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一本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看完這個說是「全面客觀準確地記述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發展歷程」的《大事記》之後，深思良久，感到有一些「大事」有意地被簡單化了，或者說太籠統了，讓人們不能瞭解歷史的真相。
我想說的是知識份子最關心的反右派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中國知識份子二十多年的災難：有的被關進監獄成為囚犯，大多數人被送到勞改農場勞動教養，或送到工廠、農村勞動改造，受盡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有的餓死，有的病死，有的自殺，還有的被槍斃，造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約有十多萬人在反右派運動中和以後的「大飢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反右派運動絕對是「一件大事」。然而，反右派運動造成的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難和受害者的有關數字在《大事記》裡就沒有「全面客觀準確」地記載。我的感覺是有意淡化這一段歷史，不敢說出歷史真相，有意讓人們忘卻這一段歷史，以掩蓋製造「這一大冤案」的罪魁禍首的罪行。
關於反右派運動，我在《大事記》裡找到的有關內容有如下兩條：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隨後展開。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右派份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6月，整風運動轉向反右派鬥爭，到1958年夏季基本結束。對右派份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和必要的，但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1978年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指出對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國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對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於1980年基本結束。
第一條中說反右派鬥爭「是正確和必要的」，這裡暫且不說，我另有文章討論。
第一條中還說「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但是，「擴大化」嚴重到什麼程度，擴大了多少人？都沒有說。其實，這是最本質的、最重要的問題，也是大家最關注的問題。還說「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究竟造成了什麼樣「不幸的後果」，有沒有整死的，有沒有槍斃的，有沒有自殺的，有沒有餓死的，有沒有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全國迫害致死了多少人，這也是大家最關注的問題，也都沒有說。
第二條中說，「對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但是，「錯劃」了多少人，「改正」了多少人，還有多少人沒有改正，為什麼沒有改正，這些也是大家最關注的問題，也都沒有說。
關於這些數字已經有文章披露出來了。郭道暉老先生（1948年加入共產黨，入黨六十多年了）寫的文章《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刊登在《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上）說的就很清楚，文章中說，「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全國被錯劃右派達55萬人。據中共中央公布的資料，1957—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後‘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擴大化5759.1354倍，錯劃比率佔99.99％。所謂‘必要性’只佔萬分之1.736。又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實際上戴帽的‘右派份子’不是55萬，而是55萬的5.6倍！」可以看出前後兩個數字不一樣。我們要問，為什麼前後兩個數字不一樣？這是為什麼？這有很大的想像空間。看起來說假話的年代還沒有過去，說假話者還在說假話。從上面數字可以計算出錯劃右派有317萬多人（除去不予改正的96人還有錯劃右派3178374人），錯劃率高達99.9969％，正確率僅為0.003％，即十萬分之三。「擴大化」擴大了33109倍。換句話說，為了揪出「96個右派」，竟然冤枉317萬多個無辜者。也可以說，為了揪出一個右派，竟然冤枉3萬多個無辜者。擴大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事請。另外，從上面披露的數字可知右派再加「中右」分子共計有461萬多人。就是說有461萬多人因反右派運動受到打擊和迫害，這都是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
其實，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打擊和迫害的受害者還不止上面所說的461萬多人。李銳老先生（毛澤東秘書、毛澤東研究專家，1937年5月參加共產黨，入黨七十多年了）寫了一篇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發表在《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上）。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此外，在農村幹部和小學教師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計人數也達50萬；後來決定不在這類人中劃‘右派’，於是他們被戴上‘壞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樣悲慘。」可知除上面所說461萬多個受害者之外，還有50萬人受到打擊和迫害，他們也是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顯然這50萬人不包括在那461萬多人之內。461萬多再加上50萬就是511萬多人了。還有，有的地方在工人中也劃了右派。例如有文章說人民日報社把報社工廠中工人團員郭卷生劃為「右派」，後來發現有規定說在工人中不劃右派，報社反右領導小組遂將郭轉劃為「壞分子」，當了二十多年的「壞分子」，境遇同樣悲慘。文章中還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數字：「這是一個令人震撼的生命數字。經歷了‘反右’的難言摧殘，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殺：副總編輯黃操良、農村部副主任劉曉晞、團員林安乾和國際部編輯胡平。如加上反右運動開始時自殺的副總編輯楊剛，則達5人之多。」自殺的佔右派總數百分之十五。然而，「到1979年春天，報社確認在1957年運動中所劃的32名‘右派’和1名‘壞分子’全部是錯案，充分說明《人民日報》1957年‘反右’並非‘擴大化’，而是全部搞錯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請看《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人民日報是怎樣改正錯劃右派的》）。
這一類「工人右派」轉劃為「壞分子」的人，二十多年境遇同樣悲慘，他們也是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這樣的「壞分子」全國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一般人是不知道的。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萬多人之內。還有在「中專」學生中也劃了不少「右派」，也都送去勞動改造（我們勞動改造時就有「中專」的學生右派）。後來有規定不在「中專」學生中劃右派，於是他們又被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其他的帽子，命運同樣悲慘，他們也是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萬多人之內。另外還有一批「沒有被劃為右派份子」就「按右派份子對待」的人（當時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黨委知道），當時也稱為右派。現在看來，應該叫作「編外右派」。（當時正式右派與「編外右派」的區分在於：正式右派是指經過黨委審查批准，有黨委批件，在黨委劃右派的名單上是有記載的，就算正式劃為右派的人。而「編外右派」是指沒有經過黨委審查批准、沒有黨委批件、在黨委劃右派的名單上是沒有記載的、是找不到的。）這些人和右派一樣都送去勞動改造，與正式右派毫無區別，大家也不知道這些詳細情況，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沒有被劃為右派份子」而是「錯按右派份子對待」的「編外右派」，當時他們自己也認為正式被劃為右派了，跟著正式右派一起勞動改造也沒有感到有什麼區別。這一批人也是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顯然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萬多人之內。
例如北京大學就有這樣一批「沒有被劃為右派份子」就「錯按右派份子對待」的人。筆者本人就是北京大學「錯按右派份子對待」這一類之中的一個。領導說我是右派，讓我和右派一起勞動改造。當時我只知道原來說我不劃右派，怎麼現在又說是右派呢？我想不通，感到很冤枉。但不知道我這個「右派」是「沒有經過黨委審查批准、沒有黨委批件」的「編外右派」。由於我堅持真理、不出賣良心、不做違心的檢查、不承認是右派，維護我人格的尊嚴。我還到處上訪告狀，給中央寫信直呼「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黨委認為我態度不好、不認罪承認錯誤，因此，就讓我長期勞動改造。我經過42年的抗爭和磨難，到1999年北大才給我平反。平反決定的標題是《關於對閆桂勛同志錯按右派份子對待問題的糾正意見》。從這標題中就可以看出，我「沒有被劃為右派份子」，而是「錯按右派份子對待」我42年，造成我42年冤案，毀掉我一生。期間讓我勞動改造二十多年，只發生活費，造成經濟上、精神上很大損失和傷害。尤其「文革」十年浩劫期間遭到慘無人道的迫害，耳朵打聾，精神失常，落得渾身是病。我的大好青春年華就這樣給斷送了，一個北大學子的美好前程也都成為泡影。給我平反時我已經是一個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平反之後，北大黨委副書記郝某接待我，當時還有我同班的幾個同學作陪。我問他「北大劃了多少右派」，他說「北大劃了七八百個右派」。我又問他「我算不算在這七八百個右派之內呢？」他說「你不算在這七八百個右派之內，因為北大劃右派的名單上沒有你。」他還說：「錯按右派對待你四十多年，影響了你的一生，改變了人生軌跡，造成了很大的傷害，這都是那個時代造成的悲劇。……」當他知道我還當過北京大學第一屆學代會的代表時，他惋惜地說「我們耽誤了一個好人。」
可以看出，我雖然當了四十多年的右派，享受右派「待遇」幾十年，但我還不是右派、不包括在那「317萬多個右派」之內，真是千古奇冤，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情，匪夷所思，這也是中國特色吧！這樣算來，右派加「中右」461萬多人再加上面所說的這四批人就有511萬多人因反右派運動「擴大化」而受到打擊和迫害，都是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若按511萬多受害者來計算，就是說為了揪出「96個右派」，竟然冤枉511萬多個無辜者，也可以說為了揪出一個右派，竟然冤枉5萬多個無辜者。「擴大化」擴大到五萬多倍。真是駭人聽聞，令人不寒而慄。中國歷史上有過不少文字獄，但傷害的人數都沒有反右派運動傷害的多。可以說，反右派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再看一看反右派運動所造成的「不幸的後果」：
上面已經說過，當時劃右派317萬多人，全被送去勞動改造，有的還被關進監獄。其中有的死在農場、有的死在監獄。有的槍斃、有的自殺、有的病死、有的餓死。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勞教農場，如黑龍江北大荒的勞教農場，甘肅酒泉夾邊溝的勞教農場等等。例如戴煌他們那個農場，就餓死好多右派。1960年10月13號，這一天，有一個小隊100多名「老右」就餓死七個人。另一個小隊百十來名「右派」中，餓死、病死、自戕身亡的前後就有30餘人，幾乎佔這一個隊「右派」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請看戴煌先生所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更有甚者是死在「人民的」槍口之下。
「文革」中各地經常槍斃人，槍斃人的佈告上經常有一兩個右派的名字。究竟全國槍殺和迫害致死多少右派，一般人難以計算，估計約有十萬人之多。再以北京大學為例，1957年，當時有師生八千多人，在師生之中正式劃右派716人，再加上「中右分子」和「錯按右派份子對待」的人，就有1500人因反右派「擴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他們全被送去勞動改造：有的送到勞教農場，有的送到工廠或農村勞動改造，還有的關進監獄。其中有的人死在農場，有的人死在監獄，有的人自殺，有的人病死、有的人餓死。還有幾個人死在「人民的」槍口之下。王書瑤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單」中說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處決，被打死1人，教養期間病死餓死6人，自殺10人，死因不明1人。被處決的8人是：林昭、任大熊、黃宗羲、顧文選、張錫琨、吳思慧、黃立眾，瀋元等。文革時被打死的1人是施於立，勞改時病死餓死6人是：劉奇弟，陳洪生，朱祖勛，黃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殺者10人是：敖瑞伯、賀永增、林國策、鄭光弟、章鵬、孫賢義、黃茂蘭、周雲霞、林生方、胡家胎。死因不明者1人姓名不知。這僅僅是在書刊上看到的，在書刊上看不到的死難者肯定還有。估計北大右派中被迫害致死者約有三十人左右。
然而，經過二十多年磨難之後，（有的已經命赴黃泉，）這1500個受害者除1人「因去國外不予複查」之外全都給予改正或平反，有的叫糾正。（林昭這樣的也都得到改正、平反）可以說全部是冤假錯案，這充分說明北京大學1957年反右派運動並不是「擴大化」的問題，而是全部搞錯了。（請參看陳奉孝文章《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張元勛文章《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要知道這1500個北大學子都是北大精英，都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具有開創精神，都是未來的國家棟樑之材。然而，竟慘遭如此厄運，對國家來說也是很大的損失，令人感慨萬千、痛心不已。這是北大的恥辱，民族的悲哀。
為何以北大為例，這是因為北大反右派運動是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反右的第一號干將」親臨北大直接指揮下進行的。1957年年底北大已經劃了五百多個右派了，他還嫌少，他在北大說，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問題，而是一批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一打」是十二個，而「一批」就是幾十個、幾百個、甚至上千個。「一批」要比「一打」多的多，意思是說還要多劃。當時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心領神會又在北大搞「反右再補課」，這一「再補課」又多劃了一二百個右派，還製造了一批「編外右派」。北大是全國劃右派最多的一個單位。北大是反右派運動的一個「樣板」，是在全國樹立的典型。現在看來北大也是反右派運動的重災區，有一千五百人受到打擊和迫害。可以說北大的反右派運動是全國反右派運動的一個縮影，瞭解北大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就大致瞭解全國反右派運動的情況了。
以上所說的這些大家最關注的數字才能真實地、全面地、客觀地反映反右派運動的歷史真相，才能反映出反右派運動給中國知識份子造成多麼深重的災難、給國家造成多麼大的損失。如果真是以人為本，真實地、全面地、客觀地記述歷史，就應該在《大事記》中記載這511萬多個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難和有關受害者的各種數字。記載這些數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民和子孫後代牢記反右派運動這一段慘痛的歷史，從中吸取教訓，以史為鑒，不要再讓歷史悲劇重演，不要再讓國家走彎路，不要再讓人民受苦受難。
能認真反省歷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能正確對待冤案的政府才是負責任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