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在中國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中國古代的謀士、策士、智囊，都是人文學者。而經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在中國的歷史不超過一百年。中國的智庫，在吸取西方智慧的同時，還應該充分吸取中國智慧。
有人講，「智庫」是一種現代現象。這個說法不正確。「智庫」古已有之。以中國為例，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智庫」。歷史上那些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例如秦始皇、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聖祖玄燁，都有很高明的「智庫」，通常大家只記得他們身邊的某個謀士，例如秦始皇身邊的李斯，劉邦身邊的張良、曹操身邊的郭嘉、李世民身邊的魏徵、宋太祖身邊的趙普等等。其實這些人只是「智庫」的一個代表。
中國「智庫」古已有之
中國古代沒有「智庫」這種說法，但是有「智囊」、「謀士」、「策士」這些概念。「智庫」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任何一個皇帝，無論多麼具有雄才大略，如果沒有高明的「智囊」、「謀士」、「策士」，都不可能成其大業。
中國古代有「養士」的傳統。所謂「養士」，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智庫建設。戰國時期的四大公子，所謂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就是以「養士」而知名的。他們本身是諸侯王的謀士，而在他們的府上，還養了許多謀士，多者達三千多人。
智庫的迅速發展，是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有人估計，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家智庫，這些智庫對於推進全球化、推進各國的公民社會建設，等等，發揮了重大作用。
據統計，中國的研究機構多達2500多家，專職研究人員3.5萬人，工作人員27萬人。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多達2000家。
中國的智庫數量很多，但總體來講，質量不夠高。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中國僅有74家智庫被認可，而美國這一數字是1777個。有人講：「2000個中國智庫，抵不上一個蘭德公司。」還有人講，「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智庫。」這些話可能有些偏激，讓人聽起來不舒服，但卻提醒中國的智庫要加強質量建設。
智庫的質量影響到政府的決策水平和成效。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毛昭暉教授講，從國際視角看，中國的決策失誤率達到30%，而西方發達國家卻只有5%左右。在中國，因為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可以說是很嚴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經講，中國最大的浪費莫過於戰略決策的失誤。世界銀行估計，中國「七五」到「九五」期間，由於投資決策失誤造成的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大約為4000億元~5000億元。
中國智庫需吸取中國智慧
中國智庫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獨立性不強。這裡主要是指各級政府或政府部門設立的智庫；
二是商業色彩比較濃。這裡主要是指行業協會或企業設立的智庫，這一類智庫，基本上屬於商業諮詢機構；
三是專業性有所欠缺。中國的智庫，無論是政府設立的，還是行業協會或企業設立的，在人員構成上，往往是退休的政府官員或企業高管佔了很大比例。這些人雖然具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是畢竟不是專家，缺乏必要的專業訓練和專業素質。
四是知識結構不大合理，這也是我要重點講的一個問題。
中國智庫的成員中，往往是從事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的社會科學專家佔了絕大多數，從事文、史、哲研究的人文學者非常少。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人文學科在中國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中國古代的謀士、策士、智囊，都是人文學者。而經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在中國的歷史不超過一百年。一般來講，人文學者的視野要開闊一些，看問題比較有歷史感，比較有深度，思想也比較活躍，較少條條框框的限制。中國的智庫，在吸取西方智慧的同時，還應該充分吸取中國智慧。
舉一個例子。現在許多人都意識到了GDP這個指標體系的嚴重缺陷，因為它只能反映國內生產總值，不能反映國民幸福。2008年，法國總統薩科齊設立了一個「經濟運行與社會發展評估委員會」，通過18個月的工作，這個委員會完成了一個300多頁的報告。這份報告指出，測量幸福應該同時考慮以下八個維度：物質生活水準（收入、消費和財富），健康，教育，個人活動（包括工作），政治發言權和治理，社會聯繫和關係，環境（當前和未來狀況），經濟和物理的不安全狀況。同時，美國、加拿大也各自搞了一個指標體系。但是，這些西方體系不大可能適宜於中國。
比較而言，不丹學者卡瑪·尤拉設計的指標體系，與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比較接近。卡瑪·尤拉從九個領域來評估國民幸福，包括心理健康、社區活力、文化、時間使用、政府管理、生態、生活標準、身體健康、教育等等。卡瑪·尤拉在講到如何獲得幸福時，是從對兩幅圖畫的解讀說起的，一幅叫做《長壽六寶圖》，一幅叫做《和睦四瑞圖》。這兩幅圖畫包含了很多中國元素，而卡瑪·尤拉的解讀，則包含了許多中國智慧。但是，不丹畢竟是一個小國，它們的那一套指標體系也不一定完全適宜於中國。
建幸福指標需人文學者參與
中國的「新發展觀」與建構和諧社會所要超越和改變的，正是以GDP為核心追求的發展觀和多重失衡的發展模式。對於確立「新發展觀」、建構和諧社會而言，能否有一套與之相應的評價體系來評估究竟做得好還是壞，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要建立一套適合中國國情、體現中國文化特點的國民幸福指標體系，必須要有人文學者的參與。而中國現有的智庫，是以經濟學者為主體的。它們的宗旨就是「只談經濟」。
一個最高級別的智庫，如果「只談經濟」而不談思想，那麼這個智庫的級別再高，也只是行政級別，而不是思想級別。在香港回歸之前，撒切爾夫人說：「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這句話，可以說是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過去三千年的歷史上，中國貢獻給世界的思想還算少嗎？為什麼「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呢？如果我們的智庫，能夠超越「只談經濟」的侷限，廣泛地吸收各方面的學者參與，包括人文學者的參與，「敢於超越一切現有智慧」，就有可能為世界提供新的思想。
原題：中國智庫不應只談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