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門客」？「現代漢語辭典」釋意為「貴族家裡養的幫閑或幫忙的人。」又何謂「名士」？「現代漢語辭典」註釋為「舊時指名望很高而不做官的人。」那麼，怎樣的人才可稱「士「呢？「現代漢語辭典」說是「古代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階層。」這也就是說，「士」乃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來才演變為對知識份子的泛稱。追溯其源乃因古代學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貴冑子弟才有文化知識，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的稱呼。
古代士人喜歡佩劍以顯示身份。（Dreamstime）
春秋戰國養士成風
如果細究「士」的產生則應溯源到周代的分封制。周代的分封制規定天子以下的貴族有三個等級：諸侯、大夫和士。士相比於諸侯、大夫乃是孟子所說的「無恆產」、「有恆心」的最下層貴族。所謂「無恆產」，即士不能佔有土地，而諸侯、大夫都有一定的田產。天子是最高統治者，天子封諸侯國的領地給諸侯，諸侯再封邑給大夫。所謂「有恆心」就是當時的「士」無論有多窮也要佩劍，而佩劍正是當時貴族的標誌。
春秋時代，士人始成，以平民士人為主流，被稱之為「布衣之士」。布衣之士多出寒門，只能以其一技之長為其生計衣食尋覓出路。於是，投靠豪門便成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
彼時正值各諸侯國之間征戰不休，各諸侯國貴冑權臣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勢必要培植私家勢力，也就很需要既有才能而又忠實效命的士人。於是，以召賢為名的養士之風便不期然興起，門客現象隨即風靡天下，除了秦國權臣，山東六國的權臣貴冑大多養有門客。隨著諸侯國的爭霸和兼併戰爭趨於劇烈，各國封君權貴養士之風漸成高峰。
當時依附在大夫和諸侯身邊的謀士、辯士、文士、武士、術士等一批「士」階層的人，或為他們的主人出謀劃策，或穿梭於各國間，為其主人充當說客，他們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門客」。當然，主人為他們提供食宿，他們就要對主人盡忠，從本質上說，門客和主人的關係是豢養與被豢養的關係。但他們又絕對不是奴隸，因為他們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人失勢或對他不好，他就可以選擇離開，即所謂「良禽擇木而棲」。
到了戰國末期，竟發展到秦國和其他各國的權臣貴冑幾乎是人人皆有門客。其中著名的四公子，即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和魏國的信陵君，他們的門客數量號稱「三千」。當然，那些門客不一定是完全出身於「士」這個階層，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許是僅有雞鳴狗盜等一技之長的「食客」，成語「雞鳴狗盜」裡會「雞鳴」和「狗盜」的兩位「異士」，就是孟嘗君收羅的門客。但大多數門客都是來自「士」或者是當時的「名士」。
士大夫朝拜君主。（網路圖片）
「門客」和「名士」
我國古代的士階層乃是一個良莠不齊的知識階層。在此階層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名士」。這裡所說的「名士」，現代人們更多的理解為「指中國古代那些具有真才實學、卻拒絕出仕的知識份子。」這一理解和「現代漢語辭典」註釋基本一致。這也就是說屬於「名士」這個特殊群體的「士」必須同時具備兩個特徵：其一為「具有真才實學」或「名望很高」；另一則為「拒絕出仕」、「不做官」。
顯然，後一特徵是我們後人給能圈進「名士」這個群體的知識份子所定的又一入圍標準。然而在我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時期，「名士」還只是指那些「具有真才實學」的「士」，和是否「出仕」做官或是否想「出仕」基本無關。為證明此說非謬，且引文三則於後：
1、史載，秦國嫪毐在封地山陽起了一座佔地千畝的「名士院」後宣稱：「今日為我門客，他日為秦公卿！」咸陽官署多有官吏去職投奔。
2、《史記》裡說，呂不韋看四公子有那麼多門客，就尋思，以秦國那麼強大的勢力，居然沒有一個類似四公子的人物，太丟人了，所以也廣召名士，讓他的這些門客「人著所聞」，就是把他們知道的東西都寫下來，編著成書，「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這本書就是「呂氏春秋」。
3、作者孫皓暉所著《大秦帝國》多處將「門客」和「名士」並列，其第四部中有一段精彩文字：「當晚，便有信陵君總管帶門客名士三十，平原君總管毛遂帶門客名士三十，兩路車馬到倉谷溪祝賀喬遷。是夜倉谷溪長夜大宴，席間呂不韋請出義妹才女趙姬獻歌舞樂以助興，一時驚動四座名士，盛讚趙姬為「歌舞樂三絕，才情天下無雙」！秦國公子嬴異人當場虔誠求婚，當眾慷慨立誓：「但妻趙女，世做趙人！若得負約，短壽夭亡！」感奮之下，呂不韋慨然應允，許諾一月之內當即為兩人成婚。舉座名士門客交口讚嘆，眾口一詞地恭賀嬴異人與趙姬白頭偕老。三日之後，嬴異人在薛公陪同下與兩路名士門客高車駿馬浩浩蕩蕩地回了邯鄲。呂不韋一直送出谷口十里，方才還莊。」
從這三段文字還可以看出，我國古代至少在秦漢之前的戰國時期「名士」的社會地位大抵和當時的「門客」相當。在當時，不但沒把「名士」看成具有「拒絕出仕」、「不做官」特徵的特殊知識份子，而且名士們還以做「門客」為跳板去實現「出仕」做官的目標。史載「四公子」之一的楚公子黃歇喜歡風雅之士，門客常被他薦舉到國府做官就是明證。
以我們現代人的觀點來看，當時的「名士」也罷，「門客」也罷，其人生目標都是或為求富貴、取尊榮，或為留名千古去建不朽之功業，他們的路徑只能是通過依附某個主子，將自身「工具化」，才能實現。在這一點上，尊為「至聖先師」孔夫子當然是他那個時代的「名士」，但他亦不免時時露出「門客」相。他並不諱言自己「三月無君」便惶惶不安的焦慮，乃至奔波於列國被人嘲笑為「喪家之犬」。這也反映出在孔子時代的「名士」去當「門客」並無地位上明顯的落差。
孔子周遊列國圖。（網路圖片）
各代名士的特性與變遷
到了秦漢時期，「士」的內涵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士，稱為「士大夫」時，常常是在中央政權和州郡縣供職的官吏的泛稱；稱為「士人」時，則一般特指具有較高封建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份子。漢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風骨氣節及學識才能），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故士人或著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恪守封建綱常禮教；或廣泛交遊，廣結朋黨，相互吹噓，以沽名釣譽。
東漢後期，在士人中間清議品題人物之風極盛。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確立，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未經中正品評者，不得出仕為品官。於是士庶對立，漸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為士，否則為庶。士人中，又出現憑藉父輩官爵得以入仕並累世居官的家族，是為士族。
隋唐以後，士族雖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唐宋以後，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品官。也就在這個時期和這個時期之後，「名士」的第二個特徵即「不出仕」、「不做官」開始凸顯。
在此之後，似乎「名士」一辭多指一群隱士、山人、雅客。這個時期一、二特徵具備的「名士」代表人物有漢未的「建安七子」，西晉的「竹林七賢」，東晉的陶淵明、王羲之。這些「名士」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超然於濁世之外，彙集成一股名士清流。這股名士清流到明代終於蔚為大觀，唐寅、徐渭、李贄、袁宏道三弟兄便是這一時期的典範。清代的名士以揚州八怪為代表。
也就在唐宋時期，隨著中央專制政權的建立，盛行於戰國時代的「門客現象」已無太大的政治需要而開始變質了。特別是在明清時期，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專制的兩個王朝，既無春秋戰國時期那種激烈的競爭環境，更不存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需要爭奪人才為其出謀劃策、游辯各國的政治氛圍。
加上許多士人經濟地位低下，如不能通過當時的「科舉」擠身仕途，就只能往來於達官貴府，借權貴之勢存身養家，從而淪為「食客」；而這時的權貴也僅是要借名士、雅客之名以示高雅，並無強烈政治目的。所以紀曉嵐會說：「明中葉以後，山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者，下則廁食客之班，上則飾隱居之皓，借士大夫以為利，士大夫亦藉以為名。」
陶淵明。（維基百科：晚笑堂竹莊畫傳）
是真名士自風流
自《菜根譚》（明朝洪應明晚年所寫的一部論述修身、處世、待人、接物、應事的格言集）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一句話在名著「紅樓夢」中被史湘雲姑娘道出後，「真名士自風流」又給我國歷代「名士」披上「風流」的外衣。
「風流」一辭，一指「有功績而又有文采的」人，如風流人物；又一指「有才學而不拘禮法」的才子和名士，如風流才子，風流名士。其實，在幾千年的封建文明史中，中國歷代知識份子是一個可敬而又可悲的階層。那些具有真才實學、卻拒絕出仕，以風流瀟灑為人生特色的「真名士」們除個別是天生就具有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外，多數是由於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在那險惡的社會環境中所凝聚成的憂患心理所致。
漢未魏晉，天下大亂，戰亂頻繁。在政治舞台上，風雲人物如走馬燈一樣瞬息萬變，知識份子稍有不慎，就會被捲入政治漩渦，遭來殺身之禍；元代，野蠻的民族壓迫把知識份子殘暴地打入「九儒十丐」的苦境；明代中後期，皇帝昏庸、閹黨專權、政治黑暗、私慾橫流，加上八股取士的呆板科舉制度令人窒息；清王朝建立以後，繼續大興文字獄，鉗制自由思想。推崇「真名士」乃是處於困境的那一代知識份子的精神寄託和自我解脫；「真名士」不拘禮法的「風流」乃是他們生存在那混亂、罪惡的時代為保持自身出淤泥而不染、維繫個人高潔的精神品格所顯露的假相。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崇高者，可同情者。
「沉舟側畔千帆過」，古代的「門客現象」像「沉舟」一樣已消隱於歷史的長河中；歷史上以「名士」、「真名士」冠冕的那個知識份子的特殊群體也已不復存在！畢竟人類歷史己進入21世紀，我們對「名士」、「真名士」、「門客」這些沉澱了我國歷代知識份子的歷史文化重新加以認識，定會起到「以史為鏡」的積極作用。
（原標題：名士、門客考—淺論我國歷代的「名士」與「門客」的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