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香的認識進了一步，把香比喻為一種高尚、善美的品質。如《尚書》有「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之語。《孔子家語·六本》說：「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當時，人們開始重視香療法，把香療法作為一種日常的禮儀。如《禮記·內則》說：「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這裡的容臭，即後世的香囊、荷包之屬。朱熹解釋說，佩帶容臭，是為了接近尊敬的上輩時，避免自己身上有穢氣觸冒他們。又說：「婦人或賜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指出凡媳婦賜受白芷、佩蘭等香藥，每敬獻給公婆。《大戴禮·夏小正》還有「五月蓄蘭，為沐浴」的記載。可見當時佩帶香囊，沐浴蘭湯，互贈香品，形成一種良好的習慣。由於香療法的應用，採收香藥也是尋常的事情了。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不乏記述採掇香藥的歌謠。如「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採葛》）。在另一部古籍《山海經》中，也有許多香療法防病治病的記載。如「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靡蕪，佩之已厲」，又如「迷谷，其狀如谷而黑理，其華四照，佩之不迷」。指出佩帶薰草，香似蘼蕪，可以治療皮膚病；佩帶迷谷，能使人精神清爽而不迷。
在偉大詩人屈原的《離騷》、《九歌》等名篇中，他用比擬的手法，以香草來歌頌忠賢，以蕕草來痛斥姦邪，記載了許多香藥，我們從中可藉以瞭解戰國時期人們應用香療法的梗概。如《離騷》中的「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指出當時人們披挂江離和白芷，佩帶秋蘭，採掇木蘭和宿莽；也掇拾申椒和菌桂，並非只取蕙草和茝；既種植蘭草和蕙草，又培育留夷和揭車。又如《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浴蘭湯兮沐芳，華採衣兮若英」；「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提到了用蘭、蕙烹調肉，用桂和椒浸製酒、漿，用蘭草、白芷製成香湯沐浴，用桂木做棟樑，用木蘭做屋椽，用辛夷和白芷點綴門楣。可見當時人們種植香藥，應用香療、香品開始成為一種習俗。
戰國時產生的我國醫學第一部典籍《黃帝內經》，經過多人之手，總結了戰國以前我國人民與疾病長期鬥爭的醫療經驗。它不僅反映了當時醫學發展的成就，確立了我國醫學的理論體系，而且成為祖國醫學的基礎。其中已經把香療法作為一種治療方法。如《素問·異法方宜論》說：「北方人喜乳食，髒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素問·湯液醪醴論》說：「火劑毒藥攻其中，镵石針艾治其外」。這裡提出了艾灸、薰燎等方法。又如《素問·奇病論》提出的因「數食甘美而多肥」所致的「脾癉」病，「治之以蘭，除陳氣也」。這裡的蘭，即香藥佩蘭，又名蘭草、都梁香。
秦漢時期，封建社會的鞏固，華夏大地的大統一，科學文化和生產力的日益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漢朝的張騫通西域之後，絲綢之路的開通，出現了空前的中外文化大交融。當時印度、阿拉伯和歐洲等地的各種香藥開始傳入我國，豐富了我國的香藥和香療方法。例如班固給其弟班超的書信說：「竇侍中令載雜絲七百尺，市月氏馬、蘇合香」。可知當時香藥是絲綢之路中外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漢朝《漢官曲制》還規定，「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含雞舌香伏奏事」（蔡質《漢官儀》）。《香譜》載：「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自合一香帶之，武帝果悅」。當時始造博山香爐，盛行於世。劉向有《博山爐銘》：「嘉此正器，嶄岩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宮廷內，薰香、佩香、浴香等更是尋常。據《趙飛燕外傳》記載，趙飛燕浴五蘊七香湯等。《太平御覽》載有東漢秦嘉給妻子徐淑書信：「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惡氣」。誠如司馬遷所說的「稻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史記·禮書》）。
1972年我國考古學界在長沙市東郊發掘了馬王堆漢墓，該墓的年代為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距今約2100多年。在一號漢墓出土的文物中，發現屍體手中握有兩個薰囊（香囊），內裝有藥物。另外在槨箱中發現四個薰囊，六個絹袋，一個繡花枕和兩個薰爐，也都裝有藥物。這些藥物經有關部門研究鑑定為辛夷、桂、花椒、茅香、佩蘭等，都是香藥。可知當時人們隨身應用香囊、香枕、董爐等香療方法來防治疾病，辟穢消毒，淨潔環境已形成一種習俗。
產生於漢初的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總結了漢代以前乃至遠古勞動人民同疾病鬥爭而積累的用藥經驗，為後世醫藥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書中共收載藥物365種，其中載有麝香、木香、桂、白芷、蘭草、秦椒、杜若、蘼蕪、澤蘭等香藥，如指出麝香能「辟惡氣」，「除邪，不夢寤魘寐」。蘼蕪主治「咳逆，定驚氣，辟邪惡，除蠱毒鬼疰」，白芷「長肌膚，潤澤顏色，可作面脂」。
魏晉以來，香療法應用已成風氣。人們視香療法為豪華的享受，香藥也因此而十分珍貴。正如東晉葛洪所說，「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郁金、芝蘭、蘇合、玄膳、索膠、江蘺、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抱樸子》）。魏武帝曹操也是一位熱衷香藥的人，有令說：「房屋不潔，聽得燒楓膠及蕙草」。（《太平御覽》）並常用蘼蕪等作香衣之品（《廣志》）。當時，迷迭香剛從大秦國經西域傳入，宮中將它移植於庭院，魏文帝曹丕和陳王曹植，還專為迷迭香作過賦。他們之間，也常常互贈香品，或求索香藥，如曹操曾給諸葛亮修書，並寄贈「雞舌香五斤，以表微意」。曹丕也曾派遣使臣修書向東吳孫權求索香藥。
在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首載有香身、香脂、塗髮香澤和薰衣香等香療處方。北魏之時，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也有論及香粉的製作法，「作香粉法，惟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芳」。南朝時範曄的《和香方》，可稱為最早的香療方法專集。其序說：「麝本多忌，過分即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薝糖粘濕。甘松蘇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土。」除對傳統香藥的性能作了論述外，還介紹了多種國外傳入的香藥。陶弘景著《名醫別錄》，他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上，收集了漢晉以來民間的和外國傳入的香藥，如沉香、檀香、薰陸香、蘇合香、薝糖香等。為香療法的發展提供了藥物學的依據。
隋唐時期，封建社會的高度發展，國家的統一，海陸交通的發達，促進了對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出現了封建文化鼎盛時期。當然，香療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無論是宮廷之內，王公貴族，抑或是民間都非常盛行。有宮室薰香，佩帶香袋，衣服裛香，沐浴香湯，妝飾香膏，品飲香茶等各種香療方法。隋煬帝楊廣，更是窮奢極欲，濫用香品。如每年除夕之夜，殿前設火山數十座，每一山焚燒沉香木數車，再灌澆甲煎，火焰高數丈，香聞數里（《貞觀紀聞》）。唐朝明皇時，宮內有沉香亭，明皇與貴妃在亭上賞木芍藥，召李白制新詞，李白有清平調三章。華清池溫泉湯中，「疊香為方丈瀛洲」（《明皇雜錄》）。楊國忠用沉香造閣，檀香做欄，以麝香乳香和泥粉飾牆壁，每到春天聚賓友在閣上賞木芍藥（《天寶遺事》）。唐代每逢臘日，君王要賞賜臣下各種香藥、香脂等香療製品。如張九齡《謝賜香藥面脂表》說：「某至宣敕冒賜臣裛衣香、面脂、小通中散等藥，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可知也是當時定制、風俗。
唐高祖時歐陽洵等編輯的我國最早的類書《藝文類聚》，其中辟有藥香部，專收香藥的典故資料。唐顯慶四年，由政府主持修訂的《新修本草》，以及陳藏器的《本草拾遺》，都增補了當時各地使用的和外國輸入的香藥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珣的《海藥本草》。李珣，字德潤，先祖波斯國人，隨唐僖宗入蜀，是世代居住蜀中的土生波斯人，是唐末時的著名詩人，「所吟詩句，往往動人」，著有《瓊瑤集》等。李珣又精通醫學，其家庭經營香藥為業，所以對外來藥品的認識較深刻。他在《海藥本草》中記述的絕大多數是從國外輸入的藥物，按我國醫藥學的理論和方法加以論證。其中香藥就達50餘種，可以說是一本香藥專集。從另一個側面擴大了藥物研究的範圍和應用形式，進一步豐富了香療法的內容。
隋唐之際，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收載了當時宮廷和民間的大量的香療方法。他說：「面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貴勝，皆是所要」。可見唐代香療法的應用十分普遍。他又說：「然今之醫門極為秘惜，不許子弟泄漏一法，至於父子之間亦不傳示。然聖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豈使愚於天下，令至道不行，擁蔽聖人之意，甚可怪也」。（《千金翼方》）正如唐王建《宮詞》詩：「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辟有面藥方、薰衣浥香方、令身香方等專章，收錄香療法古方近百首。王燾編著的《外臺秘要》一書，也專立香療1卷，輯有面膏、面脂、澡豆、手膏、薰衣濕香、裛衣干香等，內容十分豐富，可謂彙集了唐以前歷代香療法有效方法和經驗。
唐代中外醫藥的交流更進一步發展，公元743年，高僧鑒真和尚率弟子東渡日本傳授佛學醫學，帶去隋唐以前醫籍和乳香、龍腦香等多種藥物，為中日文化醫藥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日本丹波康賴編輯的《醫心方》，也辟有「芳氣方」一門，收錄了隋唐時中國的著名香療方。
宋代，香療法達到了全盛時期。國家專設太醫局、和劑局，組織彙編了大型方書《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由於中藥成藥的廣泛流傳，香療法的普及，以及佛教、道教的盛行，且都用焚香來禮佛敬神，香藥的用藥數量大幅度地增加。同時，由於造船工業的發展和指南針的應用，海陸交通日益發達，促進了國際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公元971年，宋朝專置市舶司於廣州，專管對外貿易，其中香藥的進出口就佔了首位。於是，出現了專事海外運輸貿易香藥的「香舶」。如1974年在福建泉洲灣發掘出土一艘完整的大型宋代沉船，就是著名的香舶。從船中取出的文物主要是香藥，如龍涎香、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胡椒等。宋朝內廷設有香藥庫，「在移門外，凡28庫。真宗御賜詩一首，為庫額。曰：'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辰御庫初開處，充紉尤宜史筆書'」（《石林燕語》）。並設有庫使、監員，及押送香藥綱至內庫的官員（《宋會要·職官》）。宋朝的稅收，僅僅市舶司香藥稅率收入一項，從宋初的1600餘萬，至南宋淳熙末增至6000餘萬（《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成為南宗朝廷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
宋代李昉等編修的《太平御覽》，也專輯有「香部」3卷，專論香藥及其典故。《太平聖惠方》第40卷，有澡豆方、身體令香方，記錄了多種香療方法。《聖濟總錄》中的方劑，凡以香藥作丸散湯劑之名甚豐，如以木香、丁香為丸散的方就多達上百首，分散在各門。《和劑局方》第10卷中，也收錄了很多香茶、香湯和薰香的方劑。此書經過紹興、寶興、淳祐三朝的增訂，而幾乎是沒有一方不用香藥。如著名的蘇合香丸、安息香丸、丁香丸、雞舌香丸，沉香降氣湯、龍腦飲子等，不勝枚舉。此外，在蘇軾、沈括的《蘇瀋良方》、許叔微的《普濟本事方》、王碩的《易簡方》、嚴用和的《濟生方》等著名醫家的方書中，也選用了大量的香藥和香療方。從而產生了「局方學派」，形成了喜用香藥的局方用藥傾向。
香療的盛行，結果產生了許多香療法專集。如洪芻的《香譜》、範成大的《桂海香志》、葉廷珪的《名香譜》，瀋立之的《香譜》、武岡的《公庫香譜》、張子敬的《續香譜》、顏持約的《香史》、陳敬的《新纂香譜》等。
金元時期，許國禎的《御藥院方》，尚承《局方》之緒，凡以香藥命名的方，亦比比皆是，如沉香丸、小沉香丸、沉香湯。並保存了大量古代香療的宮廷秘方，如香湯方、香浴方、瀨口香方。由於宋元以來，醫藥多依恃襲用《和劑局方》，濫用香燥的成藥之風甚盛，也產生了許多弊端。故此，朱震亨特撰有《局方發揮》，主張合理應用香藥、香品和局方成藥，對濫用香燥之品和成藥提出了批評。
元代的對外經濟貿易中，香藥仍是主要的商品。馬可·波羅在《東方見聞錄》中說，歐洲人未到以前，香料交易全由中國人為主，中國人販運此種香料於印度，重載而歸。他說在馬拉巴看到的大量的中國船隻帶有馬拉巴所沒有的許多藥材和其他貨物，經商人運往亞丁，再轉運到亞歷山大裡亞等地。
明代，成祖朱棣以富厚的國庫為後盾，為開拓海外航線，取得對外貿易的主動權，於1405年起下令鄭和組織龐大的寶船七下西洋，前往南洋、印度洋沿岸，以及波斯、阿拉伯等30多個國家，其中香藥貿易仍是主要商品。明代的香療法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朱（木肅）等編纂的現存最大的方書《普濟方》，書中專辟有「諸湯香煎門」，輯錄了明以前的經驗良方，有香湯、香茶、薰香、焚香、香脂等各種香療方法。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廣搜博採，實地考查，總結整理了16世紀以前本草學的經驗，新增了當時民間的和外來的藥物300多種。收集採用了歷代的和民間有效驗方10000多個。其中收錄香藥近百種，分別歸在芳草、香木二類中，詳加考正闡述。此外，周嘉冑編纂的《香乘》，共28卷，窮搜遍輯，凡有關香藥的名品、故實以及各種香療方的修合，賞鑒諸法，旁徵博引，各具始末。可以說集明代以前歷代香療法之大成。其他如龔廷賢的《壽世保元》中，也收載了許多香療方。
清代康熙之時，陳夢雷等主編的《古今圖書集成》中，也集有香部4卷。張玉書等編纂的《佩文韻府》也輯有香療方面的內容。現代陳可冀研究員主編的《慈禧光緒醫方選議》，錄有清宮醫藥檔案中慈禧、光緒御用的香發方、香皂方、漚子方、香浴方和香丸方等多首。可以想見清宮中真是處處飄香。
通過曹雪芹的《紅樓夢》，我們更可以從中詳細瞭解清宮使用香藥香療法的情形。如第十八回描述賈元春省親時的豪華場景，見大觀園裡「園內各處，帳舞蟠龍，帘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一對對鳳翣龍旌，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又有值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只見園中香菸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當賈妃「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燒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馥馨的名香奇芳，把整個場面渲染到繁華奢麗之極致。書中提到薛寶釵服用的「冷香丸」，便是一個名貴的香療方，還有食用的玫瑰清露、木犀清露；日用的香囊、香串、香瓶、香珠、香鼎、薰爐等香療製品和用具，可以說是古代應用香療法的生動寫照。
然而，鴉片戰爭以後的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使我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來的文化侵略，中華傳統文化包括中醫藥學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和摧殘。當然，香療法的研究和應用，也無例外地淪落到幾乎是灰飛煙滅的境地了。
我國的香療法，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代代相傳，且每有發展，記載於歷代典籍醫著中，文獻資料相當豐富，確是中醫藥學偉大寶庫中的瑰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