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千千萬萬個中國地主家庭的縮影。
為了敘述方便，把這個地主被命名為「王文采」。
土改前，王文采在一個開明紳士創辦的中學做校工，工錢每月一擔米（160斤大米），加上祖上傳下的而是幾畝田產的微薄租谷，勉強維持全家生計。
家中有母親、妻子、三個子女。
母親是江南大戶之小姐（在此文被稱為「王母」），知書達理，好讀書寫字。但命運不濟，嫁到這戶並不寬裕的家庭後，生了一個兒子才兩歲，丈夫就早早離開了，那年她才二十來歲。
她沒有絲毫改嫁的想法，用柔弱的肩膀支撐起了這個家，她含辛茹苦的養大了兒子，「地主分子」王文采。
王母三寸金蓮，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坐在家裡無夫可相只能教子，教育兒子好好做人勤儉持家，省吃儉用把兒子讀了幾年私塾，總想著讓兒子以後能出人頭地，幹出點大事，光宗耀祖，也不枉了自己幾十年的嘔心瀝血。可兒子為人忠厚，說話結巴，難成大事，而且不會種田。族兄見他家生計困難，就讓王文采去了自己創辦的學校管管賬，工錢雖然是最低的，但對於貼補家用還是很有幫助，後來他的大兒子讀書就完全是靠這份工薪。
王母端莊正派，為人熱情，哪家哪戶有急難之事，哪家哪戶拌嘴爭吵，都喜歡找到幫個忙評個理，她也樂於幫助，因此在村裡卻有很高的威望，成為女人們的典範，村人譽她為地方的貞潔牌坊。
在她的管理下，兒子娶了媳婦，生下了三個兒女，老大是兒子，讀書用功，智力非凡，成了中學的高才生。老二老三是女兒，大的7歲，小的才3歲，活潑可愛，無憂無慮。
這時候，土改來了，因他們家裡有二十幾畝地，租給人家種，每年可得三十擔租谷（每擔120斤），被劃成了地主成分。厄運從此降臨到了他們的頭上。
抄家沒收房產和土地這只是個開始，他們被趕出了大屋，一家擠在小倉間，從此他們變得家徒四壁，分文不名。接著來的是批鬥和虐待。
王母已經年過花甲，平時雖然沒有綾羅綢緞，但清清爽爽一塵不染的形象被潑上污水，拉去批鬥，挨吊、罰跪、揪打，什麼罪都受了，甚至要她跪在一條很窄的木凳上，她默默的忍受著。最讓她人受不了的是兒子竟被莫須有判了勞教，理由是打了佃農一巴掌。後來問那位佃農咋回事，那人說其實沒有的事，他們硬要他那樣說，他有啥法子。就這樣「被硬要說」而判了一個人的監禁，達一年之久，這是一個啥樣的社會和邏輯？
幸好大孫子高中畢業，到省城讀了大學。王子考學成績優秀，本來可以上很好的大學，學習自己喜愛的專業，但這時家中已經無法給以他學費資助，讀中學時，靠的就是父親那份工資，每年學費要10擔米，現在啥都沒了，他只能靠自己了。他只能放棄了要負擔學費自己喜愛的學校，改去了不要學費還有飯吃的農學院。課餘時間和假期，他就找一些苦力活干，掙點生活零花錢，看起來苦點，可比起家裡已經是幸運多了。
最苦的是婆媳和孫女，她們絲毫沒有生活來源，別人分得了糧食，她們沒有，別人能種地她們不會也無力，沒法子只得靠乞討生活。
又餓又苦又挨斗的日子裡，媳婦終於病倒了，王母小腳無法去幹活和出村乞討，只得忍痛驅使兩個孫女去討飯充飢。可憐兩個女孩，一個7歲一個3歲，如在今天還是被父母呵護餵飯的年齡，卻要挎著個籃子拿著個破碗到數里遠的外村討飯（附近村子的人都知道她們是地主女兒，根本不予施舍），她們睜著驚恐迷茫的眼睛，可憐巴巴的樣子，雖然獲得了一些同情，但更多的是那個時代的鄙視和憎恨，好不容易討了一些殘羹剩飯，攙扶著回去，弱小的心靈希冀著母親和奶奶的愛憐和肯定。但到了村口，發現門樓的門關掉了，一夥村民們在門口把守著哄笑著，那些被稱之為「人」的東西已經被激發出了全部的獸性，他們一腳踢翻了姐妹們的籃子，殘羹剩飯被打翻了一地，很快被餓狗舔了個乾淨。小姐妹驚恐的縮在一旁，連哭都不敢出聲。
在床上發著高燒的王妻看到天色已晚，孩子還不歸來，拖起又餓又難受身子，提著一桶舊衣爛衫到了池塘去洗，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有人說她是想不開自盡了，有人說是她發暈栽在了池塘裡。至今沒法證實。
王妻是個謹小慎微的女人，說話從不大聲，與人從來無爭，各種活計都任勞任怨，她尤其孝敬婆婆，煮好了飯或有什麼吃的，先讓給婆婆，婆婆沒吃她是絕對不動的。村裡人都尊她做媳婦的榜樣。她短暫的一生幾乎沒得一天好日子過，因為婆婆在家裡是個優秀強勢的人，她尊重婆婆又懼怕她，婆婆一個眼色都會嚇到她。家庭一直都是婆婆掌管。平時家境並不富裕，還要供兒子讀書，所以生活很是簡樸，要自己種菜打柴貼補家用，穿沒得好穿，吃沒得好吃，又遇到如此大劫，終於沒能挺過去。
她在生受了活罪，死後還受著侮辱，竟有喪盡天良的村人阻擾家人撈屍，他們嘲笑呵斥哭泣著撈屍的一老兩小孤兒寡母，把王妻的屍體用竹篙捅向池塘中央！
安葬沒有棺材，只得拆了一塊門板放著。王文采這時還在服刑，家中一老兩小，遭這變故的艱難可想而知。王母只得求助左鄰右舍幫忙抬出去掩埋，但那時的村頭目卻厲聲對那個蒼蒼白髮的小腳王母叫道：「你不會把她砍成兩半，用籮筐挑出去？！」最後還是兩個村民看不過，幫著抬了上山，草草埋了。其中一個就是那個「被」要求打了一巴掌的人，可見他還有點良心。
可憐這一家老小，完全沒有了生活著落，原來王妻在世還能自己種點菜，帶著兩個小孩去乞討，她一走王母腳小年歲又大，實在沒法活，為了兩個小的，王母只得在挨批鬥的空隙，去打柴，兩個小女孩自己討點吃的，許多時候都是到山上採摘野果吃，吃得滿嘴烏黑，肚子發脹，拉不出大便，王母就給她們一點點摳，常常摳的鮮血淋漓，看到孫女們的痛苦慘叫，王母只會默默的流淚。晚上睡覺也是膽戰心驚，因為有一個查夜的，每晚都打著梆子到門口問話，喝問裡面有幾個人，老少三個必須快速回答，稍微晚了些就要被踢開門揪起挨鬥。所以一聽到那催命的梆子聲，老少三人就嚇得縮成一團。
好在還有幾個有良心的村民，看到他們實在是可憐，就常常偷偷的給他們送點羅卜芋頭紅薯之類的雜糧，總算熬到了王文采釋放回家。
王文采勞教回家，已是家破人亡，無力養活兩個女兒，為了不被餓死，把才8歲的大女兒送人做了童養媳，開始想送小的，但人家說小的不會做事。這個大女兒一到人家就要打柴做飯放牛洗衣，稍不如意就被打罵。由於長期受虐待，有了輕微智障，好在後來改嫁一個老實農民，經過多災多難的折磨，生兒育女，還算福氣。
不久王母也在窮困中死去，只用一張草蓆捲了草草埋了。許多年後，她的孫輩們在村人的指點下，才在她們可能下葬的地方為她們立了墓碑。
王文采兒子在讀大學，收到家信知道家中不幸的變故，在那恐怖的氣氛下，竟不敢回家，只能關起門來偷偷大哭一場，一直到畢業分配去了遠方的外省工作，雖然成了「革命幹部」技術權威，但陰影如影隨形不放過他，57年被打成右派受盡折磨，以後厄運就一直伴隨著他。
王文采的小女兒在磨難中長大，17歲嫁給了一個小個子的農民，幸運的是他們相依為命，日子還算平順。
王文采經歷了各種運動的批鬥，但終究沒挺過文革，各種折磨使他的身體每況日下，終于于76年所謂的「四人幫」倒臺後去世，終年才64歲。他至死還戴著那個給他帶來殘酷厄運的地主帽子。
他的孫子們由於家庭出身受到種種磨難，從小就在歧視和打壓中度過，不能讀書，不能招工，不能當兵，無緣無故常常被責罵為「地主」或「地主的孝子賢孫」，有道貌岸然者會說上幾句諸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你們要做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類的話，就很是受到鼓舞，於是天天努力，但卻總也沒被「教育好」，這種境況一直到了文革結束後。
那時，王文采的兒子已經年過半百，孫子們也大多錯過了人生最好的時光，沒能上大學沒能當兵沒能去到一個好的單位，但一個個似乎總算被「教育」好了，表現出了優良的品質，成了村裡後人們中的佼佼者，他們沒有記恨村人對祖輩的不公，而是力盡所能的為村裡做了一些實事，受到村人的尊敬。
一個時代過去了，王文采的故事只是中國千千萬萬個悲劇故事十分普通的一個，比起那些慘絕人寰的人們，他還算是幸運的。之所以博發這樣一個普通了些的故事，是因為它決非虛構，是野山親自採發的真實故事，是那個時代真相長河裡的一朵小碎花。
問題是，像王文采家鄉這樣有著悠久文明史的大村落，人們原本善良知禮，在那個年代怎麼許多人一夜之間就會從良民變成惡魔？王文采一家土改前年收入（工薪加租金）1920斤大米，3600斤稻穀，按照現在的物價水平計算，價值還不到一萬元，要養活五口之家，如果僅算租谷，價值才五六千元，就憑著這些，他們一家受到了如此劫難，天理何在？
據資料統計，土改時的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簡稱）家庭總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約達百分之十幾，這數千萬人口被統治者妖魔化，被社會所唾棄，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許多家庭破碎，許多人被殘害致死。加上後來接二連三的各種運動何所謂的大飢荒，被害死的人不計其數，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那個時代雖然過去，但禍根還遠遠沒有得到清理，被摧殘和扭曲變異的人性依然在人們心靈深處，甚至還有人在懷念那個罪惡的時代，至今所謂的「導向」還在美化著那個時代，可以毫不誇張的認為，一有機會，那些被暫時遮掩起來的醜陋人性殘渣就會泛起，罪惡的種子就會重新膨脹和發芽。
正因為如此，這才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罪惡一頁，這種罪惡的範圍之廣，創痛之烈，影響之深遠都是曠古難覓的。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人性的根本是什麼，這種摧毀人性摧毀人類數千年創造出來的文明的根源到底是什麼？今後我們如何來防止這種悲劇再次發生？
只有徹底摧毀已經種下的罪惡種子，揪出那播種的魁首，把他們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讓那醜惡的靈魂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人們的心靈得到徹底的反省和脫胎，文明的人性才能逐漸的回歸，並光明正大的得到重新的張揚。
（野山註：本文為野山原創紀實，但所用名字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