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1958年高校還開展了一個「向黨交心」運動。我因為已經註冊右派，所以無權參加這個「人民內部」的政治運動，只知道寢室裡誰誰評為「左派、中中、中左、中右」。在高校校史中，對那場驚天動地的反右運動大多都語焉不詳甚至一言帶過，所以對於「向黨交心」運動更是簡略忽略不記。最近在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書，叫《廈大黨史資料》第三輯(中共廈門大學委員會黨史編委會編，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對於這個運動有較確鑿的記載，故錄之介紹。
這個運動開展於1958年3月，全稱叫做「雙反(反浪費反保守)雙比(其意不詳)、橫掃五氣(官氣、暮氣、闊氣、驕氣、嬌氣)、紅專辯論、向黨交心、拔白旗插紅旗的全民整風運動」，但在實踐上，在我的記憶中，主要叫做「紅專辯論、向黨交心、拔白旗」運動。關鍵就是「向黨交心」。廈大記載，「向黨交心」者2047人，貼出大字報近百萬張，重點檢查和批判者約有490餘人，佔了四分之一。「通過這些思想改造運動，進一步改變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政治立場，搞臭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了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學術方向，堅決地開展了兩條道路和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為全面徹底地進行教育改革，打下了有利的思想基礎。」
在反右之後，毛澤東提出了黨的教育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交心運動、紅專辯論、拔白旗插紅旗要落實在擁護、貫徹教育方針上。由於有反右運動打底，再加上這個新的運動，所以誰也不敢懷疑毛氏提出的教育方針，不但不敢懷疑，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擁護黨的教育方針。根據325名教師的初步分析統計，開始時基本上擁護黨的方針的有40%(其中有許多人缺少深刻的認識)，觀望的有38%，反對的有18%;到1957年年底，擁護的上升到65%(他們在認識上深刻得多了)，觀望的降低到27%，反對的僅有7%」，(第88頁)所以結果是可以期望的，完全可以向上報捷。
其次就是貫徹階級路線。1957年招收的新生中，工農學生達到60.4%，全校工農學生已佔46.6%。這裡所謂的「工農學生」主要是指家庭出身而言。從此以後，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家庭出生的高中畢業生，無論你高考成績多麼優秀，大多都被拒之大學門外，最極端的例子是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作為國父的孫女，「因為被指是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出身，雖然高中畢業時成績優秀，但我卻不能上大學。還發配我到上海近郊農村做苦工，白天倒馬桶，晚上睡泥地，還要遭白眼，當時甚至想到自殺。」孫穗芳後來寫信求助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祖母宋慶齡，終獲得幫助，得以入讀同濟大學。其他等而下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反之，紅五類的子女，高考成績近乎白卷也可以名正言順地上大學、拿文憑。例如中文系的畢業生，即使念錯寫錯、別字連篇也一樣可以登台教語文。
「向黨交心」運動當然不是交「紅心」，而是交「白心、黑心」，最後要落實到對每一個人據此劃分政治屬性。「經過整風、反右派鬥爭和一系列的群眾性的思想批判，思想戰線上興無滅資的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大力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下鄉、下廠，熱烈投入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使師生員工的政治思想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教師隊伍來看，左派增加了，中間派向左靠了，左派從反右鬥爭的23.9%，上升為現在的39.8%，在同一時期內，中左從15.7%，上升為18·2%，中中從37.4%，下降為33.2%，中右從15.4%，降低為6.9%。」(第92頁)這裡講的是教師，其實學生也是如此。原來的基數可能是黨支部內定的，後一個數，可能是「交心」之後評出的。
對於那些在反右時逃之夭夭的漏網之魚，這時就可以一個個收拾了。打右派的根據是某人在「大鳴大放」中的言論。「交心」的材料一般不用來打右派，但在許多沒有完成打右派任務的單位，叫做「整風補課」，當然就不能發憐憫，恤慈悲，照打右派不誤。
廈門大學的師生員工打右派171人，大約佔5——10%(因為不知總數)，加上中右大概在15%左右。凡定為中右者，黨員開除黨籍，團員開除團籍。
試舉一例中右分子的遭遇。筆者在山東省華僑中學語文組有一位同事王顯柄，是1960年從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他先分配到省教育學院，1961年下放到地處昌濰地區農村的華僑中學。他一去，黨支部書記就召開教職工的黨團員會議，向大家宣布：這位王顯柄是漏網右派——中右分子，大家要搽亮眼睛，劃清界限，做好監督工作。從此以後，語文組的某幾位老師，就和他交朋友，請他輔導函授教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盡心盡力地對他察言觀色，豎起耳朵聽，把他在各種場合說的話，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上綱上線，逐日逐月逐年的記載下來，有時間、地點、在場人，如他說「毛主席也有個人主義」，那是萬惡不赦的大罪，如此等等，統名之曰反黨言論。這位王弟自恃出身好，逃過反右一劫，又有點自命不凡，聰敏過人，恃才傲物，清高孤傲，所以常常好發驚世之論。
再說農村中學的教師，原來大多是解放前的留用人員和沒有被關管殺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經過反右，他們很不少都被清場了，只好從小學提拔，而小學中的優秀教師，大多也打了右派。這樣瘸子裡選將軍，選拔到中學的教師，其學歷和他們所教的學生幾乎不相上下。除了教書參考書，他們沒有讀過什麼書。始終蟄居鄉下，沒有見過世面。王顯柄有時在辦公室裡感時傷物，興起發議，放言無忌，可是這些孤陋寡聞、不學無術的鄉村冬烘先生聽得心驚肉跳，目瞪口呆，於是馬上作即時記錄了。他們比史官給皇帝記「起居注」還要勤奮用功。他們對如何做左派具有天然的悟性。對於任何出離他們見聞的議論，他們都具有警犬的嗅覺。經過辛辛苦苦5年的累積，到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們就寫出了數十至上百張計的大字報——每張全張光連紙，大約可寫寸楷毛筆字幾百千把字，洋洋灑灑地揭露「漏網右派王顯柄的反黨反革命言行」。這些大字報成了校園裡最耀眼的風景。他們成了批鬥王顯柄的急先鋒，居高臨下，聲色俱厲。於是王顯柄成了本地區中小學教師中名列榜首的反黨反革命分子，罪大惡極，臭名遠揚。這些為揭露王顯柄立功了的同事，後來都論功行賞，入了黨，升了官，用同事者的政治鮮血染紅了頂戴。王顯柄從觸及靈魂到觸及肉體，被整得死去活來，九死一生，有一次被打暈，休克了半個月才甦醒過來，由於受到肉體與精神打擊太大，身體受到巨大摧殘，文革後不久即死去。
所謂「拔白旗」是有具體指向的，被指為走「白專道路」者。據《西南師範大學校史》記載，「全院共拔‘白旗’16面，有的教師還被從講台上拉下來」。《武漢大學校史》記載，「直到1962年前後，被插上‘白旗’的專家才先後被甄別平反」。
紅專辯論、向黨交心運動，在我們山東大學最後舉辦過成果展覽會。我記得本年級有一位同學好寫詩，不時有佳作見報。他為自己起了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筆名：吹笛老人。這不過是文人習氣，小資做派，自鳴得意，引人眼球而已，結果竟然被畫成漫畫展覽，極盡諷刺挖苦，批得狗血淋頭，叫人哭笑不得。
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的「緊箍咒」，把每一個知識份子，一個不漏地，緊緊地箍了起來。知識份子劃分為右派，中右，中中，中左，左派，類似於農村的地主、富農、富裕中農、中農、貧農，也是五個等級，人人都有一個「窩」，各就其位——你往哪裡站？你往哪裡逃？
到這時，毛澤東終於實現了他的偉大戰略部署，使知識份子成了黨的馴服工具，反右運動全功告成，得勝回朝。
反右運動的這個迴光返照尾巴，被普遍忽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