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一個專門的學問，側重面不在於管，而在於理，就如同一些大的公司或者是財團所設立的理事會是一樣的，責任就是去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理順了生產作業各道工序之間的關係，各部門的負責人以及經理、主任、總經理們都是行政的管理者，這就如同一個家庭的家長，理的是家政，事業企業商業的負責人理的是行業的行政；縣長、省長和總統們理的是當地地方一國的行政事務。
共黨們喜歡說管，管什麼呢？古人說，民從四業。俗話說老百姓們創造出了三百六十個行業，而每一個行業開始都是一個人在經營著，以後變成了父子、兄弟、夫妻經營，不需要共黨們管，照樣能夠發展成作坊、工廠、公司。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共黨們掛在嘴上的一句話，那就是不管行嗎？那不就亂了套了嗎？可是老百姓們背後的話是不管倒好了，一管准亂；知識階層私下的話是一管準死，放放手不管事情自然就理順了。
八十年代的中期，一大批科處局級的共黨們被解除了職務，由於不到退休的年齡，給掛上個督導員的頭銜，混吃等死。什麼是督導呢？中央給出的解釋是監督指導，言外之意是不在其位仍然可以高高在上，雞一嘴、鴨一嘴的到處去指指點點，被美其名曰叫發揮余熱。
於是這幫失了勢的既督且導們又自我發揮，說什麼要把取代了他們的中青年幹部們扶上馬，再送上一程，然後就得意揚揚的表白，他們又是如何的為黨的事業嘔心瀝血，盡忠盡孝。
其實正是因為這個管字害了他們，到處插手什麼都管，尤其愛管人，遇上個運動整起人來是一個比一個心狠手辣，唯獨不會做事，更不懂得理事，但是很快在貪污腐敗這個領域裡他們又都變成了高手。
八九年六四北京屠城以後，江澤民把貪腐推向了高潮，不會做事只會整人貪腐的共黨們又得了勢，於是就又強大、又輝煌了，這就是中國大陸的特色。共黨一個貪腐、搶劫、殺人的犯罪團夥不但當政，還要對十六億中國人實行獸性的極權統治，可結果卻是不但繁榮盛世了，而且人們還幸福了。
這種宣傳除了能使憤青、憤佬、五毛們頭腦發熱失去理智之外，就再無其他的作用了。所幸的是知識階層並沒有完全的犬儒化，即便是共黨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們，也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去揭露中國大陸社會的種種弊病和問題。
最近由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先生主筆的題為「中國需警惕改革中途不想過河」的報告，報告中對中國大陸的現狀精闢的做出了五點分析：首先提的的就是共黨拒絕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於是造成經濟發展的腳步沈重，而且是日益畸形，錢權勾結的利益集團早已經形成了，共黨只想在不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之下做大了經濟的這個蛋糕，用發展去形成GDP的增長率來緩解貧富的懸殊和分配的不公。
但事實卻是共黨們獸性無慾的貪婪的瘋狂程度，遠遠大於共黨每年報出的GDP的所謂增長率。也就是說，這個蛋糕無論做的有多麼的大，也是不夠共黨們瓜分的。在這裡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了，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有人計算出共黨們每年用於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和公車上的開支就是七、八千個億，而近幾年已經達到了一萬億左右的。
一些學者們在二零一零年就已經計算出儘管中國人多，但是只要政府每年拿出四千八百億元就足以使中國的民眾們享受免費醫療的國家福利；再每年拿出三千兩百億元，又足夠使中國的學齡青少年享受國家免費教育的福利。這兩項國家福利總共需要八千億，只佔共黨三公開支的百分之八十，而這一組數字是相當說明問題的。
這篇報告的第二個問題，那就是錢權勾結，既得利益的體制因素成為了定型的政治體制，於是改革的動力在朝野之間就全部的喪失了，當政的既得利益團夥以改革的名義獲利，當然就引發了民間對改革的抵制，導致實質性的改革受阻停頓。
有學者評論說，這其實是既得利益團夥們摸石頭摸上了癮，連河也不想過了。本人二十多年前的一位上級是位哲學家，他曾經說過，要過河就要先造橋、或者是造船，一群人摸著石頭過河水深過不去了，是回來還是淹死呢？為了這句話他被降職，調往了外地。
造橋或者是造船都是指政治體制的改革，世界上已有先例，中國是完全可以學習的，僅僅搞經濟改革並不是什麼創舉。一百五十年前，清朝政府就搞過，同樣是因為拒絕政治體制的改革，於是就滅亡了。
前世之事是後事之師，可共黨們是冥頑不靈，去年的下半年，溫家寶說，改革之路走到頭了，這就是說經濟改革進行不下去了，這其實是在向全國的民眾提出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改革難以為繼了呢？
這篇報告第三個部分談到的是貧富的分化、對立已經是中國大陸成為了一個斷裂的社會，既得利益的共黨們妄圖把這種社會結構定型，成為一種常態。當然了也只有這種社會結構才能夠使共黨們在短短的幾年間一越成為千萬、億萬的大富翁們，可是一個國家的安定其判斷的標準，一是民權，二是民生。
當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國人百姓們生存艱難，收入低微，甚至是無保障，且又不享受任何的國家福利和社會的保障的時候，這種情況下是不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調門有多麼的嘹亮，人們並沒有看到國家、民族任何興旺和發達的跡象，反而產生了兩個時時在威脅的政權的現象：
一，那就是佔總人口比例百分之三的冤民；二，那就是平均每兩分鐘就就爆發一起抗暴維權的民間鬥爭。民不安則國無寧日，究其原因，老百姓們是改革開放的犧牲者，獲利者與犧牲者之間永遠無法和諧，更沒有一個平衡點，於是階層之間的對立就凸顯出來了。
老百姓們說，所謂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把物價提高了幾十倍、甚至是百倍，民間痛恨這種改革，可是既得利益團夥們卻要堅持這種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甚至還高調的欺騙宣傳什麼，這就是北京模式，而且還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共識。
從心理學的角度上去分析，當一個龐大的群體生存艱難的時候，耳朵裡卻是整天的聽到是強大輝煌和幸福，眼睛裡看到是既得利益團夥們的囂張、狂妄、奢侈、貪婪和無人性，心理上所產生的那就必然是首先是反感，繼而是厭惡，接下來就是不平、憤恨，然後就是反抗。
和諧社會就成為了子虛烏有，社會的板塊斷裂了，當政者們在想著如何維持政權的事，而民間在想著如何維護民權和爭取民生的事情。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每當朝野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和對抗的時候，這個政權就已經不是國家的政權了，新舊政權的交替是隨時都會發生。
報告的第四個部分中寫到，誤判社會矛盾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的政策導向，有關方面對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採用了全社會大維穩的模式，將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繼而造成了政治、經濟、生活長期處於一種極不正常的狀態。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真是不難看出共黨體制內的良知道義的學者們的無奈和良苦的用心。這段文字中沒有主語，是誰誤判了社會矛盾的形成呢？又是誰採用了社會大維穩的政策和模式呢？當然是共黨，是共黨的貪腐、搶劫、暴富造成了社會的矛盾。
說共黨誤判了社會矛盾的形成那是給共黨留面子的說法，一個專幹搶劫的土匪和一個被搶劫的人之間，除非是傻瓜，都知道這是尖銳的對立或者是敵對的矛盾。消除這種矛盾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土匪受到了法律上的懲辦和被搶的人拿回了自己被搶走的財物，這就是一個和諧的法制社會。
但是共黨的特色卻是共黨們貪腐、搶劫、致富，那是理所當然的，老百姓應該是樂觀其成，即便是不喊萬歲擁護，也不應該和共黨形成矛盾。既然形成了矛盾那就必須鎮壓，在特色和諧的口號之下，把鎮壓就給說成是維穩，這樣好聽一些。政府開支龐大的維穩預算與軍、警、城管和流氓去屠殺、毆打、抓捕維權抗暴的人士們。
共黨永遠不明白的是，鎮壓其實是永遠壓而不服的，不但化解不了矛盾，反而要使矛盾激烈的尖銳，於是維穩就逐漸的成為共黨的首要中心工作，維穩的開支是一年比一年多，於是維穩就成為了共黨常規化、體制化的一項頭等的日常工作了。末日心態的共黨統治能力是已經接近了零的程度，不過是維持一天算一天而已。
第五部分中寫道，社會潰敗是日漸明顯，部分地方政府的權力失控導致社會維護正義和平的能力降低，於是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了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對於這一段的內容，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是感同身受的。
中國人在滿清王朝滅亡以後，享受到了民權、民主和真正共和的三十八年，但是期間是由於軍閥的混戰、北伐戰爭、共黨的國中立國。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半的共黨篡政的內戰，使得那三十八年當中，中國人民僅僅過上了不過五、六年的太平年景，但是卻享受到了自由和不多的民主，確立了民主和科學是中國今後發展的走向，抗戰的勝利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勝利，精神是凝聚一個民族的重要因素。
但是一種極不成熟的卻把事實為依據的所謂的理想主義思潮，輔助和支持了馬列共黨，因此把中國大陸地區社會從民主共和拉向了大倒退，不僅僅是倒退到了皇權專制，而且是倒退到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極權主義統治。
毛澤東當政的二十七年，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說，那二十七年是邪惡的魔鬼政治，當我們今天在嘲笑朝鮮金家三代人世襲公權力的時候，其實中國大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極權專制的體制只能是任人唯親，永遠不會任人唯賢。
因為賢者、仁人道德之士們都被共黨當作了敵對勢力，於是任人唯親的接班做法，就只能使這個政權和它的體制僵化微弱，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政權內部的凝聚力和政權對國家人民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也是一代比一代減弱。
華國鋒之後的鄧小平實行的是邪惡的屠夫政治，同時共黨體制的貪污氾濫，到了江澤民當政實行的是昏庸腐敗和賣國的政治。老百姓對江澤民不是嘲笑，就是那它開玩笑，再不然就是痛恨，從而使得共黨過去的名聲是一落千丈。
當胡溫接班的時候，國人們在共黨喉舌們的胡溫新政的宣傳之下，多少還有一些人對這兩個人抱有一絲的幻想，但是時間不長，人們也就明白了，中國大陸惡人、庸人、飯桶的政治。
共黨任人唯親，目的就是要接班人維護上一代、上兩代，甚至是上三代、四代的黨首領的利益和名聲，掩蓋和淡化他們的罪惡，至於這個政權都明白早晚是垮臺，不過就是維持一天是一天。對於下一代的習近平、李克強，喉舌們已經放出了風，說他們是開明派的人物。共黨這種體制只有頑固分子、極左份子和僵化分子、腐敗分子，怎麼可能會出現什麼開明派和改革派呢？
中共裡面出不了戈爾巴喬夫的人物，這是早有定論的，原因就是中共自始至今，始終就是一個犯罪團夥，毛澤東罪惡滔天；鄧小平是一點不含糊的背上了毛澤東罪惡的包袱，同時自己是搞屠殺和貪污；江澤民二話不說，同時背上了毛鄧兩個罪惡的包袱，自己又去鎮壓法輪功，推行腐敗的政治；胡錦濤更是心甘情願的背上了毛鄧江三個罪惡的大包袱，自己也在幹著屠殺、鎮壓、貪腐。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應該認為，習近平會扔下四個罪惡的包袱，輕裝前進，走自己的路呢？
國家的前途，人民過美好的生活的願望，難道就只能寄託在共黨裡面出現個明君，共黨體制內出現個清官嗎？從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六十年中國人經歷了四次這樣的循環，俗話說，可一可二不可三。四次絕望了的中國人難道還要第五次寄希望於共黨嗎？
說到底，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不是政權的奴隸。國家大事人民說了算。共黨的換屆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政治效應，而新一屆的接班人只是在計算著自己當政以後這最後的一桶金還能撈多少？至於其它，他們是不想的，因為有共黨祖制的那種僵化的墨守成規的思維，想了也是白想，根本與普世的價值，民權民生是完全的格格不入，至於搞經濟他們所能想到的，就是做大了那個蛋糕，假如真的能夠做出一個大蛋糕，國人百姓們能分到多少呢？
三十多年的改革，老百姓們沒有獲益，始終是受害人和犧牲者，這就說明再大的蛋糕也不夠共黨們貪腐的，而且最要命的是這個蛋糕根本就不是用經濟發展的成就做出來的，而是以九十萬億元的國債做出來的，共黨們搶奪這個蛋糕，國人民眾們是要去還債的。
網際網路上流行了幾年「不差錢」的說法，現在我們明白了，不差錢那是因為隨時隨地可以印刷新鈔票，差多少就印多少，於是錢就一年比一年貶值，而通脹率就一年比一年高。中國大陸的經濟在二零零七年年底就已經崩潰了；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一年由共黨吹起來的所有的經濟泡沫一個一個的都破裂了。泡沫破裂了，真相就顯露出來了。
新的一年人人都在期盼著一些美好的東西，共黨們又能期盼什麼呢？盼著這個政權再維持一年，其實這只是個奢望。胡溫期盼著急於從這個爛攤子中脫身，巴望自己有個全身而退的結局。習和李是否情願接手這個爛攤子。
去年就有消息說，習近平曾經表示過，不想做末代皇帝，後來又同意做接班人了，不知道是胡錦濤、或者是江澤民對他許了什麼願，一個是急於甩包袱，一個是不情願接這個包袱，原因就是崩潰了的經濟，誰也無力回天了。
今年是全球經濟最嚴峻的一年，中國大陸又是首當其衝，經濟引發政權的交替，這是古今中外常見的事情。共黨的垮臺那是一定的，胡錦濤能否交班，習近平能否接班，這其中的變數太多。六十多年共黨給自己設下了太多的坎，民憤也太大，此時此刻的共黨已經是毫無能力邁過任何一道坎了。
謝謝各位，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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