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華思想」是日本學界出於對戰爭原因探討從日本人的角度對中國文化思想做出的一種概括，這種概括的出發點就令作為被侵害方的中國人感到憤怒。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應該認真地思考一下：唯我獨尊的「中華思想」在中國究竟存在還是不存在呢？
作為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了五十多年並致力於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中國學者，我認為「中華思想」在中國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那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極力否定並詆毀的中國人身上，也依然頑固地存在著。
所謂的「中華思想」，說白了，就是中華民族中心主義的觀念。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一個相對完整的文明系統，都存在著自我中心主義的傾向。西方文明所具有的西方中心主義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伊斯蘭文明也有著強烈的伊斯蘭中心主義色彩。所有的這些自我中心主義價值取向都與宗教信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華文明的自我中心主義也不例外。
古代的中國人之所以把自己的國家稱作「中國」，是在中國上古社會的首領部落壟斷了對「天」祭祀的權利之後所建立的一種政治地理觀念。這種政治地理觀念不需要現實的地理結構實測數據作為依據，只是建立在一種強烈的宗教信仰的基礎之上。這種信仰即中國人的最高信仰——「天信仰」。
有人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神論的民族，但是卻看不到最高信仰與多神信仰之間的歷史關係。從終極的意義上說，中國人的信仰與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是同構的，即「一元結構」。只是，在對「天」的祭祀權被最高統治者獨享之後，中國古代社會才發展出了擁有眾多神靈的「地信仰」系統，但「地信仰」系統在等級上是從屬於「天信仰」系統的（下一章詳細論述）。
在古代中國人看來，「天」是唯一的至上主格神，那麼，作為相對「天」而存在的，就是「天下」，而居於「天下」並且唯一享有祭祀「天」的權利之人，當然就必須居於「天下之中」，因為這是「天下」距離「天」最近的地方。
在上古時期，「國」與現代的「城」是近義詞，是大城，是城中之城，類似於現代的「首都」。所謂「中國」，就是居於「天下之中」的大城。只是到了秦代之後，「國」的概念得到了拓展，到了近代，更是與西方政治文化相互激盪，形成了今天的「國家」觀念。
所以，在上古時代，所謂「中國人」，就是特指王城中的居民，也就是「王」的直接親屬和隨從。隨著不斷的文化激盪和民族融合，「華夏」民族的內涵和外延都在持續擴充，其最高統治者的尊稱也從「王」升格為「帝」（「帝」最初為「祀di」，是祭祀用語，專指死去後升天的「王」，其地位高於現實中的「王」），又進而升格為「皇帝」，其統治的區域也在極速拓展，「中國」的政治地理含義也隨之擴大。雖然原來的「四夷」都被囊括在「中國」的範疇之內，但新的「四夷」也在不斷地出現，「中國」所擁有的建立在「天信仰」之上的政治地理含義也在不斷的擴充中得到鞏固。同時，中華文明也在飛速地發展並且壯大，雖然迭經戰亂，社會文明水平出現暫時的停滯甚至倒退，但其總體水平畢竟在向前發展，在三個相對平穩的歷史階段（西漢、東漢、唐）達到了農業文明鼎盛時期，相對於當時的世界各大洲的文明進展水平，中華文明真乃光芒萬丈，達到了「四海賓服，萬國來朝」的地步。想像一下，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橫跨海峽在中日之間旅行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其成功率恐怕不到50％，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渡海之人要葬身魚賦。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日本國一次次向中國派出其勇氣近似於敢死隊的「遣唐使」隊伍，向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和技術，比之今天中國學生蜂擁到美國留學，其熱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勇氣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可見當時中華文明的巨大魅力和向心力。那麼，在這種巨大的向心力的感召之下，無論是作為中華文明主體代表的中國人還是作為被中華文明所吸引的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人，其精神領域產生一種叫做「中華思想」的觀念，是有著強大的現實基礎的。
但是，日本學界所說日本在上個世紀對鄰國發動擴張戰爭是受「中華思想」的影響，的確是有些強詞奪理。
首先，「中華思想」的主體是中國古代的大陸農業文明。農業文明的特質是安土重遷、自給自足的封閉性。作為大陸上的農業文明，在地理上就更加保守，更沒有擴張領土的精神與現實需求，幾千年來不斷修筑的長城就是這種大陸農業文明地理保守主義的典型特徵。這種大陸農業文明地理保守特徵發展到極致，就是明朝（海禁起自元朝，盛於明朝）那種把海邊的居民向內陸撤遷幾十里，在上百年的時間內實行「片板不許入海」的鎖國政策。但是，這種鎖國政策的實行並非出自對位於「天下之中」這種人間至尊權威的放棄，而是出自一種高傲的、矜持的對自身至尊地位的維護，這從永樂皇帝發給日本政府「本」字勘合一百道，「 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明史》）這一歷史記載就可以清楚地體現出來，明朝皇帝在實行海禁的同時對於海外「藩國」日本依然是十足的宗主國氣派。
其次，近代以來對外擴張領土的殖民戰爭是建立在工業文明的發展需求之上的。規模化的大工業生產是建立在兩大需求之上的，其一是資源，其二是市場。這二者都是工業化之前的國家政治地理分隔現狀所不能滿足的。由於西歐國家是工業文明的發源地，因此，西歐國家對於資源和產品的貿易需求也就特別強烈。但是，對於依然處於農業文明階段或者農牧混合文明階段的國家來說，不僅本身沒有這種需求，對於別國強加在自己身上的這種貿易交流方式也不適應，並且會本能地出於自衛而進行抗拒。這樣的兩種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誤會與衝突在清朝的乾隆皇帝接見英國貿易代表團時表現得尤為充分。1793年，英國派馬戛爾尼率領貿易代表團抵達中國，要求兩國通商，互相開放口岸。但乾隆皇帝卻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回信中說：「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赍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今天讀來，乾隆皇帝的回信顯得荒謬可笑，這是因為我們站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的常識立場上去看兩百年前發生的事情。但是設身處地去想一想，代表農業文明的乾隆皇帝其實並沒有說錯什麼。不過對於代表工業文明的英國來說，資源與市場的獲得是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所在，既然資源與市場不能用正常的貿易手段獲得，那麼就只能訴諸於擴張性的殖民戰爭。
日本作為亞洲工業化的先發國家，本身又處在資源貧乏的島國，在進入工業文明的發展階段之後，馬上就面臨嚴峻的資源與市場雙重短缺的考驗，再加上面前就有西方工業化國家用戰爭手段在亞洲掠奪資源與市場的成功先例，走上用軍事手段對外擴張的戰爭之路就幾乎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國際關係，只有利益的博弈，歷來毫無道德可言。但是作為戰勝國，卻可以用道德的武器去譴責戰敗國。這也是國際慣例。在這種譴責面前，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卻拉上「中華思想」這塊招牌作為武器進行抵擋，好像自己去戰爭手段去侵略別國是為了傳播先進文明，這實在是文不對題的生拉硬扯。
但是，古老的中華文明和中華傳統信仰，確實使得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內心深處擁有一種不可泯滅的強烈自尊，這種強烈自尊使得中國人作為亞洲中心文明的主體擁有者，在各個歷史階段表現出與別國人迥異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並且至今仍然左右著中國人的價值取向。
在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在亞洲碰撞的初期，作為亞洲農業文明的主體代表，中國人的這種強烈自尊表現在行動上顯現的僵硬而又愚鈍。當作為中華文化的次文化國家日本已經心悅誠服地全盤接納工業文明的思維模式和生產方式之時，中國人還在為自己的文化自尊付出沈重的代價。直到這種代價達到極致，面臨亡國之危、亡種之危時，中國人才在最後的關頭承認現實，並且掀開了一場持續了一百多年的「救亡運動」的序幕。
這場浩大的救亡運動，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發起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開始，期間經歷了康有為、梁啟超以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主導的「戊戌變法」改良運動；孫中山、黃興等主導的推翻滿清皇帝的辛亥革命；蔣介石領導的包括「北伐戰爭」和「剿共戰爭」在內的失敗的第一次國內統一戰爭；蔣介石領導的、國共兩黨共同主導、全國人民共同參與的抗日戰爭；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的、國共兩黨共同主導的慘烈的第二次國內統一戰爭，毛澤東、劉少奇領導的包括「土改運動」、「剝奪資本家」、「人民公社、大躍進」在內的血腥的共產主義經濟建設運動；毛澤東領導的荒謬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胡耀邦、鄧小平等人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鄧小平領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實用主義」運動；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人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運動⋯⋯直到今天——2011年1月，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已經高居第二位，但是這場持續了一百多年的「中華民族救亡運動」還在有力地向前延續著，「亡國亡種」、「落後挨打」的危機意識依然像一把利劍懸在中國人——特別是那些知識精英們的頭頂上，雖然這些知識精英們內部派別林立、壁壘鮮明，但有一點認識卻是統一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國依然面臨著巨大的危機。
在這一百多年當中，無論穿著什麼衣裳，打著什麼旗號，走著什麼路徑，使著什麼手段，一以貫之的主體只有一個，那就是「民族救亡」。
「民族救亡」不僅在現實層面是行動的最高目的，在精神層面也成為判斷是非的最高價值。
縱觀世界，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或許除了猶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國之外）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持續180年的時間裏、通過十幾代人的獻身和奮鬥，把一場「民族救亡」運動進行得如此悲壯和堅韌。
在這場「民族救亡」運動的背後，屹立著一個在現實中也許並非合理、在精神上卻是無比強大的存在——中國——天下之中的中國。
如果說這個信念就是「中華思想」，那麼這個「中華思想」是的確存在的。
（《臉背後的中國》節選3）
