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田駕鶴遠去，彈指間有四十多年了。如今他與那些倍受磨難的上一代文人學者一道，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帶走了他們曾經發出過的報國之音，曾經有過的滿腔熱情，曾經甘願為了主義去殉道的信仰，時至今日，那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延續下來的悠長尾音，也終將消歇。然而，對於當代中國，我總覺得倘若沒有了他們留下的無數悲情故事，以泣血的歷驗來昭示其屈死，或怨死，或慘死，生命已不存在的意義，作為觀照，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人或許就不會真正懂得反思，不會留住「明禮義、知廉恥「傳統，不會守護良知，不會把神還原為人，因此，倘若聽任歷史記憶的逐漸消失，熟視而無睹，那將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反之，即便從記憶裡讀出的都是淚水，也是有益的。
歷史記憶：死不瞑目的文革怨魂
「文革」時期1968年11月2日，李廣田不明不白地屈死在昆明城郊一處名叫「蓮花池」的水塘中，被認為死於自殺，當年叫做「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叛黨」或「叛徒」文革史料記載，至翌日被人發現時，李廣田先生滿臉呈現瘀血，眼睛尚未合上，脖子上有繩索捆綁的痕跡，後腦杓上有明顯的打擊傷痕，可見被謀殺的證據確鑿。後來，許多人曾對於李廣田的死因提出異議。但是那年那月，中公檢法徹底癱瘓，沒有誰敢去幫李廣田驗屍，調查死因並寫成文字。遺體很快就被狷紅衛兵運走，自作主張地火化了。
現代中國的士者從來就不乏屈死怨死的題材，文革期間因自殺，或稱之為非正常死亡的著名文人學者何止成千上萬？還記得「四人幫」受審時，最高法院院長黃火青宣讀的政府報告裡就講到，文革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知識份子計有十四萬人之多！其實，民間記憶遠遠超出這一官方統計數字。迄今為止，歷史還沒有忘記他們，不勝枚舉：
報人鄧拓；作家楊朔；第一紅色秘書田家英因受奇恥大辱，在中南海庭院裡上吊自殺；戲劇家老舍也於同年8月24日因不堪凌辱與迫害，在北京投湖自殺；國學大師熊十力，絕望於國事日非，於1968年5月24日絕食身亡，以死抗爭；才華橫溢的文學翻譯家傅雷9月3日偕妻雙雙自縊身亡；頭牌紅色歷史學家翦伯讚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在清華園家裡雙雙服安眠藥自殺，他的死曾令毛澤東「龍顏」震怒，認為拂逆了他的面子；報人儲安平因言獲罪，當了幾年的大右派，還沒緩過穢氣來，也在文革中未能逃脫，再次成為紅衛兵們攻擊折磨的對象，任意辱罵，拳打腳踢，捆綁遊街，無所不為，受盡人身侮辱，最後忍無可忍，他於1968年8月的一天離家出走了，從此人間蒸發，下落不明，四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是死是活，無人知曉，成為了「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共和國驚天懸案。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正規紅色教育，多來自於中小學語文課本上曾讀過的那些優美課文，均為精選出的中國現代散文典範，然而其作者在文革中因被迫害而屈死怨死的不乏其人。那年那月，一介書生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狂飆裡掙扎求生，內心之驚恐可想而知。曾幾何時，草菅人命的「主子」與跑龍套的「家丁們「都握有了生殺大權，可以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思維行事，以言治罪，對弱勢群體的知識份子任意施虐，這或許是現代中國最大的弔詭了。
當年的李廣田或許是陷於集體狂熱中發自內心的崇拜，抑或是在被劃為右派的境況中為了自保，違心地稱頌毛澤東是「父親」，無論出於哪一種衷曲，終竟也未能給他的人生帶來好運。
李廣田是中國在1958年拍攝的著名電影《阿詩瑪》的編劇。該劇的主要演員楊麗坤在1966年也受到殘酷迫害。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李廣田先生亦是散文大家之一。
李廣田先後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教授、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雲南分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作協雲南分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等職務，既是紅色詩人，人文學者，又是教育大家。
文人自賤，認毛為父為那般？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李廣田是第一人，稱頌毛澤東為「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舉國上下陷入瘋狂，任雲南大學校長的李廣田也受到「大好形勢」的觸動，懷著一顆所謂的「赤子之心」，寫下了一首《他在各處行走》的頌詩。這首詩把政治偶像稱作「父親」，這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真是震古鑠今，前所未有。文革結束的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紅太陽頌》詩集，竟然還將這首詩編入其內，使它在浩如煙海的「紅太陽頌「中佔據了獨特而醒目的位置。李廣田寫道：
「走啊，走啊，//他的腳步帶動著我們的腳步，//他的腳步帶動著祖國的腳步，//沿著社會主義的大路//飛躍前進。//就是他，//這個巨人，//這個用堅定的大步走在祖國大地上的人，//這個用輕柔有腳步走在我們心上的人，//我們，我們六萬萬人民，//我們是多麼尊敬他，多麼愛他呀，//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
這首詩有真情實感嗎?
詩中採用了那樣多的讚頌之詞作為鋪墊，烘托出「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在這裡，我們根本體味不到詩人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倒覺得詩人扳著臉孔，像是為迎合政治需要而為街頭巷尾製作張貼的標語。曾經的詩人，其情感世界並非如此，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中，「嚴父慈母」為特指具象。千百年來父親之「嚴」已成定型的概念，因而「父親」一詞斷然不會進入現代中國人崇拜偶像的詞典。作為文學家、教育家的李廣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維，洋為中用，把蘇聯人崇拜偶像的稱呼移植到中國，重塑「父親」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要在中國開拓出歌頌領袖的一片新天地來，以表達一位被時代改造過的知識份子對偶像的忠誠。這或許就是李廣田的「志」，然而，卻忽略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沒有給他的人生帶來好運。
1949年，毛澤東曾通過郭沫若，試圖說服胡適，希望能與其他民主黨派的部分賢達一樣，留在大陸效力，並許願給予北京圖書館館長的職務，然而未果，胡適去了臺灣。隨後，毛將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三人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郭沫若見風使舵，為之吶喊助陣，亦在各種講話中將相交了幾十年的老朋友貶斥為蔣介石的頭號幫凶。一個有理性、有良知的學者，不知怎樣才說得出口？
做為觀照，今天的讀者還可看到郭沫若為毛寫下的頌詩，描繪了1958年初毛澤東在飛機上辦公的情景：「難怪天空是加倍的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詩人李季於同年也寫道：「世上有多少崇高的情感，/慈母的愛要比一切都更深沉。/可是，我們卻感受過另一種愛，/它比母親更要勝過十分。」(《難忘的春天》)等等，他們唯恐歌頌得程度不夠，唯恐歌頌得不夠新鮮，都在挖空心思地表忠心，使得「紅太陽頌」像滾雪球一般不斷壯大起來。這是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每天驚魂未定時所做出的選擇。當時李廣田已被劃為右派，受到批鬥，但他在寫《他在各處行走》時，是否也具有這樣的心理狀態呢?
當年赫魯曉夫稱斯大林為「父親」，於是蘇聯各族人民都跟著他喊「父親」，喊得響遏行雲，喊得驚天動地，慈祥、智慧、力量全都彙集於那位俄羅斯歷史上最顯赫的「父親」身上。但是，在中國把偶像稱「父親」，似乎沒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所承襲的觀念仍然是「皇權」，獨享天子的殊榮;；都希望人們喊他「萬歲」，期盼萬壽無疆，永享駕馭天下的快樂，那年那月，雖然沿襲了「萬歲」稱呼，但誰也沒想到要把「父親」一詞加在政治偶像的頭上。回望歷史，凡是竭力恭維過毛澤東的人幾乎都未能善終，例如，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一說的劉少奇，首次提出「要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口號的陶鑄，均被毛關死在陰暗潮濕的地下牢獄之中，首次提出「萬壽無疆」的林彪則命喪天涯，文人的例子就更多得不勝枚舉，不一而足。
扣問良知，中國讀書人的自省
然而，李廣田稱毛澤東是「父親」，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惡運卻從天而降。在中國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增補為右派，由雲南大學校長降為副校長。
文革伊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阿詩瑪》成了李廣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他被監禁起來，遭受嚴刑拷問：本來阿詩瑪和阿黑在傳說中是兄妹關係，可為什麼要把他們修改為男女的情愛關係呢，這不是在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嗎?
中國沒有超人，如果有的話，只有一個，那就是「偉大領袖」。當然鬥爭會不是藝術討論會，縱使李廣田有七八張嘴，也不能將心裏的話向這些「家丁們」說清楚。於是，他被人扭著胳膊，拉上臺去批鬥，他的脖子上掛上沈重的大牌子，在陣陣口號聲中被拖出去遊街示眾，他在成千上萬人的注目下被罰跪，被拳打腳踢，一個知識份子的顏面被徹底掃蕩，在全國各地暴虐知識份子的狂潮中，李廣田萬般無奈，也只好向他寫了無數詩文予以歌頌的土地告別：「再見，再見，這一別將永無再見之一日」是啊，書寫歷史的標點全是問號，歷史的幕後故事全是驚嘆號。
李廣田對偶像冠以「父親」的歌頌，也就成了「紅太陽頌」的歷史絕唱。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中，李廣田與同代其他知識份子一樣，也歷經了人生的許多大喜大悲、許多坎坷曲折，或許這不能不使他在書寫自己悲劇命運的同時，也從無情的流水年華中去思考人的命運，尤其是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客觀上，李廣田們通過自己的死，引起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反思。
揮不去的是記憶，留不住的是年華。在宏闊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文人「折腰」已形成了一個文化生態鏈。我們在回顧李廣田先生的慘死遭遇時，如果將他放到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中，或可看到那年那月，左傾思潮不斷膨脹的時期，這一人格悲劇的必然，亦如同一座時代大鐘，或可返回到起點，但已不是昨天。
《詩經》有云：「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這句話說得實在醒世！歷史本身就是一面「殷鏡」，離我們並不遙遠，當我們拂去表面的塵埃，那些淡出的影像就會重新清晰地映入我們的眼帘，李廣田們的現代人生悲劇似可永遠引為後世之誡，不會因為朝代更迭，歲月變遷，時光流逝而失去其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