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中國改革》：與上世紀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情況不同，人們對改革的功過和改革的前途意見紛紜。有人說改革共識破裂了，甚至認為改革已死。但是，從最近兩個月以來幾個論壇上傳遞出來的觀點來看，大多數人對改革是有共識的，雖然他們對前一時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感到失望，大家對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還是滿懷期待。為什麼在改革開放30多年以後還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吳敬璉：我認為，基本的原因是我們還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在上世紀末期，把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另一方面，在一些領域中，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目前形成的經濟體制是半市場、半統制的過渡體制。於是，從這種體制建立之日起，就引人注目地出現了「既是最好的時代，又是最壞的時代」的「兩頭冒尖」的狀況。
從好的方面說，一個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為落後制度所束縛的生產力，促使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具體表現為：（1）為過去在「全面專政」體制下被無情壓制的私人創業開拓了空間。到20世紀末，中國已經湧現了3000多萬家的民企。它們乃是中國出人意料發展的推動力量。（2）大量原來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這極大提高了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加快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進度，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3）對外開放政策的成功執行，在一定時期內因淨出口需求彌補了消費、內需不足的缺陷，從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4）對外開放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創新活動還沒有培育起來的情況下，通過引進國外的先進裝備和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迅速縮小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在過去200多年間積累起來的巨大技術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撐。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現是：國家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1）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並不佔有優勢，但是，它仍然控制著列寧所說的「制高點」，即「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准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實施頻繁干預。
這種過渡體制建立後，就出現了兩種可能的發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使過渡性的體制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蛻變為政府全面控制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畸形體制。這就是我為什麼在世紀之交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兩種前途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道路，一條是權貴私有化的道路，中國面臨嚴峻的選擇。
在改革大步推進的時候，比如說，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南巡講話」前後放開了價格，「官倒」無所施其技。那時候，大家就很高興。但是，當改革受到阻礙的時候，行政權力就會擴張，腐敗就會蔓延，就會出現貧富分化。這種情況，引起了大家的不滿。不幸的是，這兩種前途的爭鬥愈演愈烈，正確的一方並不佔有優勢。而「左」是對「右」的懲罰。貪腐的盛行使力圖恢復「全面專政」舊體制的極「左」力量，能夠蠱惑對貪腐懷有正當義憤卻不明就里的人們，追隨他們去反對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這樣，就使我們站到了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從，將決定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不同的取向將決定政府領導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是起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