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不確定的氣候下，6名經濟學專家指出了2012年最重要的趨勢，不確定仍是反覆出現的主題。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加里•伯特利斯認為，美國會出現政治分化，隨後會缺乏對當前經濟蕭條有力和連貫的政策反應；外交學會訪問學者邁克爾•斯彭斯準確指出了以歐洲為風險中心的全球動盪；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說，中國在2012年的增長軌跡將降低，且隨著新一代領導人的上臺，其經濟政策將經歷考驗；紐約大學的金融學副教授托馬斯•菲利蓬和摩根士丹利的市場風險分析部負責人阿什利•萊斯特認為，2012年將是投資者尋求安全資產的一年，他們的選擇將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後果；而彼得森研究所研究員雅各布•柯克加德相信，事實上，貪婪將戰勝擔憂——至少在歐元區如此。
加里•伯特利斯：
美國進入政策不確定期
美國總統、整個眾議院和三分之一的參議院都面臨改選。如果某個政黨控制了白宮和國會，那麼執政黨的選擇可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的後果。兩黨之間日益加大的黨派和意識形態分歧構成了對今後經濟決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與商界打交道時，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曾號召行動一致。大多數共和黨領導人逐漸放棄曾經治療蕭條的標準方法。他們現在選擇治療經濟停滯的方法包括大幅降低公共開支和新一輪縮小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範圍，但這些策略遭到了民主黨人的堅決反對。兩黨之間的深刻分歧使得它們難以選擇和執行一種連貫的政策來應對蕭條。
我們可能會面臨一場政治僵局，使得政府沒有履行基本聯邦職能的預算和為正常運行提供資金的借款能力。這個國家已經進入了政策不確定期，除非某個黨派獲得了毫無疑問的選舉優勢，否則這個時期還將繼續下去。
邁克爾•斯彭斯：
全球風險中心位於歐洲
2012年的一個主要趨勢是動盪。這是一個兩種情況幾乎勢均力敵的環境，而全球風險的中心位於歐洲。
在一種情況中，歐洲央行對主權債務市場進行直接干涉，防止收益提高把一個可控的財政和增長挑戰變為一個償還能力的問題，從而支持核心歐洲通過義大利等關鍵國家的改革計畫來成功穩定主權債務市場。在另一種情況中，歐盟就財政集中化展開爭論，同時收益上漲，破壞銀行資本化、改革動力，並最終影響歐元區的穩定。
在第一種情況中，美國將出現增長緩慢和高失業率，直到總統選舉後才會採取大量政策行動，造成財政穩定、增長和就業在很大程度上無人過問，結構調整落入私營部門手中，而沒有大量公共部門的投資或支持。新興經濟體降至接近危機前的增長模式，並仍是全球經濟不完整的增長引擎。
在第二種情況中，核心歐元區開始破裂，導致經濟增長急劇下降，然後傳導到美國脆弱的復甦以及增加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阻力。
黃育川：
中國重重壓力
歷史將表明，2012年標誌著中國轉向一個放慢的增長軌跡，以及新領導人的上任。這些事件出現在中國面臨艱難的內外挑戰時期。
大約8%的增長速度會減少政策上的選擇，但對中國和世界來說可能更好。更持續的發展結果將緩解中國民眾對日益增長的差距、腐敗和環境退化等問題的擔憂。如果中國加大消費引導趨勢，它就能改善全球貿易緊張局面。
但是，許多人預測歐元區持續的危機會導致經濟崩潰，而其他人則認為北京能夠避免急劇的下降。但由於其薄弱的金融機構和基礎設施主導的增長模式受到批評，它可能不具備實現其目標的所有工具。
托馬斯•菲利蓬和阿什利•萊斯特：
投資者尋求安全的資產
把自2007年以來連續出現金融危機歸咎於投機者和不負責任的債權人具有啟發性，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最近繁榮與蕭條的交替循環可能與尋求安全資產而不是尋求風險更加密切相關。
與網際網路泡沫不同，家庭和主權信貸繁榮更多地受到了安全承諾的推動，而不是巨大增長夢想的驅使。人們設想金融管理可以把風險抵押變成安全的房產和3A級別的債券；同樣，人們設想歐元可以把之前不負責任的國家變成遵守德國財政紀律的模範。
隨著這些假象的破滅，2012年將出現儲蓄者偏好和借款者需求的差距加大。由於世界經濟風險更為突出，儲蓄者會更加努力尋求安全資產。他們所購資產的安全性可能會跟3A次級債務的安全性一樣虛無縹緲。
雅各布•柯克加德：
歐元區對風險的新慾望
自2009年年底以來，金融市場上日益加劇的恐慌逐漸把歐元推向了今天這個地步，即越來越多的觀察人士公開質疑這種統一貨幣的存亡。
2012年歐元區的新趨勢會在金融市場上顯露，而不是在政治領域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歐元區的基本經濟原則——以及歐元區政府雜亂的政策反應——肯定會造成渴望受益的投資者的貪婪超越對高收益但有風險的義大利之類政府債券所引發的市場擔憂。
投資者們將開始拋棄安全但回報率極低的德國債券(考慮到通貨膨脹的話其實是負利率)，轉而購買高收益但不再那麼具有風險的義大利債券。那樣的話，義大利的利率就會開始下調，降低實施新緊縮計畫的必要性，從而可能把義大利以及整個歐元區經濟從當前的「劣均衡」轉向一種更好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