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為自己設計的從重慶晉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路子，由三步構成：第一步是打黑，第二步唱紅，第三步是共富。目前，第三步已經進行到關鍵環節，其在北京最高層的人脈也公開表態支持。比如，《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周衡義的文章《重慶探索共同富裕》，此報導立刻被重慶宣傳部門升級為「重慶探索是為中國新一輪改革探路」。
然而，薄熙來在重慶主導的打黑負面效果日漸顯現。比方說，司法權力全面擴張，一些地方對本不夠立案條件的案件立案並經公訴而審判，形成了一條龍式的對單個公民的嚴打作業。律師業內人士估計：此類案件僅去年至少有五萬起以上，公檢法三家辦案人員至少從每個案件上勒索三萬元好處費。貪腐總額不算大，但是涉及面十分廣泛。
「重慶病」在貴州惡性傳染
公檢法辦案人員流水作業進行「合法的敲詐勒索」，再一次證明政法體制是腐敗的溫床。在另一方面，這種機制也進一步地製造了官民的對立。廣東的烏坎事件之初對薛錦波等人的抓捕以及薛錦波死於看守所，就是整個國家權力體系對單個公民嚴打的個案。由於此種機製造成的社會不滿情緒會在特定時點爆發出來，當局的維穩壓力也越來越大。
儘管以上狀態不全是重慶打黑負面影響的結果，但重慶的打黑變質為黑打，卻是最新與最重要的推動因素。北京一位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聯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高階幹部說：「李莊案件是佐證，是中共司法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另外也有專家表示：「打黑變成黑打是‘重慶病’，其傳染性質十分惡劣。」
「重慶病」在貴州出現了傳染症狀。前省級政協委員黎慶洪涉黑案出現了被告人遭到刑訊（二十六小時的連續審訊）、證據的合法性欠缺諸重大疑點。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激烈交鋒，法院明顯偏袒公訴人而將三名律師逐出法庭。北京大量的法學專家以及刑辯律師都在密切關注「重慶病」在貴州的傳染情況。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制類雜誌記者稱：「中央政法委會同中宣部已經發文，嚴禁官方媒體‘炒作貴州黎慶洪案’，違者按嚴重違反黨紀處理。」
更有退休的高官表示：黎慶洪不一定沒罪，但以打黑名義處理的該案，裡面嚴重的黑打因素是值得深思的。黎慶洪案最終的政治影響絕不會亞於李莊案。
共富概念乃蒙人花樣文章
薄熙來現在已經絕口不再提打黑的事情，而是用九常委中六人肯定重慶唱紅來表明自己的高層支持率。有了這個基礎，他又在重慶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率重慶黨政要員黃奇帆、陳光國諸人，大講共富概念。為了讓共富概念有可測量的維度，薄聲稱：到二○一五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二點五比一，基尼係數壓到零點三五。
問題是，不僅重慶而且在全國各級「兩會」中暴富階層是重要構成部分，要從這些人口袋裡弄出錢來救濟窮困百姓，無異於與虎謀皮。縱觀法西斯政治歷史，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在掌權之前都說要重搞社會公平，但是最終他們均與巨富階層形成了共謀。中下階層能夠「致富」或「脫貧」的手段就是投身戰爭，從異國搶掠回來大量物資與錢財。薄到目前還沒有像墨希兩匪首發動戰爭的能量，其共富概念不過收一時人心的花招而已。為了保證暴富階層不對他的共富概念產生疑惑，就借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之口，來曲線表達心跡，說：「共同富裕絕不是‘劫富濟貧’，更不是走回頭路、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
薄為了爭取知識份子階層的好感，一改原來的蔑視態度，轉而說：「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繫廣泛，不少還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有許多真知灼見。」來自重慶民間的消息則說：重慶的知識份子尤其大學教師對薄熙來很有戒心，對他在李莊案上的拙劣表演深為反感。由此可見，是否玩好共富概念以欺人心，確實是薄熙來在十八大之前政治表演的關鍵。因此，他不惜動用最可靠人脈，讓《人民日報》發頭條文章說「重慶探索共同富裕」。
三常委對重慶模式不表態
中國整個社會已經不存在實現共富的制度基礎，重複前蘇聯的「休克療法」治理危機才是出路。憑重慶地方的一己之力，難收普遍的制度示範效應。從這點上來講，薄熙來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有悲壯之處。
北京最高層顯然沒有人有膽量採取「休克療法」，儘管今後兩年之內這是必經之途。胡溫不敢，十八大後主掌經濟的李克強亦未露任何傾向性政策。對於所謂的重慶模式，三人故意不表態支持，亦未見否定意見。不久前，薄的「公開點名」說九常委中有六人支持唱紅，希望以此刺激胡溫李三人。弔詭的是，三人對來自薄的「刺激」均無任何反應。
接近胡錦濤智囊班子的人士猜測說：「胡深得鄧小平‘不爭論’之真味，因此對薄的‘點名’不做任何表態。」該人士繼續說，「當年胡在西藏處理危機時曾有‘三不政策’：不討論歷史問題，不爭論前屆是非，不評現班子人員功過是非。」由胡在西藏的從政經歷可以推知，胡是最高層裡面最能折衷的政治人物，而其由無足輕重的共青團體系走到黨國最高位置，確實有一番忍功、抹功、化功，還有就是拖功，比如對自己曾講的政改拖到現在，看來是鐵心拖至任滿而不了了之。
與胡錦濤相比，薄熙來的顧此失彼顯然證明他在政治上還是太嫩了。即便其十八大時進了常委並在此後的人事變動中得任要職，也不過是個起不到實質作用的人物。
廣東政局會否出現反覆？
「重慶病」傳染了貴州，正如本文前述司法權力體系一條龍式地對單個公民進行嚴打一樣，證明全國都在染病。毫不誇張地說，「重慶病」是當今中國的「政治非典」。為了穩定，為了十八大權力平穩交接，還沒有敢負責任的人出來揭開「非典真相」。
一向以政治開明著稱的廣東也受到了「重慶病」的感染。比方說，對於廣東汕頭海門鎮民眾抗議華電項目的群體事件，雖然表面平和處理，但是，汕頭市市長鄭人豪對媒體公開放言「部分人非抓不可」，因為那「部分人」是受了境外媒體的影響，「居心叵測，完全與群眾的合理訴求相違背」。鄭人豪的論調與北京高層表揚的「烏坎轉機」之良苦用心完全相反，更證明十八大權力交接前高層官場的白雲蒼狗之狀。廣東出現政治反覆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