
所謂「計畫」，其實質就是要保留政府控制的資源分配大權。按照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制度設計，中國國土上的任何資源──尤其是農村的資源，不管是土地、礦產、河流、古蹟，都屬於國有，依據這些公共產權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改革以來，政府控制資源與毛時代沒有本質差別，卻多了個「市場」，「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為金錢。這就是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裡所說的「權力市場化」。正是改革以來開始的市場化進程，使得政府（官員）可以將公共資源的配置權通過市場變現。這種半行政管制半市場化狀態，造就了官僚階層及其依附者成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
由於有了這條支配公共資源的制度管道，無論土地還是礦產，只要被地方政府發現其價值，毫無例外地都被其以國家的名義強征。因為事涉民眾生存資源，於是各地相繼上演著一出出政府與民爭利的暴力拆遷與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少「失去土地的村莊」，造成了1億多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三無農民」，以及失去家園的城市拆遷戶。這些利益受損者已經構成了中國今天群體性事件的主角，官民矛盾極端尖銳。
政治之腿絆住了社會發展
「南巡講話」的另一要點有關政治。即「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關鍵是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這一條被鄧公之後的兩代領導人強力堅持，甚至被上升到要求國際社會尊重的「國家核心利益」的高度。但正是這一條使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日趨強化，甚至使得中國地方政府出現利益集團化趨勢。十餘年前，我曾說過，減少腐敗必須讓政府權力從經濟領域退位。但十餘年過去，隨著政府在經濟中的干預作用日強，中國的腐敗也越演越烈，許多弊病叢生的制度不僅未被革除，反而呈僵化狀態。推究起來原因在於，所謂政府機構必然由作為個體的眾多官員組成，而官員們的「經濟人」本色決定了他們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權力高於法律、缺乏監督機制的中國社會中，由於政府掌控政治經濟輿論等各領域，政府官員很容易將本集團利益包裝成「公共利益」。中國的現實證明，一旦地方政府成為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官員們就不再關心公共利益與國家的未來，只專注於通過某種制度安排獲利。甚至為實現本集團的特殊利益不惜犧牲公共利益與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就是中國市場化改革歷時30餘年，至今在許多領域仍然保持半市場化半行政干預狀態的根本原因。
對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來說，維持半市場半行政干預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狀態最理想，無論是前進（民主化改革）還是後退（毛時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如果讓中國成為「完全競爭」市場，政府管制經濟的權力或弱化或從某領域退出，這意味著「造租」與「尋租」的能力弱化或者消失，官僚集團將失去「交易資本」；退回到毛時代，政府雖然擁有管制經濟的權力卻無市場，那麼通過權力尋租所得無法通過市場變現。因此，目前這種半市場半行政干預的混沌狀態最便於政府官員從中混水摸魚。
中共黨史上，若論開創大政治格局者，至今只有兩人，一是毛澤東，二是鄧小平。毛澤東「開國之功」至今仍為黨內幾代人念之不忘，即使是被世界目為反文明的「文革」功業也有人時常懷之念之。鄧小平的功業有二，一是將中國人從毛時代的飢餓窮困裡解放出來，二是打開了閉關鎖國之門。但一因20餘年前那場「風波」，二因現實中的政治腐敗、貧富差距過大、司法不公等，其偉業已被打上大大的折扣。但我認為，鄧留下的制度缺口乃是因其個人侷限所致，其後被發揮成今天這般模樣，卻是其始料不及。
對人物、事件的歷史評價，往往需要時間沉澱。我們這一代人最應該做的事情，也許是忠實地記錄這個時代人們的真實觀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